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節明 蘇東和平演變的主因是戈爾巴喬夫,而不是軍備競賽
2011-08-20 12:02:04 [點擊:12]
——與郭國汀律師商榷
(郭國汀律師天易網首發)
郭國汀先生雖然肯定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功績,但仍然抱著西方的通俗觀點不放,至今認為前蘇聯瓦解的主因在美國,是裏根總統施行八年的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
這個流行觀點,實際上是西方右派的偏見而已,它似是而非,以訛傳訛,經過人性的弱點加以放大,反而比真理還像真理。
明白人知道:西方右派的價值觀趨向於大資本家和富人階層,出於最大限度的牟利需要,這種價值觀持有者,對極權專製持雙重標準:它一方麵對開放式法西斯國家(典型如後毛時代的中共國)竭力綏靖,寬容異常;同時天然地敵對封閉式法西斯國家(如前蘇聯、伊朗),因為無利可圖。所以以裏根為代表的西方右派對中共國非常的寬容,卻對蘇聯極端地強硬,盡管戈爾巴喬夫的文明境界,高出鄧小平不止一個層次。美國的雙重標準,決非“戰略”可以解釋。
當年美蘇的對抗,正如一正一邪兩個頂級武林高手當眾決鬥,打得難解難分,正當正的一方逐漸略占上風,但遠不足以一鼓而勝的時候,邪的一方忽然頓悟到自身的滔天邪惡不義,良心大發現,決得沒有必要再鬥下去,遂主動退出比賽,令正方意外大獲全勝。因此,裏根總統領銜的正方,當然要搖唇鼓舌的鼓吹:是自己的“迷蹤拳”(裏根主義)打垮了邪方,這種虛榮,是絕大多數人的人之常情,更不用說向來以傲慢自負著稱的西方右派。這個說法“久加渲染,也就成了西方世界的通俗觀點。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不僅適用於納粹德國,同樣適用於西方世界,因為人性的弱點是共通的。
但這裏有一個問題始終講不通:既然是“裏根主義”打垮了蘇聯,那麽它為何至今不打垮蘇聯的美洲盟友古巴、東方盟友朝鮮、越南?須知這些共產小老弟比“老大哥”虛弱得多,須知古巴還在美國的鼻子底。
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說,理由在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經濟,導致戈爾巴喬夫“不得不”開啟政治改革。仔細鑒別,此種說法似是而非,因為經濟衰退不一定導致一國政權垮台,它更不足以導致控製力極強的共產政權垮台。
經濟衰退甚至不足以動搖共產政權的執政能力。相反,回首曆史可以發現:經濟大衰退時期,往往是共產政權生命力旺盛的時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斯大林瘋狂推行“集體化”,把農業全麵搞垮,餓死數百萬人,當時甚囂塵上的布爾什維克豈有垮台之憂?
在中國,毛澤東一夥瘋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兩次三番把中共國經濟搞至崩潰(或如華國鋒曰:“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南海的統治,不照樣固若金湯?
紅色高棉反人類集團上台僅三年,竟把柬埔寨人口屠去四分之一,把社會、經濟全麵摧毀,若不是越南大軍入侵,殺人殺得興高采烈的波爾布特一夥憑什麽會倒台?
