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往80歲爬的老嫗
回憶一點親曆之事寫點散文和詩
侯武與彭家萃(上)
也許隻是想當然，我最早的記憶應可追溯到一歲零八個月時：有人抱住我，而我則扭轉著小身軀直朝著醫院的大門，哭喊著要進去找爸爸，此景應出現於父親去世停入太平間的日子裏。
我的父親相貌英俊，身材挺拔。記憶中的父親其實隻是照片中的樣子——穿便服與母親合照的他，氣定神閑，溫和睿智；穿軍裝的他，目光炯灼，英姿颯爽；而抗日戰爭時期與母親帶哥哥的那張照片中略含憂鬱的沉靜眼神則定格於我心中。
與我有關的乃來自母親寫給外祖父母的信。
母親信中說我先後天不足所以特別饞，又說起女孩子要穿的花一些好一些。我想或者是母親唯恐外祖父母對女孩而有所忽略，一再叮嚀還不算，一封信中特意提到父親對我的關切——可憐的母親，大約知道外祖父母對他的格外器重，用我已故爸爸來打動他們。
母親寫道：止戈最喜歡巍巍，巍巍四個月時奶媽走了，巍巍不哭不叫，隻是定定地對止戈看著。看著他心愛的女兒，止戈流淚說，自己不吃也不能讓孩子餓著……。
看這封信是我和哥哥離開母親回到安慶以後的事。在這以前，我幾乎沒有聽見過誰說起過爸爸與我，也從未有人教我應如何表現出對父親的敬愛。然而我覺得兄妹中唯有我自然表現一種對爸爸說不出的深沉眷戀。從很小時，一唱起：‘我的爸爸，是個好爸爸，為了我們的國家槍炮都不怕……’這支歌，我的眼淚就嘩嘩地流下，哽噎著唱不下去。稍大一些，每當我注視著他的照片，心中就湧出對他早逝的深沉悲切。二十歲後我甚至夢見父親來學校找我，隱隱約約看見又真真切切知道的是父親來了，未曾聽他說什麽我已泣不成聲地喃喃道：‘都說你死了，你還活著！可為什麽現在才來找我啊……’哭中醒來直至天明猶自抽泣。
從懂事起，我對任何人講起父親的事都格外留意。七十年代末，稍有條件時，便鄭重托付一位學生幫助我尋找父親的墳——這位學生在西安讀大學而他有親戚在西安城建部門工作。——可是問下來的結果是六十年代初江蘇會館的墓地被平掉建設工廠。我非常後悔，沒及早設法著手這件事；有時似乎迷信地想六三年夢見父親或許就是西安大規模毀墳造廠的時候。到加拿大後，曾寫信給母親老朋友中唯一還有地址可查的沈醉先生問父親情況，也寫信請朋友找些資料，甚至陝西一個商業團體來多倫多辦展覽我也曾找過。但除了沈醉先生回信中說：‘你要打聽你父親的情況，我隻見過他幾次，隻知道他是中央軍官學校在南京畢業後，即在軍隊中工作，他具體做過什麽，我已記不起來，隻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對朋友十分熱心，肯幫助人，在當時社會中，是一位受人尊敬，品行端正，沒有染上壞習氣的好青年，可惜的是，他死的很早，我在和他交往時，我很欽佩他，認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直到現在，我還懷念他。’(一九八三年十月)；其他則一無所獲。
最可惜的卻是除小時在西安逢清明母親帶我們去上墳，家中牆上掛有父親的肖像及繳獲日軍的有鞘長刀外，從未能夠直接從母親口中聽過關於父親的事。現在想起來，是他們鶼鰈情深，而父親過早突然逝世，母親內心的傷痛極深，對天真無知的小兒女，無法提起而不悲泣，便盡可能埋藏於心中。
外祖父母雖然最疼愛的是兒子，但在他們子女的配偶中最欣賞讚美的是我父親。母親婚後跟隨父親住在南京，一九三七年，她的父母和兩個姑媽到南京她家中住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對他有了深切的了解。父親童年的事，我是從外祖母口中聽到的。我的嫡親祖母很早去世，父親僅有的一個同母弟，也是軍人（抗日戰爭時陣亡於山西平陸）。祖父家教極為嚴格，孩子手腕上係一細繩，做了好事係上一個紅牌，做了錯事，係上一個黑牌。孩子係上黑牌便害羞地畏畏縮縮，係上紅牌則興高采烈地露出手腕。父親小時，過年期間稍看別人打牌，就被罰不許吃年夜飯。父親清晨去上學，去廚房吃早飯要經過祖父的臥室。他進入初中時，祖父又一次續弦，父親不便去廚房，常常餓著肚子去上學。祖父是中學教師，家境也不錯，不知何故，極愛學習的父親初中未畢業便去當了兵。但父親以後好學不倦，不僅軍事知識淵博（尤精炮兵）還寫得一手好字。父親重視學習還表現在他鼓勵婚後的母親去讀大學。我就是在母親讀大學期間出生的。據說父親一位同僚說(這人是母親同鄉，與我外祖父家是世交，後在安慶)：駐軍於成都時，父親到母親所就讀的光華大學經濟係旁聽；還說那時的父親居然讀了《資本論》。
