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ism
科學哲學社會發展古往今來經濟政治社會評論
作者:馮立果
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是一隻掠奪之手，它是溫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溫州的企業倒閉潮越鬧越大，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選擇了拋棄廠房設備跑路，也有企業家選擇了跳樓自盡。這讓我們聯想起政治教科書裏說的“經濟危機”。事實上，本來這場危機是可以避免的，因為許多學者、機構在今年四五月份的調研都表明，這是一場比2008年還要嚴重的中小企業危機，需要政府采取針對性的救助措施，但由於政府諱疾忌醫或者閉目塞聽，總之像鴕鳥一樣把眼睛和耳朵埋在沙漠裏，任憑事態發展，才釀成今日之禍。溫州企業家的跑路和跳樓，標誌著中國這一自生自發於20世紀70年代的溫州模式，正在衰落。溫州模式留給中國的除了少數幾個知名的大企業如德力西、正泰、人民電器等，大多數溫州企業可能永遠隻能以中小企業的身份繼續生存或死亡。
溫州模式興起於地方政府的不幹預
溫州這個海防前線的一個窮鄉僻壤之地，居然成為一種經濟模式，實在出乎中央計劃者的意料，因為中央既沒有給溫州配置諸多政策資源，也沒有建設許多國有企業。但恰恰因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幹預和管製，溫州這種以工帶農的“小商品大市場”模式才可能得以發展。閱讀溫州經濟發展史，不難發現溫州民營經濟即使在計劃經濟鼎盛時期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這與地方政府的“無為”和變通有很大關係；文革結束後，除了1984年前後遭受的短暫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錯案）外，溫州民營經濟三十年來高速發展，地方政府則完全扮演了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隻打擊假冒偽劣，不幹涉企業內政。因此溫州模式的實質是“民有、民營、民享、民富”。這種市場經濟中的“政企關係”是今天許多經濟學家仍然夢寐以求而不得的。“無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發揮了溫州人血液中的商業文化基因和企業家精神，不但使溫州經濟成為一種模式，更使得中國製造的商品暢銷全球各地，從而成為中國最早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企業群體。
溫州模式被逼無奈之下轉向虛擬經濟
溫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是具有無可比擬的創業精神。不誇張地說，除了軍火販毒，天下沒有溫州人不敢幹的生意。活躍的創業精神是市場經濟永葆活力的必備條件。第二是做實業。溫州人從做五金電器、製鞋、汽配等小商品製造起家，逐漸將生意擴展到諸多製造業門類，但總而言之是辛苦並踏實地做實業。第三是勇敢闖蕩全球市場。溫州人絕不局限於浙江市場、中國市場，相反而是勇敢闖蕩世界各地，銷售中國商品。這三點成就了溫州模式，成就了中國製造在全球範圍內的盛名。
但進入本世紀以來，溫州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轉型，即企業家不再專注於實業，有的甚至不再做實業，而是轉向了虛擬經濟部門，包括炒房產、炒農產品、做PE。這也是為什麽有人說“溫州企業的倒閉破產、企業家的跳樓是活該”的原因，因為他們不踏踏實實的幹實業。這話對於溫州企業家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整個中國製造業的營商環境太差了，利潤太薄了，做實業太難了。舉一個例子，2007-2010年間，中國企業500強中的近300家製造業企業的營業收入總和都占到500強總和的40%以上，而利潤總額卻隻有500強總和的30%左右。相反同一時期，我國最大5家國有商業銀行（工農建中交）的營業收入總額均隻有500強總和的6%左右，但它們的利潤總和卻已經占到500強總額的27%左右。實業部門與銀行部門存在懸殊的利潤差距，長此以往，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流出實業部門是一種必然。
溫州模式死於政府的掠奪之手
從概念意義上來說，溫州模式從做實業轉向做短期炒作、做金融，就意味著溫州模式的死亡。第一，這說明溫州創業精神的衰落。創業是艱難的，溫州富二代沒有幾個願意做累死累活又不掙錢的實業，而都願意做來錢快的炒樓團，創業精神被侵蝕。第二，說明做實業是掙慢錢，但是企業家精神的完整體現；炒樓炒股是掙快錢，是短期投機行為，無關企業家精神。第三，2008年金融危機嚴重打擊溫州製造業，溫州製造業的國際化也基本止步於“進出口貿易”。
然而，溫州模式的死亡不僅在於概念層麵，更是實質性的。2011年以來，我國采取了名義上穩健、實際上緊縮的貨幣政策，直接凍結了數萬億商業銀行信貸資金，也使溫州企業賴以生存的民間信貸係統麵臨崩盤。據報道，目前溫州至少有80多家企業老板逃跑或倒閉，9月份發生26起，3名老板跳樓自殺。盡管官方盡量淡化這種危機的存在，同時試圖亡羊補牢，但是無論如此，溫州模式的衰落已經不可逆轉。
第一，溫州模式的先天優勢已不再。溫州模式是在滿足計劃經濟造成的商品短缺而崛起的，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為其提供了基礎優勢。這是溫州商品能夠暢銷全球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來溫州模式賴以成功的先天優勢已經逐漸失去，中國進入了高成本時代，尤其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沒有了低成本，溫州製造何以生存和發展？
第二，溫州資本沒有投資出路。現在一方麵是溫州中小企業很“差錢”，融資難，另一方麵卻是溫州商業銀行存款達到7000多億元，周轉於各地房地產市場、農產品市場、收藏品市場、PE市場的流動資金更數不勝數，充分說明溫州龐大的資本沒有投資出路，隻能“流竄”於各種投資品市場。必須指出，溫州資本不是不想轉型升級，不是不想投資，但體製障礙總是無法逾越。所謂玻璃門、彈簧門都是假象，真相隻有一個就是壟斷門。國務院的新老36條是個好東西，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國務院一年發布上千份文件，各部門和各地方政府又都是“條條”和“塊塊”的利益主體，誰又關心這兩個文件的落實情況呢？何況它們又不是法律！
第三，政府的“掠奪之手”雪上加霜。市場經濟講究一隻“看不見的手”，即市場規律，但我國政府處處強調一隻“看得見的手”，即政府幹預。這隻“看得見的手”到底是一隻什麽手呢？它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動的“官辦經濟”，而不是“民辦經濟”，因此溫州模式僅僅是一個區域性的經濟模式，難以成為主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它製定了高昂的稅負，使中小企業尤其製造業企業負擔沉重；它製造了掠奪性的“官辦商業銀行體係”，將實業部門創造的利潤源源不斷地掠奪進政府的腰包；它製造了壟斷性的國有企業部門，它們控製著中國的錢流（商業銀行）、物流（民航、鐵路、航運）、能源流（石油、煤炭、電力）、信息流（電信、郵政），占據在民營企業的產業鏈上遊，源源不斷地吸取民營企業創造的財富；更不用說民營企業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無處不在的腐敗行為。因此毫無疑問，這隻“看得見的手”是一隻掠奪之手，它是溫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