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你不知道的真相
馬上就是四月十二日了。
在中國大陸，隻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不過，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並不全麵。比如，教科書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麵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你現在拿槍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你會怎麽樣？
下麵，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曆史全貌。
從蔡元培的反共談起
蔡元培以前雖然也參與過推翻清王朝的暗殺團，當北大校長的時候，還把炸彈擱在辦公室裏，但史學界都認為他個性忠厚，為人友善，處事接物恬淡從容，平時很少輕易動怒。
他的學生柳亞子就曾這樣說過：
“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一紙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受到影響。”
柳亞子所說的“影響”，其實很委婉，如果說直白一點，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關於蔡元培的“動火氣”，曆史上還有記載。
1927年3月6日，吳稚暉詢問陳獨秀：在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需要多少年？陳獨秀回答：二十年。吳稚暉轉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氣衝衝地轉述了陳獨秀的話，結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憤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夠讓這樣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憤憤不平”地卷進反共的大合唱，不僅成為主持人，幫老蔣決策清黨大計，而且還要對自己的學生進行跨省追捕，這火氣還不是一般的大。
從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係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曆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①：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製止，反而立表讚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3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幹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谘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製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師出有名，才能理直氣壯。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嚴詞指責武漢政府的非法性，曆數其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號召“全體同誌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行文至此，有人會問：那蔡元培為什麽會一改往日的溫柔，如此積極地反共呢？吳稚暉要“清黨”，他就要開除中共分子；吳稚暉要“查辦”，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壞的證據。是因為他個人有私仇？還是上了老蔣的當？
其實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間不僅沒有絲毫恩怨，而且關係還不錯，陳獨秀、李大釗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長期間親自聘請的優秀人才。就在清黨開始之時，李大釗被奉係軍閥張作霖處死，他還帶頭募捐，幫烈士的長子李葆華去日本留學。和陳獨秀的關係，更不用說了，兩人以前就在一起做過炸彈，陳獨秀後來兩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於當他去世以後，陳獨秀十分悲傷，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沒有被別人灌迷魂湯。
君子和而不同。
