馬英九激情演說驚呆世人：中國是抗日戰爭的戰敗國
馬英九說，所謂中國是抗日戰爭的戰勝國，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戰勝國，又失地又得不到賠款？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中國2億兩白銀賠款，相當於日本7年的財政收入，二戰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人1分錢都沒有拿到，天理何在？而且日本從來沒有承認戰敗，日本從官方到教科書和媒體都使用“終戰”一詞。有人問馬英九，假如你獲得日本2萬億美元戰爭賠款，你會拿來做什麽？馬英九說，我會像1895年日本從馬關條約獲得中國2億兩白銀賠款那樣，優先用在教育上，讓鄉村的孩子們都上得起學。
二戰結束後，日本作為戰敗國被盟軍占領，當時的中國作為美國的盟國，完全有能力收回琉球群島和釣魚島，隻要中國開口，這些島嶼的管轄權很容易歸還中國。可是，忙於內戰的中國人已經顧不上這些領土，放棄了大好機會。俄國人和韓國人占領了原先屬於日本的島嶼，犧牲最大的中國人什麽都沒有得到！中國是一個得不到賠償也得不到道歉的戰勝國，是一個隻有犧牲而沒有勝利者權利的戰勝國，是一個為了內戰需要隨時準備與日本和解的戰勝國，是一個不會懲罰敵人隻會兩黨兩派自相殘殺的戰勝國！
直到1970年代，美國人把琉球群島和釣魚島的管轄權正式交給日本的時候，中國人才逐漸醒悟，因為自己的疏忽，不但琉球群島得不到，連釣魚島都要失去了！而在這之前，沉迷於內鬥的中國人已經有數千萬人死於文化大革命等殘酷的政治運動。
中國人就是這樣一個悲劇的民族，它總是熱衷於民族內部的自相殘殺，而對關係到民族福祉的生存空間漠不關心。領土是一個民族的生存空間，是一個民族最大的財富和最寶貴的資源。對一個民族，不管采用什麽樣的意識形態，無論實行民主還是專製，沒有生存空間一切都是空談。中華民族近代以來，丟失了大量的領土，生存空間遭到極大的萎縮。今天，我們保衛釣魚島，就是要向全體中華民族，要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我們再也不能丟失一寸領土了！”
二戰結束後，俄國人把被俘的德國軍人和日本鬼子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役，大部分人死在勞改營裏。可是中國人卻把大量的日本鬼子兵遣送回日本，少部分戰犯關押在戰犯管理所，好吃好喝，最後全部遣返。中國以德報怨，換來的是日本人的輕蔑。俄國人殘酷懲罰日本，獲得日本人的敬畏。這充分反映了中俄兩個民族不同的民族性。
中華民族是個自虐型的民族，它對自己的同胞百倍地殘酷無情，卻對殘害自己同胞的日本鬼子百倍的仁慈。中國人對同胞是冷漠的、厭惡的、凶殘的，而對外國人卻是熱心的、喜歡的、敬畏的。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對日本俘虜優待備至，把他們像老爺似的供養起來，寧願自己吃少點、吃差點，也盡量讓日本俘虜吃多點，吃好點；日軍撤退後，中國人民無微不至地撫養日本人留下的孩子，用中國人自己的話說：“孩子是無辜的。”
中國人真的又把“無辜的”這個詞抬得太高了麽？不盡然。中國人想來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吧！在那場殘酷的政治運動中，中國人對那些所謂“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又何其殘忍無情，他們被迫與他們的父母“劃清界限”，被逼離出校門，被剝奪政治權力，被關被打……
中國人“對內殘酷，對外寬容”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與其它民族形成鮮明對比。以釣魚島為契機，實現對日開戰，讓中國人擺脫內鬥魔咒，改變中國人喜好內鬥的形象，讓中華民族團結起來！
我們讚同和平發展，但是絕不能軟弱退讓，不能有懼怕戰爭的思想，當中國的領土釣魚島被非法侵占的時候，中國人應該拿出決心和勇氣，用大炮的震耳欲聾聲讓敵人顫抖！應該讓他們知道中國人不是一群隻知道口頭抗議的懦夫！
The trigger for the Japanese Pearl Harbor attack was the US oil embargo against Japan, and the
reason for the US embargo was to force Japan to exit from China. China, mostly under the Nationalists,
was able to hold off the Japanese for many years, but defeating Japan all by China was not a
realistic probability. This is the core of the (mostly correct) Nationalist defense strategy.
