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帝王唱讚歌，隻為蒼生說人話”的柏楊先生給我們留下了一係列閃耀著人性光輝的不朽巨著，《柏楊曰》就是其中的一部。 《柏楊曰》（讀通鑒•論曆史）是《柏楊版資治通鑒》的精華版。細讀全書，觸動最為深刻的是柏楊先生不斷重複的一句話：“中國人，你的名字是苦難！”動輒被屠城、被大規模坑殺；軍隊糧草不足時，多抓百姓充當軍糧煮了吃；還有兵團綁架百姓到大街上屠殺切割，零賣人肉，像對待豬羊一樣…… 中國人，你的名字是苦難！頻頻上演、史不絕書的太多苦難太讓人毛骨悚然、驚心動魄了，不忍卒述！ 中國人為什麽這樣的苦難？原因在哪裏？ 優點不說跑不了，缺點不說不得了。讀《柏楊曰》，痛感於我們傳統文化中腐朽卑劣的一麵，或可稱之為國人之劣根性，鬱結於胸，不吐不快。 我們常說自己是文明古國，以五千年的古文化源遠流長、光輝燦爛、世代傳承、延續至今而自豪。而與我們的古文明齊名的古埃及尼羅河文明、古巴比倫兩河流域（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都沒有能延續下來，湮滅了。 真是這樣的嗎？其它的遠古文明，比如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分明不是湮滅了，而是不斷地與時俱進，不斷發展進步而升華，形成了當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類社會主流價值，以及分權製衡的現代先進政治文明。 而我們的文明呢？所謂的一脈相承、延續至今，隻不過是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拒絕進步。由於固步自封的太久，反而沉澱了太多又臭又長的腐朽成分，然而我們自己卻自我陶醉在“悠久燦爛”當中，不自覺。 我們的大眾文化是明哲保身的文化。傳統文化中最卑劣的一個部分——明哲保身，兩千多年來不斷受到鼓勵和讚揚，至今不衰。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隻是沒有說出來，看透別說透，還是好朋友，這就是當今絕大多數中國人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你膽敢不識時務，冒天下之大不韙，“傻乎乎”的說了出來，怎麽能不招致非議、不受到非難排擠呢？是非可以不分，黑白可以不明，活命才是第一。你堅持分辨是非黑白，就是個沒有頭腦的傻瓜，別想有人會敬佩你，不惹人哄堂大笑就不錯了。 我們的傳統文化對於不能明哲保身的人，總是冷嘲熱諷，譏笑備至。自己沒有道德勇氣，反而譏諷有道德勇氣的人，這種明哲保身的“聰明人”太多，正是中國人不盡苦難的源頭。明哲保身的“正人君子”布滿官場，促使我們的文化一天比一天墮落，越來越缺乏正義和道德勇氣。在明哲保身的哲學引導下，中國人有一種神經質的恐懼，連自己應有的權利，都不敢挺身保護，唯恐惹禍招災。 明哲的意義，就是畏縮圓滑、崇拜權勢、喪盡禮義廉恥。判斷一個人而用能否明哲保身作為標準，說明他不但媚俗，而且簡直是沒有良心。 一個人如果隻要活著，而不要是非黑白，那麽還活著做什麽呢？人，還是要有一點品格、有一點精神的。我們對在權勢麵前低頭的人，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而我們對敢說敢做、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人，從心底深處生出欽佩。我們深深了解那才是人類中最可貴的道德勇氣，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和希望。 我們的大眾文化是奴顏婢膝的馬屁精文化。我們官場文化的本質是等級文化、勢利眼文化。被當權分子所豢養的、信奉明哲保身的“知識分子”都避饞畏饑、膽小如鼠；他們追求的是曲學媚世、持祿固位；他們堅決不願意探求真理，卻精於在官場上搖旗呐喊，為當權分子製造迫害老百姓的理論根據，為虎作倀，助紂為虐。他們一味心思鑽研拍馬屁的學問，勇於拍馬屁，以拍馬屁為榮，一個個都成為了精於拍馬屁的馬屁精。當權分子放個屁，這些馬屁精們立刻就能發明出這個屁的偉大精神、哲學意義。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當中，實在是沒有什麽東西能比拍馬屁更精致的了。《資治通鑒》記載：公元875年7月，一望無際、漫天遍野的蝗蟲從東向西飛來，遮陽蔽日，所到之處，樹葉和莊稼全被吃光，隻剩下赤地千裏。首都長安京兆尹（特別市長）楊知至奏報說：“蝗蟲飛到京畿，不吃莊稼，都抱著荊棘而死。”官員們於是紛紛向皇帝祝賀。你能說這樣的馬屁不精致嗎？我們的馬屁精文化實在是源遠流長，蔚為大觀。 拍馬屁無底線，隻因是拍馬屁，所以才精致。拍馬屁的人太多，互為補充，互相競爭，以至於精益求精，“馬屁精”的稱謂由此而來。馬屁的精致登峰造極，就是一代代、一群群，直到現在依然還是不竭不盡的馬屁精大軍所造就的。 當權分子也大多都是混沌之輩，馬屁精怎麽拍，他就怎麽信。當權分子與馬屁精就是這樣的狼狽為奸，雙倍無恥。 馬屁精文章不歌頌應該歌頌的人和行為，隻歌頌奴顏婢膝、媚上求榮的人和行為，中國人的品質就這樣被敗壞了。 