盡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對各種理論都可以兼容，但絕不是一個毫無主見的人，在大是大非麵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肯妥協，不肯附和。那麽，何謂“是”、何謂“非”？立場不同，衡量的標準自然不一樣。從維護國民黨的大局出發，當然要反對與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產主義；從民主自由價值觀出發，當然不讚成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以侵犯人權為特征的階級鬥爭，這就是蔡元培為什麽要積極“清黨“的根本原因，這也就是他為什麽要批評一部分同誌，在“西山會議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後，仍“迷信總理容共政策．未能堅決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從蔡元培開始說起，是想說明那個被稱為“好得很”的農民運動實在是糟得很，否則為何連他這樣的好好先生也要“清黨”呢？這不是什麽一時糊塗，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國的生死存亡，沒有回旋的餘地，後退一步就是當順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須“叛變革命”。
蔣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個春天，又把蔣介石推到是戰是降的曆史關口。
去年的這個時候，他就幹了一下。
本來，他是想交出軍權、遠走莫斯科的，船票、護照、行李都準備好了，人也上了車。
那時候，右派認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認為他是“新軍閥”，都要打倒他，各種攻擊他的言論滿天飛，就連一個小小的李之龍都可以限定老蔣在3個月之內把廣東所有的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要以“叛變革命罪”槍斃他。沒辦法，為了忍辱負重，他隻得夾起尾巴做人，時不時地罵幾句“西山會議派”，再高呼幾聲“中俄同誌團結萬歲”、“為共產主義而死”，以免讓人抓到小辮子。
盡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係第一軍都快被中共黨員架空了，沒有黨代表的簽名，軍事首長的命令竟不能生效，黨代表甚至有權先斬後奏、有權監督同級主官。而且，控製中央黨部和軍事委員會的是蘇俄顧問季山嘉和汪精衛，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員一樣，是蔣委員，後麵還沒帶“長”。他要北伐，他們就說好啊、行啊，你就率軍渡海，從塘沽登陸吧。差點弄出一項創世紀的搶灘登陸戰，沒把他氣暈，就算有運輸能力和後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炮台是吃素的嗎？不僅如此，這兩位還專門給他罩上“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緊箍咒，隻要一紙決議，就可以讓他下崗。
打國民黨的地盤，讓共產黨做主，還被兩麵夾攻，左右受氣，擱誰受得了？“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異佛入地獄耶。”1926年3月17日的這段日記，再清楚不過了地表明了他內心的無奈和煎熬。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老蔣想一走了之。
他的秘書陳立夫後來回憶說：
在快到長堤碼頭的時候，我就問蔣先生：“校長，為什麽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麽我們不幹一下？”那是我年輕氣盛，並不清楚局勢的複雜，所以就順口問他，蔣先生也未責怪，他聽後就吩咐司機開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機再把車開往碼頭。這時，我又問蔣先生：“如果我們走了，總理所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先生想了又想，最後毅然決然對司機說：“開回東山寓所。”
於是，隨後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
中共認為這是蔣介石蓄意製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陰謀，先指使他人，擅自調動中山艦，製造共產黨要造反的假象，然後以此為借口來打擊共產黨。
而老蔣的說法卻是：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共黨員李之龍矯令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以備臨時遠航，開回廣州也不熄火，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乃於二十日清晨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中，曆史學家楊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雙方都沒有陰謀調動中山艦，而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鍾下的假命令，目的在於挑撥國共關係，使蔣介石誤信了右派的謠言。
挑撥之說，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師黨代表）在回憶錄中寫道：三月二十日事變，完全是王柏齡，陳肇英、陳策、歐陽格、徐桴、吳鐵城等陰謀製造出來的。他們一麵說：“共產黨準備暴動。”一麵偽造命令，要中山艦開到黃埔聽候調遣，蔣介石在由黃埔回廣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艦向黃埔開動，就信以為真。