The Japs are willing to be the US poodles but completely ignore the Chinese for a reason.
The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Japan is her eternal enemy.
Asking for their apologies makes little sense. When China is able to send strategic bombers to fly
around Japan on a regular basis (like the Russians can), whether Japs apologies or not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俄國占了最多中國土地 美可沒占 怎不打走俄國? 向俄一麵倒的毛才是賣國賊 擁毛的是白癡
----為什麽毛不把蘇俄鬼子從中國領土上趕走呢？！“ 反對毛澤東的都是賣國賊”？？？就你這種認識和思維方式，就知道茅左都是些什麽貨色了？！
謝謝！學習到不少知識。從這些事都可以知道中共一貫采用雙重標準，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完全沒有什麽民族氣節。
二戰後蘇聯在東北濫發軍用券,大量搶購中國物資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09年05期，作者：盧立菊 付啟元，原題：《劉順元被“冷凍”的前前後後》
劉順元（1903-1996）是中共重要的領導幹部之一。從上世紀20年代參加革命工作時候起，他先後擔任過中共濟寧特支書記、江蘇省委滬西巡視員、陝南特委書記、安徽省工委組織部長等。1947年任旅大地委副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他曾與劉少奇推心置腹地談心，一度是陳毅的親密棋友……然而這樣一位赫赫有名的同誌，新中國建立後卻被“冷凍”了四年。
一、失望
話得從劉順元到東北談起。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為了獲取有利的戰略要地，以防國民黨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決定從華北、華東、西北各解放區抽調十萬大軍和幾萬幹部，日夜兼程地奔赴東北，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當時擔任淮南區黨委副書記的劉順元，出於對東北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的理解和對蘇聯特殊的仰慕之情，便主動要求去東北工作。
經過長途跋涉，劉順元和他的妻子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沈陽附近的蘇家屯。在那裏，剛從沈陽撤出來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幹部科長李之璉悄悄告訴他：東北局是被蘇聯紅軍趕出沈陽的，蘇軍司令部曾威脅他們說：“你們不走，我們就用坦克把你們趕走。”劉順元半信半疑，當他乘上蘇聯管理的火車去旅順赴任旅大地委副書記時，看見一列列滿載著中國的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駛往蘇聯，又親眼目睹了蘇軍士兵的一些不堪之舉。蘇聯的神聖光環，在劉順元心中黯然失色。
在旅大，劉順元經常聽到當地老百姓稱蘇軍為“大鼻子”和“老毛子”，劉順元一開始認為這是國民黨進行反蘇宣傳造成的。後來經過在工人群眾中的調查了解，他發現：蘇聯士兵軍紀鬆弛，引起了老百姓的強烈反感。他曾聽見一位工人歎氣說：“咱們關東人運氣不好，‘小鼻子’走了，又來了‘大鼻子’。”劉順元所在地委機關辦的合作社裏，也常有蘇軍士兵將子彈和衝鋒槍偷出來換酒喝，甚至連樓房的柚術地板，也被蘇軍士兵撬去烤火。劉順元為以上這些事善意地向蘇軍司令部反映，他們卻說：“攻占柏林他們是有功的，難道還能為這些小事就槍斃他們嗎？”劉順元感到非常失望。
二、抗爭
盡管以劉順元為首的旅大地委對蘇軍的所作所為感到不滿和憂慮，但為了黨的利益，還是顧全大局，與蘇軍司令部緊密地合作。但在籌組關東行政公署的時候，劉順元與蘇軍還是發生了衝突。
