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赫魯曉夫一語道破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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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隨筆》2010年第1期 作者：述弢

提起赫魯曉夫，人們不由得就會想到那個矮小敦實的蘇聯當家人。想當初，他在西方國家的民眾麵前是何等的豪情萬丈、義正詞嚴，甚至說出了“我們要埋葬你們”之類不雅的話（潛台詞是:社會主義必勝，資本主義必敗）。儼然一個社會主義鬥士的形象。

換了一個場合，同樣是赫魯曉夫，居然又說:

“不可無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們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應當像蜜蜂一樣地去培植人民的信任。我們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許諾說天上有個天國，可眼下卻沒有土豆吃。隻有我們極能忍耐的俄國人民能夠忍受，可是靠這種忍耐成不了大事。我們又不是神甫，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應當在地麵上給予這種幸福。我當過工人，那時候沒有社會主義，可有土豆;如今社會主義建成了，土豆卻沒有了。”

這哪裏像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講話，分明是離經叛道的奇談怪論嘛!當時在場聆聽講話的人，無不驚詫莫名，甚至感到恐懼和茫然。這次講話自然也沒有見諸報端。

布什維克搞革命，據說是為了建成社會主義，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誰知幾十年過去，殘酷的現實竟然是:沒有社會主義———有土豆;社會主義建成———沒有土豆。

這的確是個怪圈。蘇聯立國以來，曆經內戰、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農業集體化、國家工業化、衛國戰爭、戰後恢複等等，無論內政外交，不可謂毫無建樹。例如在國家工業化方麵就有長足的進步，為擊敗法西斯德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也不得不承認，國家始終沒有走出短缺經濟的怪圈。

那麽，這個怪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世紀20年代初，連年的戰爭把蘇聯搞得千瘡百孔，元氣大傷，生產滑坡，百業凋敝，瘟疫流行，食物短缺。1918年起實行的激進的“戰時共產主義”難以為繼，作為“戰時共產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餘糧收集製，也就是以強製性手段讓農民按照固定價格向國家交售全部餘糧的做法，更是走到了盡頭。征糧隊不得人心，農民群起反抗，或抗交糧食，或揭竿而起，他們強烈要求變更土地政策。1921年春天坦博夫省發生大規模農民暴動，提出“取消餘糧收集製!”的口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3月，發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水兵暴動同農民暴動一樣，均以遭到武力鎮壓而告終。然而這對布爾什維克觸動很大。因為喀琅施塔得水兵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鬥爭中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功不可沒。時過境遷，想不到當初革命的中流砥柱這時居然把槍口對準了蘇維埃政權，聲稱自己是在開始“第三次革命”。舉國上下民怨沸騰，武裝暴動此起彼伏，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岌岌可危。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布爾什維克領袖審時度勢，力排眾議，當機立斷，掉轉船頭，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為了保住江山，不惜作出讓步。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一是取消餘糧收集製，代之以糧食稅。實行糧食稅乃是政府關鍵性的原則措施。這樣一來，農民應交的糧食隻及餘糧收集製時期的一半，負擔大為減輕。更重要的是，農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決斷來安排生產，不必擔心來自國家的掠奪。二是利用市場和多種所有製形式，開放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則帶來了貿易的非國有化，而且零售業和小工業幾乎完全轉入私人手中。三是以租讓製的方式吸引外國資本。四是實行幣製改革，從此盧布成為可兌換貨幣。人們發現，不出幾天時間，城市的街道就大變樣。取消了憑票供應製，商店紛紛開門營業，革命開始後多年不見蹤影的食品和物品一下子冒了出來。

新經濟政策時期可謂蘇聯經濟生活中難得一見的特例和亮點。由於采取了順乎民意、尊重客觀規律的一係列措施，至1926年，食品供應狀況即大為改善。1921年—1926年，僅僅五年時間，工業生產指數即增長了兩倍以上;農業產量增長了一倍，並超過1913年水平的18%。而且在恢複期結束之後，經濟仍然快速增長:1927年和1928年，工業產量分別增長13%和19%。1921年—1928年期間，國民收入平均增長幅度為18%。