就連當事人汪精衛也這麽說：“第一，蔣同誌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蔣同誌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以上兩點，是蔣同誌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之一方麵的報告，便有觸即發。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麵的報告，是不實的，但借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
然而，在關於當時到底有沒有“倒蔣”計劃的核心問題上，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憶錄雖涉及這一問題，但遺憾的是不夠明確。他說：“在大革命失敗以後，我在上海會著譚平山（筆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武漢政府農民部部長），我們談到三月二十日事變，譚平山說：在蘇俄從關係方麵得著一個消息（或是看見一個文件）說計劃調蔣介石到海參葳訓練兩師軍隊，如果這一說法有點事實根據的話，那就是汪精衛和季山嘉真有這個計劃，所以對這個問題在我的思想上始終是一個‘謎’。”
因此，中山艦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憑心而論，事件之後，盡管蔣委員在同誌們的擁戴下當選為黨主席、軍委主席，但他當時除了整理黨務、收繳工人槍支、命令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以外，並沒有更多的小動作，被捕的李之龍等人不久都被釋放。
所謂“整理黨務案”，即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的提議，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批評三民主義，不能擔任中央各部部長，任高級黨部執行委員的人數不應超過三分之一，加入本黨的中共黨員名冊須交國民黨中央保管，中共對這些黨員的指示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另一方麵，凡國民黨員未經許可，脫黨之前不得入其他黨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組織行動，不能以黨的名義召集黨務會議等等。這就好比一家合資公司為了加強管理，對各股東的權益和相互之間的關係作出某些調整和限製。
依“西山會議派”的觀點來看，這些措施，還讓人“萬分失望”，違背了總理精神，將容共的本意變為“兩黨合作”，是出賣國民黨。鄒魯指責蔣介石，說“整理黨務案”的大部分內容以前就提過而未見成效的老方法，至於不讓共產黨出任中央部長的條款，雖然“可以減少共產黨之操縱，但此辦法，行之兩年前甚有效，今則彼之黨羽，早已分妥各處，即不為部長庸何傷？”因此，這位廣東大學的校長把黃埔軍校的校長諷刺了一句，說你們“5月15日之鄭重大會，其效等於零。”
如果換位思考的話，現在再來一次國共合作，以胡哥的股份之大，還不知道小馬能不能得到比這更優惠的待遇呢。假設讓他們在中共各級黨組織的委員人數可以超過三分之一，可以擔任中央各部部長，潛伏在內部的地下黨及其工作方針也都可以保密，估計用不了多久，天安門就被和平演變了。
見老蔣那邊沒有把事情鬧大，蘇俄顧問也暫且妥協，召回季山嘉，“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中共方麵則采取明退暗頂的辦法，省港工人糾察隊的槍交了，部長的職務辭了，但其他幾條不僅不執行，反而更注重隱蔽自己，更注重基層工作，以國民黨的名義去廣泛發動群眾鬧革命。再說，換上來的部長，也不都是右派，也有親共的左派分子，如替代毛澤東的宣傳部長顧孟餘、替代澎湃的農民部長甘乃光。
對此，蔣介石在明知整理黨務案“其效等於零”的情況下既沒有追查到底，也沒有進一步采取措施嚴防中共地下黨的滲透，以為明人不做暗事，結果吃了大虧，自己在前方拚命，打到哪裏，哪裏就被人家摘了桃子，到處都是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農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應就把土豪劣紳遊街示眾，直到槍斃，形成讓有產者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
扶持農工，本是三民主義的重要內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不能以暴力來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但《湖南民報》卻公開宣稱：土豪劣紳的地位，從農協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首對聯何等精當！革命不能講客氣，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嗬！
說這話的人，名叫易禮容，表麵上他是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真實身份卻是中共中央委員；這報紙號稱國民黨的省委黨報，主編卻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謝覺哉。
