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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個以往人們不大注意的問題，就是按照政治運作程序，若是要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就必須正式推翻有關這場運動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就是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並獲會議通過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這一結論，也必須經由中共中央全會一級組織做出相應決議並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應決議並予以公布，就必然會帶來這樣一些後果：
一是會彰顯鄧小平在這場運動中所曾扮過什麽樣的角色、以及所應負有什麽樣的責任；
二是會迫使鄧小平為此而必須說上一些認錯的話、道歉的話。
顯然，這前一方麵的後果是鄧小平極不願意看到的，這後一方麵的後果則是鄧小平極不願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規避的。
趙紫陽在軟禁期間曾與他的老戰友宗鳳鳴議論過他們的老首長鄧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給“反右”運動平反事做過一番評論：幾十萬“右派”都改正了，隻剩下幾個人沒改過來，他還堅持“反右”運動應該肯定。這說不過去嘛，沒有道理。
趙紫陽還說：他這個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損自己形象的事，是堅決不做的，即使這件事是正確的，也堅決不做。
趙紫陽還多次談到：鄧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執行，不能反對。他就是這樣性格的人。
在筆者看來，趙紫陽所謂鄧小平的“這樣性格”，頗得毛澤東的某些遺風，即那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遺風。
他為了保證那場曾由自己直接領導的“反右”運動“還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給幾個人平反，再用這幾個人的案情，去給那整個涉及幾十萬人的大案定性。
結果，這就使得許許多多的“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餘年後，至多隻能獲得“改正”，而不能獲得“平反”。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不能獲得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整人者所應給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機關所應給予的賠償。鄧小平如此行事很難不讓人理解為：他寧可不給蒙冤受屈二十餘年的數十萬人徹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損失。
其二，這一手法使得毛澤東的手下人有可能為自己也涉身其間的毛澤東的整人史實進行掩飾。
因為，為毛澤東掩飾，也就是在為他們自己掩飾。毛澤東不想讓後人知道當年整人詳情，他們也不想讓後人知道當年整人詳情。他們與毛澤東已近乎結成某種保密同盟，盡管他們自己未必會承認這一點。
1959年出席廬山整彭德懷會議者計有一百六十餘人，其中參與整人者，即對被整者多多少少做過誅心之論者，當有一百五十餘人。到了1978年彭德懷案獲得平反時，仍有不少當年參與過整彭德懷的人還健在著，但其間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詳說廬山整人會議的真相，詳說自己曾親眼目睹並親身參與的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保持了某種沉默，某種既是在維護毛澤東形象、也是在維護他們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體失語。
所幸在被他們參與整治的人中，還有一些幸存者，並且在這些幸存者中，還有膽氣猶存且筆鋒猶健者，還有一個叫李銳的人寫出了《廬山會議實錄》一版、二版、三版，將當年“廬山會議”上的許多隱情、許多嘴臉，逐次暴露得越來越清晰。
結果，廬山上的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雖為其間的整人者所掩飾，卻為其間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寧說所指控。史網恢恢，疏而不漏。
有必要指出，李銳寫出這本書曾獲益於胡喬木：一是成書前曾受到他的鼓勵和幫助，二是成書後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此公盡管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得很“左”，遭人詬病，被戲稱為“左王”；但在支持李銳寫出“廬山會議”史實這一問題上，不能不說是明智的，應予肯定，否則有失公允。胡喬木畢竟出身學堂，並長期從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還懷有著中國書生通常都懷有著的那種敬畏曆史的情結。
與“廬山會議”的隱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會”的隱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後兩次約李銳長談：第一次長談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後），自14：40至20：20，曆時5小時40分；第二次長談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曆時7小時整。
在兩次長談中，胡耀邦談了自己所親身經曆過的許多事，重點談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談了發生在那個所謂的“民主生活會”上的許許多多的事：
——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呈了。