如果照這個勢頭發展下去，蘇聯經濟也許會大有希望。可是別忘了，新經濟政策的推行本身已經犯了大忌。布爾什維克本乃以世界革命為己任，最終目標是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至於把早已摒棄的市場經濟、私有製又請回來，那不過是為了渡過難關的權宜之計，是前進道路上的短暫喘息。何況政治上仍然是嚴加控製，絲毫沒有鬆動，甚至把弦繃得更緊了。

20年代中期，在下一步怎麽辦的問題上，布爾什維克黨內高層兩派意見激烈交鋒，相持不下。一派主張繼續擴大經濟自由，讓富農和耐普曼（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私人企業主和商人）繼續積累財富。一派主張加強國家行政體製，認為工業化不能以新經濟政策為基礎，市場經濟不適合蘇聯的國情，當務之急是改造農村，消滅富農，消滅個體農戶，成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使之成為向工業輸送所需資源的渠道。斯大林是後一派的代表，他最終占了上風。反對斯大林意見的人全都成了“右傾分子”，後來又紛紛死於他的屠刀之下，無一幸免。

斯大林主導的國家工業化正在加速進行。為了籌措工業化所需巨額資金，當局大大提高對耐普曼、普通城市居民和農民的征稅額，提高物價，全麵降低人們的生活水平，拚命以傾銷價向國外出口自然資源，特別是木材、石油、黃金、毛皮以及國內緊缺的糧食，廉價拋售幾大博物館的藝術珍品。舉世聞名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其他博物館均蒙受了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

然而工業化首先靠的是農業集體化。因工業化而瀕臨破產的農村，成了五年計劃所需物質財富和勞動力的巨大源泉。1929年11月，《真理報》發表了斯大林題為《大轉折的一年》的文章。斯大林斷言，蘇聯正萬眾一心，“從落後的個體小農經濟轉變為先進的集體大農業”，“農民內部的根本轉變”已經到來，“連中農也加入了”集體農莊，而且是整村整縣地參加。

實際上，形勢遠非如此樂觀。由貧農組成的集體農莊早已存在，處境十分可憐，加入的農戶甚至連十分之一都不到。1929年秋季並未發生任何奇跡。倒是開始了針對農民的大規模暴力。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不準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牲口和農具統統集中到集體農莊的場院裏。當時的口號是:“誰不加入集體農莊，誰就是與蘇維埃政權為敵!”1930年初，斯大林決定在1930年夏天之前“基本”結束集體化運動。各路諸侯不敢怠慢，大家你追我趕，生怕扣上“右傾”和“不願執行黨的指示”的帽子。一名區委書記急於邀功行賞，竟向中央報告說他那個區的集體化進度已達到100.6%!濫施暴力帶來的後果是農民對集體化的大規模抵製。他們不肯把財產和牲畜交到集體農莊，擔心遭到富裕農民那樣的厄運，紛紛宰殺牲畜（集體化期間牲畜總頭數減少了一半至三分之二），減少播種麵積。某些地區，特別是在南俄，農民同政府武裝對峙。北高加索和中亞展開了地地道道的國內戰爭。1930年的三個月內，發生了2700多起大規模暴動，有近百萬人卷入。

然而最可怕的，甚至都不是集體化本身，包括那種違法的方式和所定的極短期限，而是相伴相生的“把‘富農'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成立集體農莊的進度表和消滅“富農”的控製數字是一起下發的。這裏所謂的“富農”，實際上就是善於經營的富裕農民。數月之內，數十萬戶“富農”和“富農幫手”，其中包括年邁老人和哺乳嬰兒，被迫拋家舍業，離鄉背井，失去土地、財物，被塞進運貨的車廂，強製遷往北極、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等邊遠地區。慘無人道地把他們丟棄到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讓這些在曠日持久的旅途中僥幸活下來的人聽憑命運的擺布。根據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1930年2月4日的秘密指示，應將49000人—60000人關進集中營，將178000戶—214000戶家庭，也就是大約100萬人強製遷往邊遠地區。據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材料證實，被迫遷徙者子女的死亡率比當地居民高出5倍—6倍。至少有350萬—400萬兒童夭折。

至今尚無死亡農民的準確數字。一般認為至少有350萬人身亡。集體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針對農民的種族滅絕，而且受害者是農村的最優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創精神、最能幹和子女最多的農民。布爾什維克的政策首先使俄羅斯民族的遺傳基質遭到無法彌補的損失。農民這個世世代代形成的特殊的俄國農村居民類型，從此徹底絕跡。代之而起的是集體農莊莊員，這種人對自己的勞動毫無興趣，像農奴一樣從屬於集體農莊。