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一種戕殺精英的自戕文化。從比幹到商鞅，從嶽飛到袁崇煥，從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到徐錫麟、秋瑾、宋教仁，從遇羅克、王佩英到張誌新、林昭，從顧準、李慎之到何家棟、謝韜，乃至於到今天的焦國標、辛子陵、茅於軾等諸公，從整風到反右，從鎮壓“反革命”到平定“暴亂”，幾乎每一個剛烈正直人士的遭遇都艱難、坎坷、悲慘。戕殺精英，自古而然，至今未息。有一位女士說：“我是一個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證麵對苦難時保持沉默。假如我麵對苦難和惡行保持沉默，那麽下一個被惡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這位女士不僅是這麽說的，而且也是這麽做的。就在這個月內，這位女士被判刑了。這位女士叫王荔蕻。 暴政誣殺異己，暴官誣殺無辜，強梁就成了公理，不僅摧毀法律，而且摧毀道德人倫。一個社會，你敢剛烈正直就要付出血肉模糊的代價。太多的千古奇冤，人的尊嚴受到無底線地長期摧殘。對社會的影響，既深遠而又凶惡，使中國人患上神經質恐懼病——恍惚、反複、狡獪，隻敢奴顏婢膝、崇拜權勢，不敢明辨是非善惡。當廚師把手伸進雞籠，要抓出一隻雞宰殺時，雞群因驚恐而啼叫蹦跳，震動耳鼓。廚師一旦抓定一隻拖了出去，其它的雞便安靜地排排而臥——感謝廚師手下留情，準許它們繼續活在籠子裏。中國人，在太多的時候，太像這籠子裏的雞。 冤獄，不單是政治問題，症結埋在我們傳統文化的深處。明哲保身，不明哲的精英便要被戕殺，這種戕殺精英的自戕文化該結束了！ 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固步自封的保守文化。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下詔征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的人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劉徹采納，儒學遂成了神聖的國策。而儒家是崇拜祖先、厚古薄今的，凡是促使中國進步的任何改革措施，儒家係統幾乎全部反對，於是造成中國幾乎是兩千年的停滯。儒家學派的始祖孔丘，雖然崇古，但也是一位心胸開闊、見解智慧，以及教人不誨、使人敬佩的教育家，在儒家學派的造神運動下，被塑造成一位不可侵犯的聖人，因而也承擔了阻礙進步的惡名。 儒家思想被定於一尊，完全剝奪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你要是膽敢超出“聖人”劃的圈圈，就必然有文化打手憤憤出拳。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不但不可以跳出儒家學派大圈圈，還不可以跳出“師承”的小圈圈。儒家的知識分子再也用不著思考，因為古之聖人已經思考得很全麵、很精密了。這種精神在今天中國社會流行的武俠小說裏也得到充分表達，江湖好漢醉心的是，從古人秘笈中尋求武功，很少自己發明武功，門徒的武功再高強，也永遠高強不過師父。 中國史書，除了記載帝王將相之外，遇到儒家係統有一丁點表現，總是特別誇張，以使流芳千古。而對非儒家領域的發明創造，幾乎全部抹殺。八世紀二十年代製造的“渾天儀”、“地動儀”，應是精密的天體物理學上的一個重大貢獻，然而《資治通鑒》卻潦草幾句，既不記載是誰發明的，也不記載是怎麽製造的。 儒家學派最恐懼的莫過於史無前例，一旦沒有了古人古事可以遵循，立刻就成了夜盲。積極進取必然會被消極保守的儒文化視為敵人，凡積極進取、銳意創新、意圖改革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以至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趙（紫陽）新政，古往今來這樣的例子已經太多，不勝枚舉。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文化和古希臘一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曾發出萬丈光芒的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從獨尊儒術開始，中國人被一家之言——儒家思想控製，隨著歲月的延續，控製也越加嚴密，終於幾乎喪失想象的空間，中國人的視界、擔當、氣魄，以及高貴的情操，逐漸萎縮。 任何一種思想，即令是最可敬的思想，隻要定於一尊，就會變得可厭。中國文化像一條澎湃壯觀的大河，儒家學派定於一尊之日，這條大河開始一渣一汁地沉澱。千百年來，由於沉澱太多，而停滯、而腐朽、而缺氧，而終於成為一個龐大的醬缸。 我們的大眾文化是自虐的奴隸文化。梁啟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心態：“自己被奴隸根性所束縛，而複以煽動後人的奴隸性而已。”在專製政治製度和儒家文化的聯合作用下，中國人的人格，一直被淩辱、被蹂躪，不能保持尊嚴。你膽敢有一點點尊嚴，有一點點羞恥之心，暴君暴官，以及馬屁精之類，立刻怒火衝天。 