矛盾的焦點是官員的配備問題。蘇聯為了便於控製公署，要求任命大商人遲子祥擔任關東行政公署的主席，並且要由遲子祥舉薦的人任財政廳長、建設廳長和商業廳長；而中共旅大地委的主要負責人劉順元隻能任副主席。這是赤裸裸地要建立一個完全聽命於蘇聯的地方政府。遲子祥在日本統治旅大時期，擔任商會會長，有不少劣跡。蘇軍占領旅大後，他最早打出維持會的旗幟歡迎蘇軍，以後又逢會必振臂高呼“斯大林大元帥萬歲”，贏得了蘇軍的好感。劉順元反對由遲子祥擔任關東行政公署的主席，為此曾向東北局和南滿分局報告。東北局和南滿分局從全局利益出發，回複說：“旅大是蘇軍管製區，大政方針還是以蘇為主。”劉順元隻好表示同意由遲子祥任關東行政公署主席。
關東行政公署成立後，蘇軍司令部遇事並不是派人到關東行政公署來協商，而是采取過去的老辦法，把關東行政公署的官員找到蘇軍司令部去訓話。蘇聯人要中國官員回答問題或匯報工作時，中國官員必須站立起來，恭恭敬敬地說聲：“報告，我是關東行政公署的某某。”這使劉順元不禁想起中國近百年任人宰割的曆史。同時，蘇聯人對中國官員的衣著、裝束也加以約束，要求凡是關東行政公署的官員，都必須著西裝、係領帶、穿皮鞋、留長發、刮胡子；並說不這樣打扮，人家會說是“八路”。劉順元有一次忘了刮胡子到蘇軍司令部開會，蘇軍司令競嘲諷道：“劉主席沒有錢理發嗎？沒有錢到我們這裏來領幾個錢去！”劉順元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極大的侮辱，隻是為了保持與蘇聯的友好關係，還是容忍著。但是不久，在為貨幣改革和簽訂中蘇合作協定上，因事關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劉順元終於拍案而起。
1947年5月17日，蘇軍司令部通知關東行政公署和中共旅大地委，以國民黨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中將為首的視察團將於6月初來大連視察。為了使國民黨不能染指大連的事務，宣布立即實行貨幣改革。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蘇聯人到東北以後，濫發軍用券，這種券紙質很差，印上1元、10元，上麵用中文寫著“東北地區通用，拒用者按軍法懲治”。他們靠這種軍用券，把東北的許多物資弄走了。以後國民黨派視察團來，要求接管大連。他們怕國民黨拿這種軍用券搶購物資，想出了一個對付的辦法，來個貨幣改革。
改革的內容是：居民所擁有的軍用券（蘇軍到東北發放的），都必須到兌換所重新加印記，才能繼續使用。蓋印前，還在軍用券上貼一張小紙條，把原來麵值較小的貨幣，變成麵值較大的貨幣。這種辦法實際上就是貨幣貶值，農民養的一隻雞，轉眼就成了一隻雞蛋了。除了貨幣貶值，還實行現金管理。規定“在兌換期間，凡居住於關東地區之人民每一成年人應有蓋印記之鈔票，以3000元為限；每16歲以下者以1000元為限”。劉順元認為這樣會把經濟活動掐死，工廠生產沒有流動資金，嚴重影響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向蘇軍司令梅尼茲柯夫反映，梅尼茲柯夫卻蠻橫地說：“我們管不了這些！”並要求劉順元以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身份，到大連電台去講解這次貨幣改革的意義和辦法，遭到劉順元的嚴辭拒絕。
緊接著在簽訂中蘇合作協定時，雙方又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在協商簽訂中蘇合作協定的過程中，蘇軍通知劉順元帶上行政公署的圖章到大連的蘇軍司令部來。劉順元匆匆忙忙趕到司令部的時候，卻在那裏等了兩個小時，到了午飯時分，蘇軍一位少尉出來通知說：“簽協定的地點已經改在旅順的總司令部，請你馬上趕到旅順去！”劉順元趕到旅順的時候，聽說文件還沒有起草好。又等了兩個小時，蘇軍才慢騰騰地出來說：“現在文件搞好了，你們可以簽字了。”劉順元覺得在事關中國權益上不允許中國人作任何討論，便要強迫簽字，這是對中國人民的極大侮辱，於是便氣憤地拂袖而去。
三、被逐
由於劉順元在貨幣改革和中蘇合作協定簽字兩個問題上，沒有順從蘇軍，並且他曾在蘇軍的眼皮底下發展中共的軍工生產，蘇軍司令部非常惱火。他們迅速向莫斯科報告，要求把劉順元逐出旅大。
