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勵之·
開篇
2010年聖誕節前，收到李蔭遠先生的e-短信。雲：“多年不通音信。錢先生辭世不覺已十一年了，我手邊隻有他指導的科學史學生早年寫的傳略。我在網上讀 到過你的兩篇回憶散文，都是關於大學剛畢業時期的，也許你真該動筆寫回憶錄了，不是寫你正確與否，而是可以給二、三十年後治史學者之采擇與評論。”
這裏錢先生是指錢臨照。李蔭遠先生曾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長，1962-1965年間，我一邊在科技大學教書，一邊在李先生門下作研究。李先生現年已92歲，已洗手物理，也不參加院士活動，轉而研究新詩，2006年有“當代新詩讀本”出版。
因 我忙於日常的教學和研究，“剩餘勞動力”不多了，沒有寫回憶錄的能量。加之，“回憶錄”這類“書”，如美元一樣，正在貶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 十年後治史學者”的興趣並不在於回憶者自陳的“正確與否”，而在於可“采擇與評論”的史實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實，即可被證明或證偽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曆史，主要是李淑嫻和我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時期，中美兩政府之間的外交互動。
有關的史料
避難 時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該期間，“方李避難”是中美外交的核心問題之一。中方當局公開的史料，記在錢其琛的書中[1]，很簡 略。美方當局的記載，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羅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憶中[2]，也簡略。記者James Mann查閱了美國務院的檔案，對此案寫得較為仔細[3]。
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y），對“方李避難”一案，無疑所知最多。他對此段曆史，有相當長的敘述[4]。不過，李潔明的回憶錄是經CIA出版評審委員會審查過的。對比基 辛格的新書[5]關於“方勵之問題”的章節，就會發現一些史實在[4]中被隱去。以下文字談到的曆史故事，盡量不重複已發表的文獻。
當年美方的談判立場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見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將附於（B）中)。大使李潔明確曾說：“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隻是方勵之的傳信人)”[3]。“only”一詞不準確。但李潔明確實在談判中扮演過傳信人角色，他傳來中國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傳去我們的回應。重 要談判前，李潔明往往將他的談判要點（talking points）告訴我們。所以，我們知道1989.6-1990.6期間的中美外交談判的部分細節，也保留有一些相關文件。
事件已過去二十一年，有關文件，除了供人“采擇與評論”，和“指天說地”（圖1）以外，隻能束之檔案室了。鑒於此，凡有原件者，皆以原件發表。凡隻有英文而無正式中文本者，隻抄錄英文。
圖1，這張卡通，曾用於演講“1989.6 - 1990.6期間中美互動故事”的開篇。指天說地，容我慢慢道來……
十 三個月中，李潔明大使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等的談判大體有三個階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們進入美大使館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鬆和 基辛格訪華前後；三是，1990年5月之後，直到我們離開大使館。本文也分成三個部分，（A）,（B）,（C），分別記述這三個時期的故事。
以下即為（A）。
“你們幹什麽他媽的事！”
6月5 日晚，李淑嫻和我住在建國飯店。半夜，電話鈴響，是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代辦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打來的，他急匆匆地說：“我是今天下午見到你們的薄瑞光，歡迎你們來大使館住，你們是布什總統的客人，如果同意，我們馬上開車去接你們。”
同“今天下午見到你們”時相比，薄瑞光的口氣有了180度的大轉彎。
那 天（6月5日）下午，我們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館，想在那裏暫住幾天，以渡過動蕩不定的時局。薄瑞光接待了我們的。當時李潔明大使和夫人莎莉(Sally)剛到北京，尚未搬入大 使官邸。大使館事務由薄瑞光代辦主持。薄同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看得出來，他不歡迎我們在大使館暫住。所以，我們於下午4點多鍾離開使館，去建國飯店過 夜，林培瑞則回了他自己的家。沒想到，隻過了幾個小時，薄瑞光的態度居然大變，不但歡迎我們去住，而且說是作為總統的客人。
後來知道，態 度大變的原因來自華盛頓。當天下午（美東時間），國務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駐京大使館“不歡迎”我們的作為後，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給駐北京大使館打電話，交待國務院的態度。Bader一時找不到保密電話，因為是 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監聽的電話直接打到使館政治處。說來那一通電話倒是不怕被監聽，因為最主要的一句話是[3]：
“What the #### are you doing?”