——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黨規黨法於何地？
——有許多重大人事決定都是老爺子（鄧小平）定的，都誤會到我的頭上。
——餘秋裏“第一個放炮”，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王鶴壽背棄友情，黃火青結怨泄憤。
——與鄧小平衝突的“導火線”，是因為我與他私下裏談論：“我半下”（即辭去總書記職而任軍委主席職），“三老全下”（即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全退）。鄧則背著我抱怨：“為什麽讓我下？”並斷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處置我，“是曆史不公平”。
——“應當還曆史的本來麵目”，“希望有個平反的決定”，“中央有個正式說法”。
李銳用心記下了胡耀邦的話，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後（1989、4、19），在中顧委悼念胡耀邦支部會議上，轉達胡耀邦生前“希望有個平反結論”的“帶有遺囑性質”的要求，並請中顧委“正式轉告中央”；後是於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後將上述胡耀邦談話要點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公開發表。
筆者在看到此文發表前的原打印稿時，除了驚異於文中所披露的諸多內容外，就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即胡耀邦為什麽要將這些私密且怨憤的話告訴李銳，告訴這樣一個先前與自己交往並不多的人？
如李銳所言，“耀邦下來以前，我同他隻有工作上的關係，沒有曆史淵源。”胡耀邦與李銳兩人出身不同，一個出身“紅小鬼”，主要從事軍隊工作和黨團組織工作；一個出身“一?二九”，主要從事新聞工作和經濟建設工作。胡耀邦與李銳兩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幾乎沒有什麽接觸，八十年代後雖有接觸，但主要限於“工作關係”。
對於這樣一個與自己“沒有曆史淵源”關係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傾訴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筆者看來，主要出於兩點考慮：有一點胡耀邦已明說，即看重李銳的為人，視李銳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有正義感、強脾氣”，故可與之交心。還有一點胡耀邦未明說，即看中李銳手中的筆，以及這支筆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視李銳為“史筆”，希望能借此“史筆”而將他所受到的許多不公記錄下來，載入史籍，留待後世公論。
與中國曆史上的許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後評價的，毋寧說也是抱有春秋史觀的。他既畏懼於曆史，“我不能讓人幾十年後指著脊梁骨罵”；也寄希望於曆史，“希望有個平反結論”，“應當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筆者曾將這有關“史筆”的想法征詢李銳先生本人。李銳先生當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這個意思的。我也的確把他的那些話記錄下來，並發表出來。”
毛澤東的上述手法，即通過讓手下人都參與整人而使他們日後“失語”的舉措，在今天也能見到與之相類似的版本。
中國世紀之交第一刑事大案當屬張君集團案。該集團有一幫規：“殺人入夥，歃血為盟”。其用意就是要通過讓入夥者“手裏沾點血”而使他“封口”，不敢說出集團內情。他若是要揭發別人，也就等於揭發他自己。他若是要置別人於絕境，也就等於置他自己於絕境。
例如，張君為了真正能把李金生拉入夥，就對他說，“搞個人來給你殺，你敢嗎？”李金生答道，“我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通過要我殺人試我的膽量，封住我的嘴嘛！”2000年8月20日，張君指令李金生槍殺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青年”。李金生也因此而鐵了心加入張君的團夥，成為其骨幹成員。
又如，張君為了能把其情婦全泓燕拉入夥，也讓她“手裏沾點血”，讓她於2000年5月的一天，槍殺了一個“身著白色T恤衫的二十幾歲的矮個男人”。
毛澤東整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常常使自己隱身幕後，而把別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劉少奇時，他把周恩來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來時，他又把鄧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級打手。
他這樣做究竟是怎麽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麽樣的後果，則是確定無疑的，即能讓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位於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擔盡可能多的整人責任，並因此而能為自己的身後事埋下許多伏筆。
這個黨若要繼續維護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人在曆史上的形象，就得設法掩飾這些人曾如何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同時也會連帶著設法掩飾毛澤東曾如何指使這些人去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
這就會淡化乃至抹煞那段曆史，那段由毛澤東領著這些人共同創造的十分醜陋的曆史；同時也會模糊乃至掩蓋這些人的真實麵目，這些人在中共高層政治角逐中不時作陰陽變色的真實麵目。
李銳先生曾多次向筆者談起他所親曆的一件事：