若要了解農民對集體化的實際感受，不妨看看親曆者的口述:“父親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貪黑地幹活。一提起集體化，他總是長籲短歎，說說停停，他認為集體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勞動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裏剛剛提起集體化的時候，許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為什麽要這樣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業。村裏什麽人都有，有貧農、中農、富農。沒有牲口的都算貧農。他們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給富裕農民做活。這些貧農後來就把東家的產業給沒收了。拿走了財物、牲口、糧食、土地。誰也不在意東家還有五六個小孩。村裏的人都可憐財產給沒收的主兒，因為誰都知道，他們的這份家業，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勞動辛辛苦苦掙出來的。父親家的財產也給沒收了。他們還算走運，流放得不算很遠，還在同一個區。後來又讓他們回到村裏，參加了集體農莊。說是搞錯了。其他的富農就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是用運牲口的車廂拉走的。隻準帶一點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業都毀了。集體化之前村裏的生活很平靜:莊稼收割完畢，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糧食滿倉。鄉親們都相互信任，門也從不上鎖，沒有人會去拿別人的東西。親如一家。可集體化一來，什麽全亂套了:牲口和糧食全成了公有的。許多房子的門窗都釘死了。場院也是空空蕩蕩。加入農莊之前，許願說大家都會過上好日子。那些窮點的主兒立馬就相信了，紛紛加入農莊。可富裕戶不相信，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掙來的家業。有人進行對抗，毒死牲口，燒掉糧食。後來就管他們叫‘人民公敵'，落得流放甚至槍斃的下場。集體農莊的活兒是從早幹到晚。一個勞動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糧食。這當然不夠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農莊的東西。認為這不算偷。是自己勞動得來的，那就拿吧。後來‘麥穗兒法'出來了。隻要你往衣服口袋裏裝糧食，馬上就是‘人民公敵'。罰你的款，還要吃官司!農莊不知怎麽搞成什麽都平均分配。可幹活和不幹活一樣啊!懶漢就養成了坐享其成的習慣，不幹活也照樣分東西。這樣一來，大家都情緒低落。經營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還有戰爭期間和戰爭以後，都鬧開了饑荒。那往往是全家餓死，甚至全村死絕。我們當然也可以離開農莊。可上哪兒去呢?什麽地方好?再說我們也沒有身份證。隻有一個可以證明集體農莊莊員身份的勞動手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從小就養成了種地的習慣。其他什麽都不會幹。”

真是叫人難以置信:集體化前和集體化後的蘇聯農村，儼然兩個世界。原本豐衣足食，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頗有“君子國”之風。後來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偷盜成風，世風日下，甚至餓殍遍地，慘不忍睹。

對於集體化引起的消極後果，高層不可能全然不知，為何還要一意孤行?自有其深意存焉。因為隻要消滅了經濟上獨立的農民，就實際上祛除了任何民間反抗，尤其是1918年以來那些讓布爾什維克十分惱火的暴動的根子。此外，集體化還解決了令當局感到非常頭痛的交公糧問題。集體農莊成了以強製的超經濟手段“解決糧食問題”的工具，實際上就是無償奪走糧食的工具。也不必利用經濟杠杆去促進城鄉之間的商品交流了，一切都變得更加簡單:集體農莊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交公糧計劃，以及交售五花八門的產品和原料。

斯大林在集體化運動中不把人當人，農民成了會說話的工具，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包括生存權。把真正的莊稼把式、種田能手斬盡殺絕，而那些對農業生產一竅不通的門外漢則成了集體農莊的當家人，他們隻知對上級唯命是從，充當剝奪農民的幫凶，想指靠他們來振興農業，無異於緣木求魚。事情發展到了連種糧人自己都吃不飽肚子甚至活活餓死的地步，還談何養活整個國家?這種完全違背客觀規律的倒行逆施，給蘇聯農業以至蘇聯經濟埋下了禍根。

斯大林去世後留下的爛攤子，隻有靠繼任者來收拾。1953年農業產量僅為1940年水平的10.4%，而城市居民則比1940年要多得多，且必須增加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的糧食。尚未複興的農業生產則正在迅速崩潰，兩三年內就會引發實實在在的糧食危機和全國性的饑荒。