既然紅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於是，你殺我、我殺你，衝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廠停工、商店關門、田地撂荒，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鬥地主不但鬥到北伐軍官兵的家裏，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頭上。鄒魯曾在回憶錄中無比痛心地寫道：北伐軍打到湖北來，委任的地方官員中，共產黨員不計其數，反倒把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韻湘、郭聘伯等本黨同誌關進班房。
鳩占鵲巢，鵲去坐牢，最後發展到還要逮捕蔣介石。
季山嘉回國以後，鮑羅廷又來了。
在這位洋大人的操縱下，1926年12月13日，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代表齊聚江城，先斬後奏，乘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因遷都而停止辦公之機，組織了所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以徐謙為主席。
黨要開會，竟然可以不通過黨的主席。
別看老蔣坐了龍庭，手握虎符，其實比“屁民”強不了多少，除了譴責非法以外，也就是打電報戰，你一個電文過去，我一個電文過來，勸他們將聯席會議改為政治分會。
在是否“遷都武漢“的問題上，雙方也是爭執不下。最開始。這是老蔣提議的，但後來看到整個兩湖變成一片紅海洋，那裏又是張發奎第四軍和唐生智第八軍的勢力範圍，就改變主意，要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時設在南昌，和他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理由是便於就近指揮東南方向的軍事行動，結果鮑羅廷又不同意，非要按原方案來，不來就讓宋子文扣軍餉，老蔣隻好低頭就範。
黨的主席，竟然定不了遷都問題。
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以“提高黨權”的名義，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以中央常務委員會行使最高權力，順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蔣的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等職務，好歹沒有一擼到底，給他留了個空頭總司令的麵子。
從選舉結果看，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領袖重新掌控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因中山艦事件而負氣出國的汪精衛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組織部長和黨中央常委，其餘8名常委中，除搖擺不定的譚延闓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黨員占絕對優勢地位，他們是孫科、徐謙、顧孟餘、陳公博、譚平山和吳玉章，結果老蔣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麵，他連名分都沒有，孫科、徐謙、汪精衛、譚延闓、宋子文是常委，並由中共黨員譚平山、蘇兆征擔任農政部長和勞工部長；此外，汪精衛尚在國外，其組織部長一職還由中共元老吳玉章代理。如此同時，由於取消了黨主席，地下黨的名單自然也不需要上交，這就徹底推翻了二屆二中全會所作《整理黨務案》的決議，使中共方麵得以合法地在國民黨內部行使自己的權力、發展自己的組織、推行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
隨著三中全會的勝利閉幕，鮑羅廷一夥開始搶點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敵願意投誠、無意再戰的情況下，為搶桃子，命令周恩來發動第三次起義，於次日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市區，並成立一支擁有2700人的工人武裝；
3月24日，任命程潛為江蘇省主席，委員15名中，不計左派，僅共產黨員就占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為安徽省主席，委員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來也占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組江西省黨部，以方誌敏取代AB團團長段錫朋，接著又在4月1日改組省政府，趕走反共的李烈鈞，任命態度曖昧的朱培德為主席，共產黨員占了10名省府委員的半數。
國民黨的末日就要來臨了。
危機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發。3月24日，一部分北伐軍士兵在南京搶劫英美日等國的領事館、住宅、教堂、商店，殺死6名外國人，導致停泊在江麵上的英美軍艦向城內開炮泄憤，又造成無辜市民重大傷亡。這一慘案，在全國激起強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強”的口號直衝雲霄，而各列強為保護租界，也大舉增兵上海，形勢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會引起一場混戰。