儒家文化決不允許人們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最善於侮辱人的尊嚴，從侮辱中迷醉靈魂，獲得被虐的快感。因為自己怯懦，所以也絕不希望別人勇敢，因為別人勇敢，恰恰反襯出自己膽小如鼠。 儒家主張“君尊臣卑”，對君主的無限權力，束手無策，唯盼望他能有高貴的品德，自我約束。在儒文化的籠罩之下，中國人便隻能世世代代做奴隸，期待明君聖主，一旦遇不到明君聖主，便隻有引頸就戮的份了。縱然是在朝廷之上被扒下褲子受廷杖，被打得皮開肉綻、一命嗚呼，那些大儒們也不敢反抗一聲。對“屠滅三族、株連九族”的酷刑，以“仁義”自許的儒家高級知識分子兩千年來噤若寒蟬。 中國君王最主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如何使部屬效忠，一切儒家學派的努力，也都朝向這個目標。禮教所以被重視，就在於它能使人心甘情願地當仆當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儒家跟君王合作，組織聯合政府，而是君王利用儒家“君尊臣卑”的學說，奴化人們的思想，使百姓更容易被控製。隻要是對當權者有利的建議，儒家知識分子就如醉如癡地讚成，永遠不會想到如何保護小民的權利和尊嚴。縱然是對當權分子的諫諍，目的仍然是維護統治者的地位、保護當權者的利益，警告當權者如果再繼續施虐施暴，就可能失去權力，而不是為了保護百姓的尊嚴和權利。 儒家學派跟權勢結合，追求的是安定不變。在儒文化的熏陶下，中國人的道德勇氣逐漸消失，大家都變成了一堆軟柿子，官老爺想怎麽捏就怎麽捏。 對毫無人性殘酷折磨半數中國人（女士）一千多年的纏腳陋俗，儒家知識分子不僅未予譴責鞭撻，反而由衷讚美，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讓人匪夷所思。傳統文化之醜陋腐朽，中華文化之恥辱，莫此為甚！對於較少女纏腳更為悠久的一門“藝術”——宦官，儒家的知識分子們也早已習以為常，以為理所應當。 中國人太善良了，善良到成為懦夫，甘為奴隸。而懦夫和奴隸，正是暴政的幫凶。善良人的恐懼，正是暴政的土壤，正是對邪惡的鼓勵。 我們的傳統文化是鼓吹暴力的文化。我們五千年來政權的轉移方式，不外兩種：一是不流血手段，二是殺人如麻。對於和平轉移，儒家知識分子斥之為“篡奪”；對於暴力出來的政權，則歌頌它“得國最正”、神聖合法。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從上古到近代，中國幾乎全是暴力出政權。靠暴力起家的統治者，習慣於暴力萬能，對於任何反抗勢力，隻知道鎮壓。他們隻看到百姓反抗，而看不到反抗的根本原因。於是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那些馬屁精們替君王指出原因，認為是一小撮刁民叛徒不安分的緣故。暴君有了這項理論根據，就更凶不可擋，肆無忌憚。這樣的文化，簡直是被奸者對強奸者的獻媚。 我們的大眾文化是混的文化。近來怎麽樣？混唄！混得怎麽樣？混得不錯嘛！大家都在混，中國人的最大悲哀之一，就在這個“混”字上。 儒家培養出中國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識，道家培養出中國人的消極無為，佛家培養出中國人逆來順受的卑屈心靈。 政治運轉的軌跡，常被政治文化所決定，中國過去的每次革命幾乎都停留在原地盤旋，不但不能起飛，反而更向地域下陷，原因脈絡可尋。西方則無論英國推翻專製、美國三權分立、法國砍掉國王人頭，而政治品質都在節節躍升，人性尊嚴也日益提高。西方文化中，很早就肯定人權、平等、自由、法治和權力製衡，而用心追求。中國恰恰缺乏這些。中國人寧願吃“苦中苦”，也要成為“人上人”，心底裏壓根兒就沒有平等觀念。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兩千多年間，政治以及文化學術，漫漫如同長夜，一片漆黑，所有反抗暴政的鬥爭，幾乎每次都帶給人們比原來暴政更沉重的枷鎖。 最使人困惑的一件事是：羅馬帝國怎麽一開始就有元老院？當中國正沉醉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追求思想統一的時候，希臘、羅馬已了解議會政治和權力製衡的功能。 我們都知道井底之蛙坐井觀天的故事，儒家文化就正像是一口井，我們就在這井中困坐了兩千多年。一個民族自我陶醉在“偉大、悠久、燦爛”的洞穴中太久，心智便不可能開闊，不僅看不到別人的長處，也看不到自己的短處。 美國為什麽強大？我們為什麽不強大？你抱著落後的文明不進步就必然落後，落後就必然被淘汰！ 難道我們的文化當中就沒有積極進步的成分嗎？當然也不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確博大，百家爭鳴，各種文化元素都存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也有自由民主法治等成分，但遠不是主流，而多是鳳毛麟角、曇花一現式的，被遺忘在角落裏，人們難能想起、難得一見。 與儒家文化勢不兩立的是俠義精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唯一向苦難大眾伸出援手的，隻有俠義之士。