莫斯科接到報告後，同意對劉順元采取果斷措施。1947年9月蘇軍代表巴申對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秘書長杜平說：“這是我的總司令、副總司令的意見，請你把問題報告上級，予以解決！”同時，蘇軍司令部的彼得·羅夫斯基中將向旅大地委書記韓光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旅大地委進行了專門的討論，一部分同誌對劉順元大義凜然的行為表示支持和欽佩；一部分同誌或明或睹地指責劉順元帶頭“反蘇”。旅大黨內的意見分歧，反映到南滿分局，南滿分局書記陳雲指示在黨內展開討論。正當旅大地委爭論激烈的時候，1947年10月30日蘇軍司令部下達最後通牒，旅大地委的所有領導人屈於蘇聯的壓力，都不得不公開表示擁護蘇聯。旅大地委書記韓光無可奈何地說：“我思前想後，咬緊牙關，隻得讓劉順元下水了！”第二天，旅大地委書記宣布人事變動：劉順元辭去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其他對蘇軍有不滿言論的同誌，或靠邊休息，或被降職使用。劉順元就這樣含著滿腔義憤離開旅大。
四、“冷凍”
劉順元被逐出旅大後，一些中共領導人對他的境遇非常同情。陳毅曾好言勸慰他：“這哪是什麽反蘇嘛……”並推薦劉順元擔任剛解放的濟南特別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治委員。
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同成立。當時我們整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對蘇一邊倒，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報刊都先後發表文章批評鐵托集團反蘇，劉順元的處境日漸艱難。與此同時，斯大林派出了以蘇共中央委員、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為首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來中國。他們名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為考察中國對蘇聯的態度；而且指名要訪問劉順元為市委書記的濟南，看看中共中央有沒有處置對蘇聯不友好的劉順元。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中蘇兩黨的關係，非常器重劉順元的劉少奇歎息說：“劉順元的工作隻好動一動了。”
1949年12月下旬，劉順元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通知，要他赴北京聽取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在北京，劉少奇派專車把他接到中南海自己的辦公室麵談，對他說：“旅大的事，關係到中蘇兩個大黨、兩個大同的關係，而搞好中蘇關係，是我同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屜頭等的政治問題。所以我找你來，不是勸說你，而是命令你，從搞好中蘇兩大黨、兩大國關係的角度，認真地寫一份檢查。至於旅大的主權，我們遲早都要收回的嘛。”
劉順元回去以後，認真地寫了一份書麵檢討，交給中共中央，同時他被連降三級，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下屬的財政經濟委員會規劃局局長，在華東局機關內做一些不需要出麵的工作。劉順元從此被“冷凍”起來。
斯大林逝世後，當年不得不命令劉順元“隱姓埋名”的劉少奇下達指示“可以重新分配工作了”。這樣，劉順元複出，擔任江蘇省委副書記的職務。劉順元的複出，意味著旅大事件的實際平反。他於1955年2月當選為江蘇省副省長；1956年1月，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1957年代理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文革”中他受到衝擊，“文革”結束後，先後當選為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84年離休。1996年2月因腦溢血逝世。
沒有？那可不好。品德有問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