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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及後勤保障等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北伐軍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淩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農會的淩辱、迫害，心中當然不是滋味，而這就為日後的國共分裂埋下了隱患。
幾年前，我到台灣開會。主辦方安排大陸與會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誠品書店。時間短促，我隻挑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萬亞剛的《國共鬥爭的見聞》，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從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萬亞剛本名萬大鋐，1928年19歲時，即進入陳立夫的“中統”，直到59歲退休，凡40年。在“中統”，萬氏曆任科長、晉陝豫邊區專員、調查局主任秘書等職。抗戰期間，曾潛入“紅色聖地”延安，並安插特務到抗大“潛伏”。這種經曆，使得他對國共兩黨的恩怨所知頗深。《國共鬥爭的見聞》是萬氏相關文章的結集。從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萬氏，堅決反對“台獨”，是鐵杆的“統派”。這且不談。集中有一篇《謎，還是謎》，談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這樣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謎，起因於我對國民黨對待共產黨政策的了解。在政治鬥爭場合，凡是占上風者，對待敵人往往寬大，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亦然。中統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專職對付中共的地下活動。由於中共的地下組織非常嚴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績亦不好。後建議對中共分子采取寬大政策，由政府頒行“處理共黨分子自首自新辦法”，以後就按照這個辦法來對付中共分子，以爭取“轉變”為主。在抗戰以前，國民黨的聲譽，和中共在建國初期一樣，如日中天，全民愛戴，所以爭取共黨分子轉變並不困難。即以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而論，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後轉變（即中共所稱的“叛變”）而成為中統的成員。這些從中共過來的人，都熟悉中共的地下活動。由於他們的指引，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底將中共設在上海的全部地下機構等重要機關全部破獲。追源溯因，這完全是旨在“攻心”的寬大政策所起的作用。
鮑羅廷（在中共高層裏發號施令、稱王稱霸的蘇聯顧問）依靠的“革命先鋒”
由於孫中山力排黨內非議而堅決主張“聯俄容共”，所以在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國共便開始了第一次的所謂“合作”。而此次的“合作”與1937年抗戰爆發後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1927年4月。蔣介石實施的“清黨”行動意味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徹底破裂。蔣介石之所以被迫“清黨”，其原因是很複雜的。在兩黨“合作”期間，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從事許多嚴重危及社會安寧的政治活動。尤其是北伐開始後，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經過和占領的地區大張旗鼓開展的所謂“工農運動”是直接導致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內部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介石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鬆（中國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讚成和擁護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不應該“扶助農工”的問題，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而中共開展的“工農運動”以及所要達到的最終政治目的，顯然令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無法認可。
中共視喚醒和發動工人階級為基本使命。在此期間，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著：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安分守己、純樸善良、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其實並不容易。因為這些底層民眾由於受傳統道德觀念的教化而有著自己心目中難以動搖的“天經地義”、“天理人倫”的基本理念，所以對地主、資本家等富有者“造反”（剝奪他們的財產乃至生命），便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必須首先完成對自己信守的“天經地義”、“天理人倫”的摧毀才能夠對富有者下手。而這顯然有悖於自己信守的傳統道德觀念。而痞子、流氓、市井無賴等社會頑劣則不同，因為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所以要煽動他們起來造富有者的反、剝奪富有者的財產乃至於生命並不費力。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革命”的“積極性”要比那些老實本分、安分守己、純樸善良、循規蹈矩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起“命”來也步子快、膽子大、下手狠，敢搶、敢奪、敢殺。這樣就有可能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因為“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而“榜樣的力量則是無窮的”。
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即便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現在的“朝九晚五”作息製度竟然源於此時。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國務院公布的春節的法定假期也隻是三天，而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居然是今天的五倍。章程還規定：“每年還應準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準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而按照如此荒唐和不切實際的“福利待遇”經營的店鋪則必定是短命的。