這時候，盡管蘇俄關於在中國應“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來挑起各國幹涉的絕密文件，還沒有被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裏搜出來，但老蔣心裏清楚得很，南京事件顯然是有人做手腳，企圖讓列強與國民黨打起來，以坐收漁利。
一波未平，武漢政府又密令第六軍軍長程潛伺機逮捕蔣介石。這份密令，係譚延闓親筆寫在綢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縫在衣服內，於3月27日啟程從漢口去南京送給程潛，可惜遲了一步，老蔣已於昨天離開南京，去了上海，怎麽辦？武漢方麵心生一計，布下陷阱：於4月2日幹脆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也廢了，將他降格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然後命令他“克日離淞赴寧，專任籌劃軍事”。
也就在這一天，南昌又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工人糾察隊和學生持械衝進省黨部和省政府，當場打死國民黨人周佐堯，拘捕程天放、關麟征等一批黨政軍負責同誌。
於是，當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時，曆史的抉擇，再一次擺在了老蔣麵前，是戰還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已經是風雨飄搖，江西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曾趕來安慶求見，懇請立即與共黨分家，不可再容許他們潛伏黨內、陰謀顛覆，他當時的心情異常沉重，隻說了一句：時機沒有成熟，請大家暫時忍耐。
現在，他還能忍多久？
清黨中的兩大關鍵問題
梅雨季節的江南，總是陰雲低沉。3月26日，蔣介石乘兵艦從南京順江而下，直發上海，向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麵示了清黨決心。
隨後趕來的第七軍軍長李宗仁，一出車站就發現上海的形勢極為嚴峻，因為一點小事，工會就聚眾上萬人，要找白崇禧討說法，“滿街全是工人，途為之塞”，隻得下車步行，自人叢中蛇行擠至總指揮部。”此時，這位桂係首領，和他的親密戰友白崇禧一起，都堅定地站在了心力憔悴、聲音嘶啞的蔣總司令一邊，主動把自己的子弟兵調到滬寧線上，以震懾那些軍心不穩的部隊，
與中共決裂，涉及到兩大問題：
第一，是不是合法？名正才能言順，不能胡來。在這關鍵性的前提問題上，幸虧有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老一輩資產階級革命家挺身而出，毅然動用監察權，谘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查辦中國共產黨，並將武漢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非法性公告於天下，這就是前麵提到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
“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係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為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複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之身分，而置中央機關之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
第二，代價大不大？兵不血刃地解決問題，當然更好。4月2日，汪精衛回國抵滬，眾人力勸他反共，以他的影響力解決紛爭，結果白費了幾天的口舌。這小白臉一會兒虛應故事，說可以請武漢來人，開會解決；一會兒耍無賴，說你監察委員會的谘文，黨中央不執行又怎麽樣？吳稚暉甚至下跪相求，他也不為所動，最後便不辭而別，去了漢口。
既然和平的路走不通，就隻有動武。
要動武，首先得擺平中共手裏那一支近3千人的武裝民兵。這批民兵號稱“工人糾察隊”，顧順章任總指揮，黃埔一期生侯鏡如任軍事教官，根據“在本黨未組織黨的憲兵維持革命秩序時，承認糾察隊為維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的中央決議，儼然成為“黨衛軍”，不受軍事當局的任何節製，“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那麽，能不能以最小的代價把它幹掉呢？而且，動用正規軍，去對付群眾團體，名聲上也不好聽。老蔣這個人就是這樣，為了愛麵子，往往下不了毒手。
於是，黑道和白道聯袂登場，上演一部精彩大片
所謂“黑道”，即上海灘上有名的三大幫主：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門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謂“白道”，當然是指白崇禧，代表人民軍隊的光輝形象。有白崇禧的坐鎮指揮，又有黑社會的出麵幫忙，我白道黑道都有人，還怕你鮑羅廷不成？切！蔣總司令便於4月8日放心大膽地帶著他的第一軍浩浩蕩蕩離開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潛。
老蔣走後，經過一番精心策劃，4月11日夜，先調虎離山，誘捕汪壽華，扣留周恩來；4月12日淩晨，再演苦肉計，當幫會的弟兄們正大肆圍攻上海市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等主要據點之時，駐軍聞訊趕來，以製止械鬥為借口，下了雙方的槍，然後一擁而上，乘機占領了這幾處黨衛軍的大本營，變臉之快，讓對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
