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的厲害和厲害的柴靜—

柴靜的厲害和厲害的柴靜——自由的山鷹

2011-07-21

最近看了柴靜的一個演講稿，是在首都女記協演講大會上的演講，題目是《我見過的人，我經曆的事》，覺得柴靜真是太厲害了。

四分鍾的演講，四個人四件事，最後一個議論總結，1200多字，卻包含了那麽多東西。

第一個人第一件事：一個得了癌症的50多歲的拉薩一中女教師，姓熊，用30多年時間，走遍西藏各地，采訪了三教九流，寫了一箱子東西，她知道她寫的這些東西根本發表不了，但這是“老百姓眼裏”的真實的西藏，不是CCTV和《人民日報》裏經常報道的那個西藏。僅僅是為了“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麽。”熊老師“臨死前”把這些寶貝托付給柴靜。熊老師是一個尋求真理的人，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一個能夠記錄真實的人。熊老師覺得柴靜是個值得她信賴的人，盡管她們認識才一個星期。老曹也是一個中學教師，我為有這樣的同行而驕傲。中國的中學教師還不全是平庸無能之輩。

第二個人第二件事：郝勁鬆律師索要一塊五毛錢礦泉水發票的意義是巨大的，正如他說的那樣，“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麵前總是選擇服從。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有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這不是危言聳聽，哪裏是“明天”啊，大前天、前天、昨天、還有今天，我們已經被迫放棄了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1949年以後，多少人被迫放棄了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剝奪了多少農家子弟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土地？共產黨的天下是靠農民取得的，但這個天下又給了農民什麽？大的不說了，說點東方人羞於啟齒的小事，世界上最龐大的夫妻兩地分居群體，就是中國的所謂“農民工”，他們沒有基本的正常的夫妻性生活。這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為了工作怎麽能不要家庭呢？我問過幾個農民工，怎麽解決？回答：手淫。極個別的去按摩店“打炮”，一次50或者100。他們的孩子成了“留守兒童”。由於工資低、城市租房貴等原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可能在城市安家。整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更是剝奪了億萬人民的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兩千萬“知青”因為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命運因此而改變，他們的大多數早就成了根本沒有“知識”的下崗職工。

第三個人第三件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先生為農民說話。據說，我們國家是有那麽一個憲法的，但那個憲法連這個國家的國家主席都保護不了，我們還能奢望別的嗎？在政治體製上，今天和文革前有區別嗎？稍微懂點中國國情的百姓都知道，在鄉裏，鄉長的話比憲法管用；在縣裏，縣長的話比憲法好使……更不用這個“1982的憲法修正案”本來就不是“給農民力”的了。我們的真實國情是誰最弱勢，誰就最受欺負；誰最強勢，這個國家就為誰謀劃考慮的最周全。這個政府其實是為那麽一小撮人服務的。你自燃燒死活該；你鬧事，老子有防暴警察；你在網上散布“流言蜚語”，俺可以“河蟹”；最後還有“局子”伺候。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完全能把你們砸個稀巴爛。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鳥書生老提什麽“晚清晚清”的，載灃沒有袁世凱，而今天，“袁世凱”牢牢地掌握在我們手裏。你們出一個“孫中山”，我們就關一個；出兩個，我們就關一雙……看你們怎麽辦？

第四個人第四件事：溫家寶是個好總理。我也聽許多人說，老溫是個好老頭。柴靜講的故事告訴我們，也是從底層上來的溫家寶是懂得中國國情的——鄉騙縣，縣騙市……最後都騙黨中央。100多年前，一個英國人看了戊戌變法的文件後說，這個變法不會成功的，因為它的每一條都觸動了滿清貴族的利益。這個英國人還說，我太了解那些顢頇愚蠢的家夥了，他們不會讓步的。這個英國人沒有說錯，不但戊戌變法失敗了，十年後，顢頇愚蠢的清王朝又弄了“皇族內閣”，把“最親近的朋友”立憲派徹底得罪了，結果，辛亥革命爆發了，中國迎來了一個軍閥混戰的亂世。現在，孔子救不了中國，紅歌也救不了中國，使勁把一麻袋一麻袋的鈔票繼續往“維穩”這個無底洞裏扔也救不了中國，能救中國的隻有政治體製改革，隻有權貴階層讓權讓利，向公民做出一些妥協，實現共存共贏，才能使中國不出大的動亂，長治久安。

由於兩千多年的專製統治，中國人的奴性確實比西方人多得太多了，但是，即使是文革前和文革中最黑暗的年代，不是還有林昭、張誌新和遇羅克等等英雄嗎？現在覺醒的人就更多了。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人越多，這個國家的人民才能越有尊嚴，這個國家才有希望，明天才會更美好。感謝柴靜對我的啟發。

下麵是柴靜的演講稿——

我見過的人，我經曆的事兒

柴靜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著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多年前去援藏的。她說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離開西藏。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的一個旅店裏頭。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頭裏的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那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隻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麽。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采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後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麵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有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隻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與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份飯端到他麵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呢還是吃完之後我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麽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利所做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鬆，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60多歲的男人說起了豐台區的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後他從褲兜裏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隻是想為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采訪中說到，說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隻是補償，這個分配機製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這個人說的就算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麽？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已經有很多挫折，你靠什麽來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後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有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500塊錢讓他拿回家。他說我講的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隻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隻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隻有一個國家能夠珍重這樣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