以前朝鮮托蘇聯的福,一度過得比中國好得多,但蘇聯走後經大衰退,餓死數百萬人,其工農業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崩潰,盡管如此,拒絕改變的朝鮮,在金日成死後十年怎未見崩盤?現在經濟上全靠中共國師朝鮮當權派胡錦濤一夥竭力撐扶,盡管如此,仍然窮得隻能搞“先軍政策”,金正日一夥不要說什麽“新思維”,就連鄧式半吊子經濟改革都堅決拒絕,近十年不又過來了?經濟比中國遭得多的朝鮮,比中共國穩定的事實,讓毛共輔導員胡主席羨慕不已,下定了學朝鮮的決心。
共產政權之所以很能夠在惡劣的經濟狀況中維持,一則因為它的封閉性和欺騙性,二則因為它具有很強的對內控製和鎮壓能量;它的本性就是一具製造貧窮與殺戮的龐然大物。實際上,富庶的經濟,不僅不是共產政權的必需,反而是它的威脅,因為生活的寬裕容易生長出人性化的觀念,而消融掉政權賴以穩定的殺氣。這就是毛澤東說的“富則修”的道理所在。
戈爾巴喬夫開啟蘇聯的民主化改革,根本不是因為有什麽“再不政改就會垮台”的被迫因素,甚至也沒有什麽再不政改“經濟就會崩潰”的因素——更何況,政改和經濟發展並無直接關聯。實際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經濟已經走出最困難的穀底,赫魯曉夫之後,蘇聯經濟最困難的時期是勃列日涅夫中後期,請問:勃列日涅夫中後期的蘇聯,政權有一絲傾覆的跡象嗎?沒有。恰恰是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行的新聞出版自由、結社集會組黨自由、民主普選(即公開化、透明化)等民主化新政,令蘇聯大批幹部民眾在赫魯曉夫“解凍”的基礎上,大步地走出了蒙蔽,覺悟到馬克思、列寧的荒謬和共產黨專製的邪惡,從而釀就整個社會拋棄共產黨統治的強烈共識。戈爾巴喬夫的民主改革,也成全了葉利欽代表的改旗易幟派,使其通過選票躋身最高領導層,為拋棄共產黨準備了條件。
綜上所述,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動選擇,他當時完全可以選擇別的道路,比如鄧小平的道路、或者如勃列日涅夫一般不作為、或者如江澤民那樣混日子、或者如胡錦濤一樣僵硬和倒行逆施...如果那樣,蘇共決不會垮台(當然蘇共終究會垮,但會拖上許多年,代價會大得多)、東歐決不會整體變天......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表明:他不是沒看到政治改革的風險,但為了蘇聯人能夠享受自由、民主、為了人類的和平,他甘願失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這一地球上無尚的權力。事實也是這樣:當他一手培植起來的二號改革派葉利欽搶班奪權之際,當別洛維日“密林協定”將國家一分十五之時,他黯然卻不失優雅地交出了手中的核按鈕,“為人類選擇了和平、為自己選擇了恥辱”,盡管他完全有條件和機會象鄧小平、齊奧塞斯庫那樣反撲和頑抗。
就此,與趙紫陽同屬羊年生人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一次性完成兩次超越:超越了既得利益和民族主義虛榮心。迄今為止,全世界隻有華盛頓做到了其中一項;戈爾巴喬夫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加氣勢磅礴。
“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是戈爾巴喬夫的座右銘,他不僅這樣說,也這樣做了。這個崇高的信條:華盛頓沒有條件實踐、林肯做不到、裏根做不到、要向馬島投原子彈的撒切爾們則根本無法理解。古往今來,隻有他一個俄國人能夠超越民族主義。
戈爾巴喬夫把葉利欽從斯維爾德諾夫斯克州州委書記的位置上提拔上來,幫助他鋸斷了自己所坐的樹枝,居然基本無悔...這種境界,更是慣以利益為衡量尺度的中國無神論朝野人士無法理解的。
戈爾巴喬夫是俄羅斯民族的永恒驕傲,卻不屬於俄羅斯民族;他不熱衷於任何教派,卻是一個真正宗教性的人。
戈爾巴喬夫具有威脅一切共產黨政權巨大的道德能量,他對中南海的威脅,遠比葉利欽為大;這也是當下胡錦濤別動分子,以世俗小人價值觀,趕在“八一九”二十周年之際,竭力詆毀他的原因。
“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為了自由民主和平舍棄個人權力(類同於陳泱潮“隻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這就是戈爾巴喬夫身體力行的豐碑。
曾節明 寫於辛亥革命百年八月二十日中午於紐約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