大約在1983年至1984年間，中組部奉命銷毀一大批檔案材料。在銷毀之前，中組部部長陳野萍讓我（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引者）看了一個原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這個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的結論，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擬的，一份是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那份結論計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的。我認識他的字。
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周恩來所親筆擬出的那個結論來定調子的。
可惜啊，這兩份原稿都給燒了，沒有啦！
李銳先生還談了有關這件事的背景情況：當年有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判工作結束後，兩案專案組機構隨之撤銷，而原本由兩案專案組搜集並保存的大量資料也就轉到我們中組部保管。
在這批資料中，有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既有涉及周恩來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上述他給劉少奇做結論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領導人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他們背地裏相互打小報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鄧穎超深知這些資料一旦披露，就會極大地損害周恩來在世人心目中已經形成的那種正人君子的形象，於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銷毀，並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後如願以償，迫使中央同意燒掉這些資料。可以說，鄧穎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盡全力地維護其夫君周恩來的形象。
在前文，筆者曾引李銳先生話：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麽長的時間，做了那麽多的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
到此處，我們則看到：毛澤東雖然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卻留下了許多屬於別人的墨跡，比如上述那個屬於周恩來的墨跡。毛澤東這是讓手下人替他背黑鍋，一是不留下他幹壞事的紀錄，二是可防範手下人說出他幹壞事的真相。
可以想見，周恩來即便是死在了毛澤東的後麵，也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許多詳情，尤其是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劉的這一詳情，相反倒會竭力去掩飾這一詳情。
不過，周恩來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澤東的前麵，其遺孀卻活到了毛澤東的身後，並做起了周恩來假如還活著也一定會去做的事，即一定會去竭力掩飾他所做過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澤東當打手背黑鍋的事。
可以說，其遺孀鄧穎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許多有關周恩來的那些見不得人事的曆史記錄，至少銷毀了上述那份由周恩來親筆擬定劉少奇罪名的原稿。
2002年10月11日上午，筆者在拜會年近九旬的杜潤生老先生時，拜識了他的已是七旬的老秘書姚監複先生。中午，姚先生請筆者在其單位食堂就餐。席間，他談了許多他親聞親見的事。
姚先生問我，小單，你知道1973年毛澤東整周恩來這件事嗎？
我說，知道這件事，但不太清楚這件事的內情。
姚先生說，你猜猜看，在當時整周恩來的人中，誰是最重量級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氣後說，這肯定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錯！這的確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姚先生繼續說，毛澤東知道，要整像周恩來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僅靠“四人幫”那些人是壓不住台的，也得要有與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級人物出場。於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投向了這個他不久前才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號走資派”。
鄧小平是個聰明人，自是會深知毛澤東的用心，深知毛澤東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驗他。於是，他為了毛澤東，也為了他自己，斷然出手，將整周恩來的事做得盡職盡力。
姚先生說，這些情況都是紀登奎親口告訴他的，紀登奎本人就親曆了這件事的全過程。
紀登奎還告訴姚監複：他保存著他與毛主席五十次談話的記錄。中央曾找他談話，希望他能把他所親曆的許多重要事情都談出來。他表示，如果把這些事情都談出來的話，不僅會有損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還會有損一些還活著的人的形象，所以，還是不談出來為好。可是，胡耀邦堅持要他談，並承諾把他的這些談話記錄封存起來。他這才答應談。中央有關部門隨即派專人來和他談，關起門來談了三天。
顯然，在紀登奎當時不願談的那些他所親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澤東主使中共高層整周恩來的事；在紀登奎當時很顧忌的那些還活著的人中，就包括鄧小平。很可能這個如日中天的鄧小平就是紀登奎當時最顧忌的還活著的人。