很明顯，這一招比直接出兵更省事。
而且，“主持繳械的是周鳳岐屬下的第二十六軍，他們要的是槍械，不一定要殺人。所以繳械時我們的同誌被捕去的，都沒有死。王一飛指揮南市糾察隊，繳了械後被捕了。一個軍官問了他幾句話，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學學生。”這句話，出自於中共早期革命家鄭超麟的回憶錄，當時他正在上海，應該具有可信度。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流的血自然不會很多，除雙方在對打的過程中小有傷亡以外，隻有兩人遭處決，即《白崇禧回憶錄》所說的共黨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②、總書記侯紹裘，“至於傳說中集體槍斃若幹人之事，完全是**之惡意宣傳。”
然而，正因為造成的傷亡不大，沒有把人嚇倒，所以才有了第二天的全市總罷工，以為人家不敢把他們怎麽樣，企圖以這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迫使國民黨反動派讓步，結果釀成一場更大的慘劇。
真相說法一：胡愈之以人格作保
第二天，4月13日中午，數萬名工人上街遊行，在經過湖州會館時，要求駐軍撤退，不答應就硬衝，結果一衝還真的衝進去了，重新奪回自己的總工會大本營，把槍杆子嚇得掉頭就跑。“由於這次儻來的勝利，使得群眾們更形瘋狂，尤其，也讓共產黨人誤會了東路軍仍將忍讓為先，他們不會開槍抵抗。”
在這一場勝利鼓舞下，總工會宣布全市總罷工，又在下午舉行大遊行，赴寶山路天主堂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一路上漫天的風雨，也澆不滅心中的怒火，一陣陣口號直衝雲霄，強烈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支，懲辦殺人凶手。
“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這是教科書上的說法。
“受三民主義洗禮之軍隊，竟向徒手群眾開槍轟擊，傷斃至百餘人……以上為昨日午後弟等在寶山路所目睹之實況。弟等願以人格保證無一字之虛妄。弟等尤願證明，群眾在當時並無襲擊司令部之意，軍隊開槍絕非必要。”這是親眼目睹這一慘案的上海文化界名人胡愈之、鄭振鋒等人聯名寫的抗議書，刊登在當年4月15日的上海《商報》上。
既然敢用人格作保證，看來還真的是“無一字之虛妄”吧？
然而，也是目擊者的左翼作家葉靈鳳，卻“清晰記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列的是工人糾察隊，仍保持了相當的武裝，有輕機槍，有盒子炮，有步槍，武裝的糾察隊過後，就是徒手的工人糾察隊，緊接著的是一般工人和民眾，其中有不少是婦女和小孩。他們一路走一路喊著口號，態度十分激昂。”
盡管葉靈鳳最後也說“這些軍隊是在近在咫尺的距離內，事先一點警告也沒有，突然就瘋狂的開槍掃射”，但在關於是不是“徒手”的問題上，他的回憶顯然與胡愈之等人的傳統說法大不一樣，工人糾察隊居然還有輕機槍！
如果群眾真的有武器，而不是“無一字之虛妄”，那胡愈之他們豈不是沒有人格了嗎？
真相說法二： 誰先動手？
至於現場到底是誰先動的手，我們再看看當時的新聞和親曆者是怎麽說的。
一、國聞周報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載：
“下午一時，閘北工人二千餘結隊遊行，軍隊製止不服，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衝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餘，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糾察隊被捕者百餘人，中有六十餘係舊魯軍兵士，因抄出舊符號……被拘工人供全係因雇傭受迫攻軍，並非本意，與逃入民居者語全同。中以苦工為多，有知識工人預先早已規避。”
二、刊載在4月14日時事新報上的《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繳械後之慘劇》一文稱：
“昨日下午一時許，總工會召集工人五百餘人遊行示威，在香山路會所排隊出發，行經止園路、中興路、中華新路、鴻興路、香山路。當由寶興路轉入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聞訊，深恐人數太多，於通過時發生意外，即令所屬集中部內，聽候調動，一麵在各區布置步哨，以資彈壓。
及至下午二時零五分，工人方麵，漸向第二師司令部接近。同時狂喊各種口號，愈喊愈烈。衛兵方麵，以工人等似有包圍司令部行動，即向工人等警告，謂此處係第二師司令部，爾等須避嫌疑，齊從對麵路旁過去，否則幹涉未便。工人等聞語，當有一形似領袖者出答，謂我等可服從，但全體恐未必皆服從雲雲。衛兵等見情緊迫，即將司令部大門緊護，阻其衝來。該首領者見不能進，突然掉首大呼“往前衝”。語甫出，即有糾察工人一百餘人，齊在後方袖出手槍，向司令部門前開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鐵棒木棍，施行毆擊，衛兵隊猝不及防，當時被擊斃—人，彈傷四人，毆傷二十餘人。