“俠”是社會黑暗麵的產物，以補求政治法律的不足。“儒”要求忍受，“俠”則挺身反抗。全中國的知識分子都醬在“天王聖明，罪臣該死”的奴性呻吟中，隻有俠義之士，才敢向這種“禮儀聖訓訓勉，風俗習慣確立，教化完成”的統治階級挑戰。 俠義精神就是道德勇氣，一個民族失卻了俠義精神就成了一堆爛泥。 我們的文化當中有牛郎織女、七仙女、梁祝、白蛇，有人們從內心最深處、潛意識裏對人性的純美性情的向往和讚美！ 我們的文化當中蘊藏著誇父追日、刑天舞戚、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的精神、氣概、風采和氣度。這種蘊藏在我們民族集體無意識裏、潛意識裏的誇父精神、刑天氣概、精衛風采、女媧氣度才是我中華文化的元氣，才是我中華文化的始源和本真！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曆史創造精神支撐著我們走過了五千多年，屹立不倒。也隻有秉承並發揚這“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曆史創造精神，我們才能夠走出過去，開創未來。 同樣的人類，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家園。人類不僅有著共同的祖先，而且必然走向共同的歸宿。國家、民族、主權的概念是狹隘的，是需要被超越的。人類的未來沒有什麽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分，也不需要拿什麽特色做遮羞布、擋箭牌，全人類必將共同創造出屬於全人類的共同的先進的文明。 我們該反思些什麽？我們該不該為全人類的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們該怎麽做？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先鋒隊”，一定要帶我們“摸著石頭過河”。你說河上邊有橋，有高速公路，開車不減速就過去了。那絕對不可以，你必須跟著我“摸著石頭過河”，就因為我是你的先鋒隊。我有警察、有軍隊，你膽敢不跟著我摸石頭過河，那就是犯罪，我就用刑罰懲處你。我縱然是一直在往後倒退，你也必須跟著我一起倒退，就因為我是你的先鋒隊。無論我是多麽的落後、多麽的無知、多麽的野蠻、多麽的邪惡、多麽的無恥、多麽的醜陋不堪，我也永遠是你的先鋒隊！這絕對是個金科玉律，你們一定要永遠牢記！因為這對於你們而言，都絕對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情，一絲一毫都馬虎不得！ 社會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社會，這個社會好了，我們每個人就都好了，想不好也難。社會不好，我們每個人就不可能會好，好人尤其難做。 我想做一個文明的人，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讓每個人都能做一個文明的人，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 馬克思曾經說過：你買吊死資本家的繩子，隻要給錢，資本家一樣賣給你。在當今發達進步的文明社會裏，資本家並沒有這麽做，反而是我們現在正有最多這樣的人。汙染大氣、河流，販賣假藥、假種子，製售有毒食品。隻為了今天賺錢，那顧得明天自己被毒死！隻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哪顧得斷子絕孫！ 我們為什麽如此的苦難深重？我們苦難的根源在哪裏？是誰直到現在還愚弄著我們、戕害著我們！ 判別一個社會品質的好與壞，就要看這個社會的文化是怎麽樣的。文化悠久不一定就是燦爛，更多的可能是腐臭。 真的勇士，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讓我們改造自己的文化，提升自身作為一個人的品質，從現在做起，從自身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 天下之根本，唯人心而已矣。讓我們喚醒自己內心深處做為一個人的良知和本真，聆聽自己的內心，尊重自己，永遠都不做違背自己心靈的事情。 2011年9月25日12時16 | 古人雲“道可道，非常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們今天的“道”在哪裏呢？ “不管白貓黃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就是我們的大“道”嗎？ 在這“貓論”的強有力指導下，我們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成績驕人，以致於一些人感到自己更加的偉大光榮正確。已經不僅僅是沾沾自喜，而且已經是自大狂妄、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垂死的了！ 還有誰會瞅一眼“白貓”與“黃貓”的區別呢？ 溫飽思淫欲，抓多了老鼠的“貓”已經遠不是當年餓肚子的時候了，免不了的要想入非非。你仍然要他一心一意的“抓老鼠”，而不要想其它，是不能夠的了。