父親當年為什麽當兵？最初時當了什麽兵？外祖父母語焉不詳。我自己分析，那是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父親家住上海江灣抑或虹口，做為進步學生，興許是參加了共產黨組織的上海爆動？外公說他在馮玉祥部，被蔣介石部抓住。說是要槍斃，父親把手表及稍微值錢點的東西都分給了同牢房的難友，準備從容就義。似乎是那典獄長（或是審判長）被十多歲的父親的才華氣質所動，不僅赦免還將他送到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經他同袍（亦為母親的堂姐夫）介紹與母親相識，一九三六年他們在盧山海會寺結婚。那時，父親正在全國中學校長集中於廬山的受訓營裏當軍事教官，時年廿四歲。外祖家的世交，時任安徽省立第一女中校長的程勉先生那時也在受訓之列，他說沒想到自己學生的丈夫居然當了自己的老師。外祖父說起這事顯得十分得意。
外祖母一但對我和哥哥有什麽不滿，定然說：可惜你們父親死得太早，要不然怎能被你媽媽慣成這付樣子？在外祖父母口中，我爸爸是個全美的人，對親戚朋友慷慨大方，律已則十分嚴格。難能可貴的是態度和悅言辭明晰，且活得非常瀟灑。他們津津樂道的是：七七事變後，南京常遭日本鬼子空襲。一有警報，大家總躲在幾床被子鋪蓋著的大方桌下，十分緊張。而爸爸卻在院子裏觀察天上的飛機。大家勸他躲一會時，父親總撫慰他們說：南京這樣大，上百萬人口，鬼子飛機不多又不能久留，中彈比中彩票還難呢。
四九年我們兄妹三人跟隨媽媽在解放軍的炮聲隆隆中逃離西安來到漢中，住在崇仁醫院。此時這所醫院已不開業，裏麵全住著逃離西安的人。這是一所很美的醫院，漢中也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城市。也許那時是我剛開始從混沌蒙昧中睜開眼睛的原故，短短三個月漢中留下諸多的記憶：路邊的木槿花，龍爪花，特別是眾多的金桂銀桂紅桂，開起來香味沁入心脾，粗粗細細高大的桂樹是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的；還有蝴蝶，郊外大大小小的色彩斑斕的蝴蝶和蜻蜓一群群地翻飛，也是以後再也無緣相遇的(藍灰色的小蝴蝶大約隻有指甲蓋那點大，叫‘七姑娘’的各種顏色的小蜻蜓就象大蚊子)。
就在這所醫院中，住在後頭的幾個著軍裝的人，問起我家的保母，彭先生的丈夫是不是姓侯？得到肯定的答複後，他們說，曾在父親麾下從軍，看見過侯太太。並讓保母帶我們去他們住所，對我們說父親是他們見過的待下級最好，最有才能最會指揮的好的長官……此時父親已經逝世七年了！
從西安到漢中的逃難途中，我們的汽車頂上常被逃竄的國民黨敗兵爬滿，車頂吱吱的響，嚇得我們小孩嗦嗦地抖。可巧有一支軍隊走過，那營長是爸爸從前的勤務兵，看見媽媽，立刻揮槍趕走那些散兵，並一手拉副駕駛位外的車窗，站在車外的踏板上護送我們離開了這段殘兵敗將集中之地後方才辭去——我想這就是爸爸的高尚人格使然。
我有這樣的爸爸，認識他的人，都念及他的好處，他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親人!
對父親深厚的懷念之情也許常會流露，我得到兩次荒謬的訓斥：一是高中畢業的政治鑒定中有‘劃不清家庭界限，對政府有不滿情緒’；一是文革中一份大字報上說我指著父親的照片說‘我多像他！’（我遠不及父親的英姿勃發也從未自認相貌如他，不知此話從何而來？），就是這份大字報進而分析道：得意自己像‘反動透頂’的國民黨軍官，故此也反動雲雲。
不管別人怎麽說，對父親的深切追念與想清楚知道他的一生的願望，至今依然強烈。隻是‘雖九死而不悔’，卻無處去找尋，也隻能‘無語問蒼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