一聽“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趕快打電話給我們：歡迎。
當然，當初的“不歡迎”態度，並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國當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來解釋過這一點。也與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的回憶相符[2]。
打電話後，薄瑞光，科技參讚和武官立即衝進一輛有防彈玻璃的麵包車，迅速開到建國飯店後門，摸黑接我們進入美國駐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說，你們是總統布什的客人，願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時已是6月6日淩晨，就此開始了曆時約十三個月 （精確說，384天另10.5小時）的避難生活。
緊張的六月
6號當天，白宮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就證實了我們的避難消息，事件被公開化。李潔明對白宮迅速而又高調地發布“方李避難”感到吃驚[4]。顯然，白宮是有意讓媒體知道。
公 開化的危險是，可能引起“闖大使館抓人”。按常規，進使館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許的。但是，外交常規並不絕對有保障。1967年，北京紅衛兵就火燒過英國領 事館。況且，早在5月底，北京當局就組織過郊區農民遊行。遊行者呼喊的口號是“打倒方勵之！”，同時火燒模擬方勵之的紙人。農民的理由是“他不讓 我們進城賣西瓜”。
李潔明大使及夫人住進官邸之前。整個大院夜間是空的。除了李淑嫻和我外，隻有一位官員在官邸內值班，官邸門口有幾個海軍陸戰隊。1989年6月5-10日，正是上弦月，後半夜無光。要想趁月黑風高時從大使官邸劫走一兩個人，不是辦不到的。
6月10日，李潔明正式就任後，來到大使官邸看我們。
6 月11日，北京公安局發布了對方李的的通緝 [6]，攝影圖形的告示張貼於各個通衢口岸（圖2）。報紙電視亦報道。形勢更緊，一些送飯的館員神色極為不安。
李潔明一開始就交底，介紹美國處理政治避難案的曆史紀錄：美國在政治避難案例上，從來沒有向所在國讓過步。冷戰時期，蘇聯和東歐曾有多起在美國使館領館避 難事件，都經外交談判得到安全解決。1946年，李公樸和聞一多被暗殺後，反蔣民盟人士楚圖南，潘光旦，費孝通等在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尋求避難。盡管當時美 國與國民政府是二戰盟邦，避難者仍得到有效庇護，直到國民黨當局切實保證避難者的自由和安全。楚，潘，費等人雖屬“左派”，親共，但並未去蘇聯的使領館避 難。不是沒有原因。楚圖南的導師李大釗，1926年進入北京東郊民巷蘇聯公使館避難。1927年，張作霖派部隊進入蘇聯公使館，抓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張 作霖有持無恐，他掌握著蘇聯在東北的利益（如中東鐵路）。
圖2. 1989年6月11日，電視上發布的通緝方勵之李淑嫻令。其像素不會大於400X300，以至後來不止一次有人轉告我們：某某在口岸被截住，因相貌與通緝 令所示者相似。再有，通緝令中的六個基本數據（兩人的出生月，日，及身高），有五個是錯的。捕頭見到我們，倒不一定能立即認定。
話雖如此，使館的人仍擔心不測。李潔明告訴我們，在第一時間，他就已透過有效渠道向中方說明底線，如果闖美國大使館，美國則別無選擇，隻有斷交。“斷交”是一標準反應，張作霖闖蘇聯公使館後，蘇即與其斷交。更早，義和拳攻打北京使館區時，所有被攻國家均與清廷斷交。
稍 後，李潔明還送來一部1963年的美國好萊塢老電影“北京的55天”（55 days at Peking）,描寫1899年義和拳攻打使館區時，美使館裏的海軍陸戰隊員及平民堅守55個晝夜，未被“金鍾罩鐵布衫”義和拳民攻破，直等到援軍（即八 國聯軍）到達，獲解救。美使館人員大概都看了這部曆史電影。義和拳事件時，就有中外教士教民在使館區避難。（在小學，40年代初的北京，凡掄拳打架，不少 同學都要大喊一句“我有金鍾罩鐵布衫！”，壯義和膽也。）
李潔明告，若有緊急情況，速接海軍陸戰隊的值班電話。
以後，李潔明大體每十天來一次。政治一秘司徒文[ William （Bill）Stanton ]每兩天來一次。此公為英文文學博士。當時還年輕，精幹壯實，血氣方剛。現為AIT台北辦事處主任，等價於美國駐台大使。
有一位大夫和一位護士幾乎日日來，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
通過大使，Bill等人員，我們知道，6.4之後，除美國大使館外，（西）德，澳大利亞等駐北京大使館有許多起避難案。隻有方李一案被美國當局高調公開。其他未被公開的避難案件，經政府之間的暗盤互動，均很快順利解決，或安全出境，或安全離館。
三周過後，一切正常。美使館門前相當平靜，無人遊行，沒有拳亂，也沒有火燒方勵之模擬像。Bill說，似乎隻有“賣西瓜”的暗哨。
