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記事之3

              小小語文組
    六六年我們學校語文教研組有十幾個人，大字報人人有份。被整得死去活來的就有三位。
    組長G老師，當年也不過三十多歲，還是個共產黨員。就因為當年學校作文比賽獎品的眾多書中有幾本《燕山夜話》，最早被‘揪’出來。大字報鋪天蓋地，他被嚇得魂不附體——僅從語文組例行學習時他的局促不安目光躲閃便可窺見一斑。其實前麵所述‘罪行’最終什麽也算不上。但他卻在剛有要開批判會的風聞時，便離家出走。聽他妻子說，那天他換上破舊的汗衫與短褲，連原先係的一條較新的皮帶都取下放在床上。由此很容易推斷是自殺。可悲的是，文革中，自殺者多見，情況簡單沒懸念沒那麽有鬥爭價值。因為沒見屍首，所以多年中被說成是投奔蘇聯（那時幾乎是頭號敵國），令他家人蒙受更多的災難。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諾大的江麵上找尋一具浮屍未見是件容易的事。G老師夫妻鶼鰈情深，為工作方便兩個孩子一直放在家鄉由祖父母照料。他半句俄語不會的一名語文老師，有什麽理由什麽本事去叛國投敵？
    與我同課頭的W老師，從北京某縣調來不滿一年。因曾在《北京晚報》發表過文章，被造反的學生封為‘三家村’的‘特派員’，六六年夏天作為重點對象遭大會小會批鬥。幸虧他來的時間短沒當班主任沒得罪什麽學生，加上是我們這知識分子成堆地方少見的‘貧農’出身。學生鬥來鬥去鬥不出個名堂，漸漸興趣索然。W老師當年可能還不到三十歲，被批鬥時並不露出明顯畏懼與委瑣，神色坦蕩算條好漢。
    調來不久的T老師，一開始沒什麽事。可隨著教職工‘曆史問題’被學校領導一個一個拋出轉移學生的視線，一天突見逼迫她交出所‘藏’的‘血衣’大字報，讓我們著實吃一大驚。
    一些造反派學生如服用興奮劑般，展開了對她的車輪戰。接著居然抄出一塊白色發黃的綢子類的東西，說是‘裹屍布’。學校大操場的批判會上，盡是學生在胡亂叫囂，我卻隻為她那尚未懂事的兒子擔驚。因為就在頭一天她出校遲遲而歸，組裏開會追問原因她說乘渡輪想投江，但擔心兩個年幼的兒子，又折返。
    與這位老師接觸漸多慢慢熟悉，才知所謂‘血衣’，是一九五七‘反右’後，知識分子被責令‘向黨交心’。她出身不好可又沒什麽可‘交’，怕難以過關，隻得說已故母親劃不清界線曾對著被槍決的父親舊衣物哭泣。‘交心’材料後來都放入檔案隨時可拿出祭旗。哪有什麽‘裹屍布’，無奈中把箱中一塊陳舊的綢料拿來充數。幸虧安慶當時沒有高校，中學生閱曆不多，文革初期打人本事也還沒練就，後來消極者忙著串聯四處遊玩，積極者忙於派別鬥爭，她被遺忘逃過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