這也就很容易理解，鄧小平為什麽對於“文革”抱著這樣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麵，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徹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麵，又諱莫如深地總不讓徹底搞清“文革”。因為，他在這場運動中，既受過嚴重的傷害，也有過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舉動，也留下恥辱的記錄。所以，“文革”問題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為傳媒深入報道的話題，也不能作為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
到了一九八九年後，這一情況愈益嚴重。傳媒幾乎不登有關“文革”的深度報道，學界竟然有學者因研究“文革”問題而遭拘禁。
這似乎再現了中共黨史上的一種怪現象：過去，有當權者一方麵高調抗日，另一方麵又製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懷因打“百團大戰”而遭本黨惡意指控，並為此而備受折磨；如今，又有當權者一方麵高調否定“文革”，另一方麵又製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學者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開幕三十周年、閉幕二十周年之際，筆者在吳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見一位來自中央文化監管部門的司長。他告訴我們，上麵有“話”：今年要嚴格控製有關“文革”的報道。他還告訴我們，這個“話”不是以白紙黑字的文件形式下達的，而是以電話通知的口頭方式傳達的。
這位司長透漏出有關“上麵”的兩點信息：一是“上麵”很蠻橫，竟要封殺曆史，封殺“文革史”；二是“上麵”很膽怯，敢做不敢當，不敢留下有關蓄意封殺“文革史”的文字材料。
他們似是知道封殺曆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麵賣力地做這件事，另一方麵又盡量地少留做這件事的記錄。可問題是，不僅他們封殺不了曆史，而且他們試圖封殺曆史這件事本身也會成為曆史，也會成為封殺不了的曆史、欲蓋彌彰的曆史。無庸置疑，他們將會為此而遭到曆史的雙重鞭撻：一是鞭撻他們試圖封殺“文革史”，二是鞭撻他們還要試圖掩蓋他們試圖封殺“文革史”。
今年，恰值“文革”開幕四十周年、閉幕三十周年之際，想必“上麵”又有話，又要封殺“文革史”，同時又在創造那種封殺“文革史”的曆史，那種欲蓋彌彰的曆史。
晚年毛澤東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說，大多數時間都浸泡在整人的汙泥濁水中，“不亦樂乎”地感受著他“與人鬥”的肮髒與惡臭。
並且，他還把他身邊的那些人，那些執政黨高層大員們，也都拉下這汙泥塘中，陪著他一塊兒嬉戲打鬧，鬧得一個個都成泥猴模樣。
不過，他老人家並不總是浸泡在這汙泥塘中，有時還會爬上來坐在岸邊，一邊喝著茶、抽著煙，一邊半是欣賞、半是監督地看著這汙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戲打鬧的。
先是看著劉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懷身上潑髒水、抹汙泥的，繼而看著周恩來又是在如何往劉少奇身上潑髒水、抹汙泥的，再而看著鄧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來身上潑髒水、抹汙泥的……
他看著看著還會不時發出喝彩聲和嗬斥聲，喝彩那些在這汙泥塘中鬧得最歡的人，嗬斥那些在這汙泥塘中鬧得不太歡的人。
正是這種汙泥塘中的狂歡，構成了晚年毛澤東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並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連帶地構成當時整個中共高層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
這種汙泥塘中的狂歡，又因其非常醜陋而成為毛澤東刻意設局加以掩飾的曆史迷案；並又因其負麵連帶效應而又成為此後曆屆中共高層都要想方設法加以掩飾的曆史沉案。
下 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立下字據；讓他們言之鑿鑿地向曆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
杜潤生先生曾對筆者說過：毛主席整人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須做檢查，不做檢查是不行的，是不讓過關的。鄧子恢做過檢查，我做過檢查，彭老總也做過檢查。
這種向毛澤東交出的“檢查”，實質上就是“悔過書”或“認罪書”，就是檢查者有文字稿本並在有許多人出席的場合，或是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中生有地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或是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有時是無緣無辜地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這種“檢查”，通常還都要檢查到上綱上線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檢查。在這一檢查中，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采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著“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
他還痛挖自己之所以會犯上述錯誤的“思想根源”，稱之為“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經常表現為“經驗主義”，有時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時表現為“兩者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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