你是“白貓”、他是“黃貓”，少不了要爭論一番。不辯個水落石出、是非明白，是不會罷休的。 數百年來的中國人都在《三國演義》、《水滸傳》、《三十六計》等文化的熏陶下成長，崇拜的是足智多謀、神勇無敵，迷醉在足智多謀連環計的爭鬥中，神勇無敵殺人無數的暴力血腥中。 迷醉使人冥頑不化、執迷不悟，自認為無比英明正確，驕狂不可一世，好像真的是天下無敵、勇不可擋。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自由平等博愛在哪裏？對人的尊重在哪裏？普羅大眾做人的權利、做人的尊嚴在哪裏呢？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做一個人，是恪守高貴的品格、崇高的道德更重要，還是追求無底線的足智多謀、神勇無敵更重要？ 我們的各級組織都在紮紮實實的大抓學習，政治學習的目的正在於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目標、統一口徑、統一步調…… 統一真的有那麽好嗎？沒有什麽比統一思想更可怕的了！統一思想的實質就是扼殺個性、扼殺智慧、扼殺思考、扼殺創造…… 我們的《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卻有一個部門總是擁有絕對的“真理”，總是教導我們那些話能說，那些話不能說，那些書能出版，那些書不能出版。你的“真理”是從哪裏來的？誰賦予了你這麽大的權力？我有心思，自崇所信，我有口舌，自陳好惡，不用你來教我！ 我們反掉了“兩個凡是”，卻又祭起了“四個凡是”；我們高舉“人民民主”，後邊緊跟的就是專政；我們強調少數服從多數，但同時又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多數都被領導代表了；我們說“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眾卻又常常是“不明真相的”；我們說“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卻總是被“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們一邊高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同時又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熱愛祖國是壯麗的事業，熱愛真理是更壯麗的事業。祖國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一片熱土，沒有人不愛自己的祖國，人們不可能不愛自己的祖國。然而祖國卻不等於統治者，因為有的統治者是邪惡的，熱愛邪惡的統治者無異於熱愛邪惡。恰達耶夫說：“我寧願傷害我的祖國，寧願使她蒙羞，也絕不說一句假話。” 隻要經濟發展就可以了嗎？財大氣粗、揚武耀威就等於偉大複興嗎？GDP能等於信仰嗎？GDP是崇高的道德嗎？我們什麽時候才能讓崇高的、激動人心的道德發揮作用呢？ 人畢竟不是豬，隻有GDP是不行的！還要有精神食糧、道德追求——高貴的品格和信仰！ 信仰缺失、道德淪喪、社會潰敗，我們麵臨著重大的危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如果還不能直麵現實、汲取教訓、痛定思痛、痛下決心進行重大的改革，結果就隻能是人亡政息、死路一條。 我們現在是在進行著重大的改革嗎？還是在竭力的阻止改革呢？維“穩”維的是什麽穩？“六不搞”是改革還是反改革？ 我們還可以“不爭論”嗎？我們可不可以對那些人說：先生們，你們錯了，你們欺騙了我們，也欺騙了你們自己，懺悔吧！ 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的鄉村，這麽多的城市，這麽多的百姓慣常容忍、奉養統治者，讓統治者騎在自己頭上，為所欲為。社會是我們每個人的社會，社會的罪惡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罪惡。也不隻是那些人應該懺悔，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反思。 “道”在何方？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腳下 1919年的五四運動，學生們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把章宗祥當做是曹汝霖並痛打，並火燒趙家樓。學生們雖是出於愛國之心，但訴諸暴力也是顯著的不當。梁漱溟是當時難得的一位十分清醒的年輕知識分子，對當事學生的處理明確提出兩點主張，第一必須提起公訴，第二必須當庭特赦，不公訴無以維持法係，不特赦無以維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參見朱學勤複旦大學演講《近代革命與人性改造》錄音）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中央政府的擴大會議上發言提到“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說：“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毛澤東在16日至18日的會議上，講了以下的話：“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果然是這樣美嗎？