第二師長斯烈聞訊，以來勢甚是洶湧，無從勸解，為自衛之計，乃下令還擊，一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沿寶山路一帶之商店見狀，紛紛收拾閉門。各處居民，鹹驚惶失措，不知所適。車輛行人．頓時絕跡。十五分鍾後，槍聲益密，間以炮聲，蓋軍隊方麵，已由司令部大門衝出，向工人隊伍中射擊。時工人方麵，已死二十餘人，抵抗力漸覺不支，遂紛紛向後方退走。軍隊方麵，亦漸向前進逼，當工人等退至寶通路一區黨部門前，突又開槍反攻，經軍隊方麵，用機關槍掃射二次，工人殘隊，始竄奔四散，分頭逃逸，一場慘劇，予此始告停歇。綜計是役，計激戰三十分鍾，軍隊方麵死二人，傷三十餘人；工人方麵，死三十餘人，傷四十餘人，被拘八十餘人；路人被流彈致死者有某水果攤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負傷者亦有十餘人。
三、第二師參謀長祝紹周的回憶：
“匪黨在青雲路舉行集會大會，數雖有一萬餘人，但以長槍被繳，為禍不烈，故其先頭匪徒眾行經寶山路向本部直衝時，能為本部守衛所阻，惟其人眾勢大，蓄意謀亂，多持鐵棒亂毆，中間尚雜有不少手槍，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當場傷斃百餘人，餘均作鳥獸散。經派隊圍截，捕得七百餘人，身均藏有直魯軍符號，查係潰散軍閥餘部，為匪黨以金錢收買，充作擾亂地方秩序危害黨國人民者，何來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傳》的相關記載：
當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和第二師師長都不在閘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紹周將軍負責指揮，遊行隊伍快過來之時，特務營長請示如何處置，祝紹周斷然的回答說：
“請他們改道！”
“萬一他們不肯呢？”
祝紹周斬釘截鐵的說：
“槍在你們手上！”
全體官兵嚴密防範，衝要地帶架設機關槍，天主堂每一扇門，每一個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槍兵。移時，共黨暴徒果然發動了淩厲攻勢，人潮開始向天主堂猛衝。司令部第一線的指揮人員，恐怕共產黨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雙方開火，秩序一亂，可能造成重大的死傷，因而先開一排朝天槍，加以警告，表示軍方有堅守的決心。然而這邊的排槍轟出了一蓬蓬的白煙，共產黨的前鋒卻立刻拔槍還擊，一排排子彈射得石迸瓦飛，顯見他們擁有槍支不少。守軍迫於自衛，隻好還手，移轉槍口開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眾當卽紛紛臥倒，指揮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為他一看對方的動作，便曉得他們不但不是烏合之眾，而且必定受過軍事訓練。
激烈的槍戰又展開，由於第二師據險而守，機關槍在咯咯的響，往後擁來的群眾聽到了密集的槍聲，四散奔逃，共產黨人高聲叱叫，竭力堵截，但他們自己反而被急於逃命的人潮衝倒，直到後麵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眾逃得一乾二淨，前麵的人雖然死傷狼藉，卻仍懵然無知的還在猛烈攻擊。這時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話：“後麵的人都跑光了，你們還不快點繳槍投降？”臥地射擊的暴徒這才發現上了大當，於是有人高聲喊叫：“不打了，咱們走！”
官兵們一聽講的是山東話，當時便極感詫異，衝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來他們是張宗昌部下的直魯軍，近來流落在上海，共產黨誘之以利，許他們當帶兵官，或者送盤纏、買船票送他們回老家，他們這才跑來充敢死隊，打先鋒。
以上4種說法，除了在對方人數等細節上有出入以外，皆異口同聲，即：遊行隊伍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混雜有收編的原北洋士兵；遊行隊伍並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槍、鐵棍。
在關於是誰先動手的這一問題上，也大致相同，都說駐軍還擊在後。國聞周報的記載是：師司令部響起炸彈聲，軍隊始開槍；時事新報的報道是：衛兵隊在被擊斃—人，彈傷四人以後才開槍還擊；祝紹周的回憶是：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杜月笙傳》的說法是：第一線指揮人員先朝天鳴槍示警，共產黨的前鋒卻立刻拔槍還擊，守軍迫於自衛，隻好還手。我們再根據當天上午遊行隊伍強行奪回總工會的動作，就不難判斷誰是誰非了。
既然是迫於自衛，就不可能在遭攻擊的情況下，還要向蔣總司令請示能不能還手。何況老蔣已經去了南京，那時候通訊技術十分落後，要等老蔣下命令開槍是不可能的，這是常識。當然，老蔣也有可能在事前作部署，提前下達必殺令，但這種可能性相當小。因為吳稚暉、蔡元培他們辛辛苦苦搞出來的通緝名單直到4月15日才下來，結果讓一度落網的兩條大魚都跑了。多年以後，當事人祝紹周還悔恨不已，說：“當時周匪恩來與顧匪順章，曾同時一度扣留，因恪於未奉明令，糾察隊繳械後，隨即釋放，當時除惡未盡，至令渠今日為虎作倀，殘害同袍，實深惋惜。”
連大魚都沒有及時下令去捉，何況蝦子？
真相說法三：傷亡總數一百零三人
時事新報在4月18日公布了具體的傷亡數字，請各位注意，這是包括了12日和13日兩天以來的傷亡總數。
以下是全文，
糾察隊繳械之死傷者
——連十三日寶山路衝突事件
計共傷亡者一百零三人
聯合社雲；本月十二日糾察隊繳械，十三日寶山路發生兵工衝突，外間有謂死傷數百人者，殊屬咳人聽聞。茲經確實調查，計閘北浦東兩處，共死兵士十二名，工人三十名，受傷兵土五名，工人及民眾五十六名。總計死亡四十二名，受傷六十一名，死傷並計一百零三名。茲將死傷姓名情形錄後。
姓名和職業 死傷情形
傅 鬆 二師特務連一等兵 由繳械司令部收殮
張延令 同上 同上
王 熊 同上 同上
周得標 同上 同上