赫魯曉夫已經意識到蘇聯存在“沒有社會主義———有土豆;社會主義建成———沒有土豆”這樣的怪圈。上台執政之初，他雄心勃勃，試圖根本扭轉農業的落後狀態。以大大降低農民家庭副業的稅賦為突破口，並輔之以其他有力措施，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農民負擔減輕，收入增加，幹勁倍增。再加上開墾荒地，擴大播種麵積，全國糧食產量從1953年的近8000萬噸猛增到1958年的近13600萬噸。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局限性，赫魯曉夫在農業方麵的改革始終在所謂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不敢越雷池一步，無法解決深層次的問題。改革也半途而廢。1958年—1962年農產品增長率僅為6.6%。1963年收成不好，蘇聯首次動用寶貴的黃金儲備到國外購買糧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1972年爆發了比1963年更為嚴重的農業危機。這一年，蘇聯到國外采購糧食將近3000萬噸，一舉打破世界的糧食平衡。這次采購導致美國的糧食、農產品、飼料和肉類的價格大幅上漲，並且引發美國國民的不滿和全球糧食價格上漲。曾幾何時，世紀之初全球最大的糧食出口國已經淪落為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作為世界上耕地麵積最大、發展農業和出口農產品的條件也最好的國家，不但不出口糧食，反而要靠進口糧食來養活本國人民，這本身就是對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絕妙諷刺。同時也宣告了布爾什維克農業政策的徹底破產。有論者認為，社會主義是短缺經濟。說得準確點，蘇聯式社會主義才是短缺經濟。

好在蘇聯國土遼闊，資源豐富，上個世紀60年代在西伯利亞又發現了多處大型石油天然氣產區。於是出口石油天然氣賺取外匯，再用這筆錢在國外購買糧食，便成為此後若幹年解決國內糧食問題的主要途徑。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蘇聯石油產量和出口量快速增長，石油價格高企，尚可勉強維持。詎料後來油價狂跌，用石油換糧食也漸漸難以為繼。80年代中期蘇聯遭遇嚴重的收支平衡和財政體係危機，進而發展為全麵經濟危機。至1991年春天，何處可以搞到購買糧食的外匯幾乎已成為蘇聯總統的第一要務。時任蘇聯總統助手的切爾尼亞耶夫，就曾有過開著轎車跑遍莫斯科大大小小的麵包店，最終空手而歸的經曆。同年12月，曾經輝煌七十年的蘇聯宣告解體。

曆史真會作弄人:明明是老大哥已經走過的彎路，偏偏有後來者幾乎是亦步亦趨地又走了一遍。1949年以後的中國，原本也是欣欣向榮，國泰民安。土地改革之後的農村更是一派升平氣象:“辛勤愉快地耕種著政府分給的十多畝水田，秋收後交了兩雞公車公糧後，剩下的穀子裝了幾拌桶，新糧蓋舊糧，年年吃不完。過年了，家中還殺年豬，全家都縫新衣、做新鞋。”（與新中國同齡的四川崇州市何學嘉語）

然而性急的領導人並不滿足於“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秩序”，決心帶領全國人民快馬加鞭，奔向社會主義。迫不及待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從互助組再到初級社、高級社，短短幾年就完成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那麽，集體化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呢?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同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相比，究竟孰優孰劣?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還沒有來得及歸納總結，領導人又高瞻遠矚，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大煉鋼鐵，大修水利，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仿佛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了。誰知這樣的“大手筆”竟造成了大災難，全國農村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八位數。此後多年農村“左禍”肆虐，為害甚烈。請看當年農村狀況的生動寫照:“漢陰有個太平村，窮在山腰少人問，勞力日值六分錢，半數人家短油鹽。”（陝西漢陰縣太平村李家富語）

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以農村改革作為突破口。80年代初農村土地承包後，“地還是那些地，人還是那些人，但不知道咋冒出那麽多糧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成了農民的救星。”（李家富語）我國也從此逐漸告別了短缺經濟。

親曆者不勝感慨:“現在六七十歲的人們痛惜地說道，就照1952年、1953年那樣，各家各戶單幹把每人的一畝二分田種到今天，不去搞什麽大躍進、人民公社，那中國農民不知要富到何種地步，其實當年已初現了小康。結果折騰20年，又回過頭重來，多冤啊!”（何學嘉語）

夫複何言，夫複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