不見得。……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參見曹徳謙紀實體《中國現代史演義》） 梁漱溟是沒有毛澤東所說的那樣“美”，但三農問題直到現在仍然是國家的頭等問題。 王國維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開山宗師，其對於中國文化的獨到貢獻，不僅在於學問的博大精深，更在於識見和思想的洞察與不拘流俗。王國維關注的並非是人世紛爭的心計和權謀，而是相當純粹的人物心緒和精神風貌。王國維的學問，源自心靈，因而不會被曆史地表的塵埃所迷惑。 王國維關注人世間的苦難，並且從宇宙的視野對人類加以審視，得以洞見他人難以覺察的曆史走向。王國維從蘇俄的十月革命看出了烏托邦專製的暴虐，從北伐軍槍殺葉德輝的事件中，看出曆史走向“先共和後共產”的災變，其對曆史的預見是透明的。王國維正是看破了無法逃避的“先共和後共產”曆史劫難，才毅然決然自沉昆明湖，其絕決有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參見李劼《梟雄與士林》下篇） 徐誌摩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且是近代中國早期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在蘇聯的十月革命還不曾顯露出革命的殘酷和肮髒，尚充滿詩情畫意而令人憧憬的時候，徐誌摩就在《歐遊漫錄》中評論蘇俄人散布到中國來的馬列主義說：“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汙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徐誌摩還在與人爭論蘇俄的文章中，如此表達他對列寧的看法和感受：“他生前成功是一個秘密，是他特強的意誌力，他是一個Fanatic（狂熱的）。他不承認他的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個理想的黨魁，有思想，有手段，有決斷。他是一個製警句編口號的聖手；他的話裏有魔力。這就是他的危險性。”徐誌摩深諳蘇俄教育底蘊，指出蘇俄新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徐誌摩指出：蘇俄對中國的這種影響“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個大疽，裏麵的膿水已經癰聚到一個無可再淤的地步，同時各地顯著和隱伏著的亂象已經不容我們須臾的忽視。”（參見李劼《梟雄與士林》下篇） 1923年8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黨四人考察團去蘇聯，實際考察使蔣認識到：他們的見解如此褊狹，怎能冀望成為世界革命的核心？至於我們對俄黨之態度問題，我們必須區分實際與理論。我們不可僅因在理論上信之，而忽略了實際的一麵。據我觀察，俄黨缺乏誠意，他們所說的話，最多隻能相信百分之三十，我們不能信任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參見《陳潔如回憶錄》） 對蘇聯實地考察的經曆，使蔣介石一眼看出了聯俄聯共的荒唐，天底下哪有免費午餐？ 1925年10月，蔣經國赴蘇聯留學，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蔣經國在蘇聯曾發表聲明、公開信，聲討、譴責蔣介石。蔣經國在蘇聯生活了十二個年頭，1937年回國。回國以後，蔣介石安排他讀《孟子》、《曾文正公家書》等古書，還叫他閱讀《總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這類的書。蔣經國也拋棄了在蘇聯接受的共產主義。 在各個曆史時代，都有一些難得清醒的知識分子，對曆史的發展有著清晰的洞見與先知，然而卻都未能避免人類社會曆史災難的發生。縱然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先生也沒有能夠使中國大陸民眾免遭毛氏共產主義的屠戮。 在希特勒將德國綁上戰車、實施罪惡的時候，愛因斯坦也是很清楚的，同樣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怎樣才能讓人類社會的曆史進程少走彎路呢？那就是民智的開啟、文化的啟蒙，就像中世紀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一樣。 2011年8月3日22時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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