北伐軍官兵在前線浴血拚殺且後援不繼。而在後方的農村，中共發動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運動則如火如荼。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麵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或者索要‘捐款’。一群‘吃大戶’的人毫無顧忌地湧進‘土豪劣紳’家裏去殺豬出穀、淘米做飯。甚至連‘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象牙床上也可以用泥腳踏上去再滾一滾。而且動不動便捉人戴高帽子遊鄉示眾。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裏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鬥、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穀”，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穀”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遊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遊鄉時，還會剪掉他的胡須，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穀、遊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誌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些無法無天、慘無人道的血腥暴行使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大為寒心。這對於轟轟烈烈的北伐大革命運動無疑是嚴重的破壞。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很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農運動深感頭痛。而國民黨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農工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寧、穩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隻有如此，才能夠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以維持北伐戰費和國家財政的各項開支。而工農運動一旦興起，則往往無法滿足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甚至就連生命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便難以維係。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麵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穀、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土豪劣紳”，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更失去了納稅的“義務”。農會淩駕於中央政府之上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沒有糧食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毛澤東領導的疾風暴雨般的農民運動在江西、湖南等地的胡作非為嚴重地動搖了北伐軍的軍心。北伐時李宗仁將軍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北伐軍中官兵們的疑慮。到民國十六（1927年）年夏季，北伐軍中來自於湖南、湖北的官兵們的憤懣心情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境地。因當時北伐軍裏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家庭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家鄉都橫遭農會的迫害、淩辱。而各級黨部竟無動於衷。北伐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
1927～1928——國共雙方的激烈對抗
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舉捕殺共產黨人的原因是有其曆史原因的，而不負責任的宣傳和簡單化的理解往往會偏離曆史真相。實事求是的說，是由於遍及城鄉的工農暴亂促使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下定了“清黨”的決心，或者說給了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借助青洪幫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翌日，當工人遊行示威時，白崇禧下令軍隊向工人隊伍開槍。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破裂的公開化，也意味著國民黨“清黨”的實際開始。廣州其時也是中共的根據地。4月15日，廣州也開始了“清黨”：對中共黨員大肆捕殺。國共“合作”了數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黨”持續數月，這其中濫捕濫殺現象嚴重存在（很多中共黨員隱藏於普通民眾中造成了這種現象）。湖南農民運動興起之初有人指責農民運動“過火”，而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是這樣為農民辯護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並且強調：“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而後來則輪到國民黨人“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了。
國民黨的大開殺戒，本意是指望能將真的中共黨員清除幹淨並震懾一些漏網之魚。但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實在是小看了共產黨人——麵對國民黨的清黨，共產黨人決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來等中共上層的策劃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在南昌發動了兵變。這意味著國共武裝對抗的開始。同年8月7日，中共上層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上，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上層實際上的決策者。此後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導下，中共奉行後來被稱為“左傾盲動主義”的政策，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暴動”，大玩“血的遊戲”。當時，瞿秋白中央幻想著立即一夜天“武裝奪取政權”。他們的想法是分兩步走：第一步，在全國各地分散地發動暴動，奪取一城一地的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礎上舉行全國總暴動奪取全國政權。其時中共成立不過六七年，要做到這一點當然是異想天開。
從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共在全國一百多處城鄉發動了多次武裝暴動。而這些暴動全部都失敗了。有的地方當時雖然暫時取得了“勝利”並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但迅即被摧毀。後來，連中共黨內也有人認為這是“玩弄暴動”。在“玩弄暴動”的過程中，中共也曾以濫殺報複國民黨的清黨。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動中應毫不顧惜的沒收地主土地，斃殺土豪劣紳，斃殺政府官吏，斃殺一切反革命”，“盡量施行紅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指示湖南、湖北省委在極短的時間內組織兩湖工農大暴動奪取政權。在政策上則實行“紅色恐怖”。（姚守中等編著《瞿秋白年譜》，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頁、235頁）可見，“紅色恐怖”，其時是瞿秋白主導中共的一個“政治關鍵詞”。中共的以殺抗殺，又使得國民黨以更嚴酷的殺戮來對應。國共之間的關係史就這樣不斷用血書寫著……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12期，作者：王彬彬（作者係文史學者、南京大學教授），原題：《國共關係的一段往事》
自己勝利後，也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折騰，把大好時代錯過了，把三代人毀掉了，然後才知道啥叫建設國家。。一切再回到原點。
隻要想想現在有一群農民工手拿鐵棍衝進小區要殺人搶掠，我們的警察叔叔怎麽辦？
----中 共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農會給幹掉了，這就是“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與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相比，其實是半斤對八兩。
不知之前有湘贛暴亂、搶劫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
國民黨逞凶平亂實屬迫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