周金標 二師特務連二等 同上
李鵬飛 同上 同上
張金標 二師特務連下士 同上
兵士五名 四團 同上
田浦龍 內外棉東二廠 死在寶山路濟難會收屍
秦潤泉 中華書局工人 同上
張發源 茶箱工人 同上
劉金山 小車夫 同上
俞昌福 商務書信 同上
鄭廷瑞 茶葉工人 同上
王樹元 同上
朱誌成 三星毛巾廠 同上
劉 增 中華書局 同上
王生培 同上
鄧金標 同上
無名男行路人 同上
無名男糾察隊 同上
無名男糾察隊 同上
無名男糾察隊 同上
無名男糾察隊 同上
無名男紅領帶黑衣衫 同上
俞杜山工人 同上
魏陽春 流彈死家屬收殮
湯斌權工人 因槍枝繳死在浦東小沙渡教堂收
彭海清工人 同上
冷漢輝工人 同上
楊森雲工人 同上
晏 邦工人 傷右胯右足 在卡德路紅十醫院
俞校朗皮匠 傷兩腿同上
戴小四重興紗廠 傷兩腿同上
孫長根 東五廠 彈穿肚同上
成金波 同上 彈穿右足同上
丁學昌第一軍別動隊 傷右膀同上
王仁梁書販 傷兩足在卡德路紅十醫院
倪有發公益紗廠 彈穿股同上
王阿林出外尋友 彈穿股同上
張學成中央公司 在寶山路槍傷大腿
楊福全黃包車夫 彈穿口在正德醫院
趙環子同上 奶部同上
朱士鑒中華工業廠 左手同上
步占金前被拉夫 傷兩腿在濟生醫院
丁裕春訂書 傷腿同上
江孝理同上 左膀同上
袁盛呆火柴工人 左足同上
陳小根 傷腰同上
吳都明振豐布廠 傷陰部同上
趙阿夫豬鬃工人 肚及膀同上
曹嘉五書局工人 右腿同上
殷成信火柴工人 右腿同上
金胖頭兵士 頭部同上
黃文標席三紗廠 足部同上
王義樣黃包車夫 左腿同上
孔樣福 右腿同上
繆阿昌 煙草工人 在浦東被打傷腰部在南市紅十字會死
李社盛 茶葉棧死在寶山路 濟難會收屍 家屬領去
顧榮興 彈穿肚死在濟生醫院
劉炳坤 同上
溫炳坤中華書局 重傷死在濟生醫院
朱君玉同 重傷死在紅十字總全
尤阿波龍華水泥公司 壓傷死在紅十字
陳金標豐田紗廠 同上
莫棋楊 木匠 傷腿在紅十字總會
喬文敏中華書局 傷足
陸中磷 同上 傷腿在紅十字總會
許三寶 同上 傷足在寶隆醫院
龔肇洲 同 傷頭足
苗龍江同 傷腿
夏福昌兵士 傷腳
鄭覲光同 左腿
陳羅貧兵士 傷左手
許良保工人 被繳械傷腹部甚危
溫晉山商務書館 傷腿
袁連山工人 在浦東被繳械傷
王安桂工人 同上
吳喜欲同上 同上
江寵漢同上 同上
陳康提同上 同上
鍾生福同上 同上
石長勝同上 同上
黃子卿同上 同上
董學根茶葉店學徒 傷小肚死紅十字總合
周錦臣書坊工人 左背傷同上
段少卿兵士 傷左足同上
孫傑三工人 背傷同上
劉如結工人 頭部傷同上
蔡鶴庭工人 頭部傷同上
徐鎾生商務書館 臂部傷同上
張忠林小販 大腿傷同上
張立根玻璃廠工人 大腿同上
宋萬盛泥水匠 肚中二槍頸一刀
王小禹義勇隊兵 左手同上
黃根元木匠 足部同上
孫朝元紗廠工人 腿部在卡德路紅十字醫院
曹國斌工人 頭足均傷同上
胡阿三申新紗廠 彈穿太陽穴同上
這份名單除了澄清死傷者沒有傳聞中的“數百人”以外，還有一個數據相當重要，即：傷在大腿以下的群眾，至少有24人，占傷亡總數的28%以上，而傷在腿部的兵士卻隻有2人，僅占其傷亡總數的12%。這說明什麽？說明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開殺戒的時候，依然有所克製，把槍口壓低了。
與楊奎鬆教授商榷
曆史學家楊奎鬆也注意到這份名單，不過看法卻有些偏差。他在《1927年南京國民黨“清黨”運動之研究》一書中寫道：“13日的請願群眾遊行至剛剛由孫傳芳五省聯軍浙軍改編而成的第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時，竟至於發生了軍隊射殺示威群眾的嚴重流血事件。開槍十幾分鍾之後，士兵還闖入附近裏弄居戶，‘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槍斃’。僅據駐軍單方麵的統計，當場死傷者也已在百人以上。”
然後，他作了一條注釋，稱：
“《時事新報》兩次公布死傷數字，一次顯為軍方發布之消息，稱軍隊死2人，傷30餘人，工人死30餘人，傷40餘人，死傷數字應不下於110人。一次未顯示傾向，僅公布死傷人名103人，其中軍隊死12人，受傷5人，餘為工人及民眾。但兩次公布之死傷名單（第一次公布了28名傷者名單），除個別人可對上號以外，餘均不相同。且所謂軍方死亡者，隻標明由繳械司令部收殮，顯未讓報道者查驗死因。而凡能查驗傷情之士兵，則均非槍傷。鑒於軍方在繳械問題上公然造假，以及死者不公布死因，和傷者均非槍傷等情，推斷可知軍方發布的所謂遊行者先放槍，第二師為自衛而還擊，及士兵因此死傷等消息，亦多屬虛構。”
其實，關於數字不一樣的問題很好理解。第一次的數字，見報於寶山路事件的第2天，記者的采訪自然很匆忙，何況當時是鉛字排版，耗時費力，名單不全、名字弄錯的可能性都有，在一個言論相對自由的社會裏，我們自然會相信第二次的統計比較準確。
第二，楊教授說：“士兵死亡隻標明由軍方收殮，顯未讓報道者查驗死因”，未免過於武斷。所謂“顯未”，純係猜測，因為沒有任何旁證，在當時的新聞環境下，即使不讓記者查驗死因，事後也必遭抨擊，胡愈之等人要求嚴懲凶手的抗議書都可以公開發表，為什麽卻沒有批評當局捂蓋子、不讓查驗死因的報道呢？至於楊教授又說：“而凡能查驗傷情之士兵，則均非槍傷”，同樣不知道根據何在，原文中的“金胖頭，兵士，頭部”，“段少卿，兵士，傷左足”等等，誰有一雙慧眼看得出來是“均非槍傷”？
第三，至於“鑒於軍方在繳械問題上公然造假”這句話，不知道楊教授是不是把利用幫會“偽裝工人去衝擊工人糾察隊，然後駐軍再乘機”收繳武器的兵不厭詐當作是“公然造假”？如果一定認定這是“公然造假”，那楊子榮冒充胡標、王一飛冒充大學生算不算“公然造假”？再說，幫會的弟兄們也用不著“偽裝”，他們當中有拉黃包車的、有扛活的、有跑堂的，一樣要靠自己的勞動吃飯，實際上也是工人。
看來，楊教授根據這些不能成立的理由，來推斷“多屬虛構”的觀點，值得商榷。（原文首發於2010年4月11日凱迪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