Bill 的夫人在領事部負責簽證。6月下旬，Bill告，有中國高層人士，如國家主席楊尚昆等的親屬申請赴美簽證。不久，袁木家屬也申請簽證。美領館人員在 interview 時，故意大聲用中文問：“你是——袁——木——的XX 嗎？”。所有等簽證的人都聽到了。袁木家屬去美的消息，在北京不脛而走。
隨著發放這些簽證，“火燒大使館”的危險期也過去了。開始談判。
“起訴書”
李潔明傳來的第一個中方文件，是英文的。文體是個外交照會。抄錄如下：
By granting refuge to Fang Lizhi and his wife, the US Embassy has grossly interfered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lso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n many occasions mad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American side about this matter.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serious political issue which involves China’s sovereignty, law, national dignity and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China’s law and following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extricate itself as early as possible from the quagmire of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o further aggravate the Fang Lizhi issue. Otherwise, the American side shall bea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therefore to the Sino-US relations.
內容是譴責美方對方李的庇護。其中說到方李的罪行是進行反革命宣傳及鼓動反革命活動。
我曾建議大使在談判時問中國當局，我們被指控犯罪的具體內容。以便真要寫“認罪書”，也好知道要寫那一條。後來，李潔明大使告訴我，這個問題他問了，中國 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的答複是：“他們的罪行是顯然的”（“it is obvious,…”）李潔明不接受這種答複。“認罪書”也不好寫“顯然”罪。李潔明堅持索要中國檢察部門對方李的起訴書副本。既然中方照會提到方李一案 涉及主權，是的嚴重政治問題，並有通緝令。按理，中方應有起訴書文本，列舉方李的罪行。然而，劉華秋始終沒有拿出書麵的起訴書。
最後，拖不過，劉華秋口頭陳述了方李的十四點罪行。但沒有正式的備忘文件交給大使，而隻準李潔明等美方人員記錄。談判後，憑記錄，李潔明向我們轉達了副部長的十四點指控。（副部長沒說，為甚麽不多不少是14點，按上海人說法，比13點還多一點）。
我們寫了“對‘十四點’的答複”，是書麵的，正式的。
在後一輪談判中，李潔明將我們的“對‘十四點’的答複”，作為正式文件之一交給劉華秋。此後的談判，‘十四點’再沒有得到回應。方李的“顯然”罪也不再被提及。
“對‘十四點’的答複”的原件如下。注釋也分十四點，逐一對應，放在正文之後。
“對‘十四點’的答複”（正文）
1， 方勵之確認，1988年7月，在南京，在與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討論中國的改革時曾說：“中共已經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 共應當下台”。參加討論的還有美國加州大學(UC Santa Barbara)物理教授 A. Zee, 他可以作證。
2，方勵之確認，他寫有“中國的失望和希望”一文，最初發表於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隨後，英、法、德、澳大利亞、台灣、香港等地報刊都有轉載。至於該文如何從海外傳入內地散播，應向中國海關或郵檢部門調查。
3， 方勵之指出，在北大草地民主沙龍，方勵之主講過一次 (5/4/1988), 李淑嫻主講過兩次 (11/23/1988，4/5/1989)，其他活動均未參加。該沙龍的主講者大都為中外知名人士，包括劇作家吳祖光、詩人邵燕祥、美國大使Lord夫 婦等，方勵之是否操縱他們進行反革命意識形態講話，可請他們作證。沙龍活動本身是中國憲法第35條賦予公民的權利。
4，方勵之確認，1989年1月28日，在北京都樂書屋“新啟蒙”座談會上說：“1989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建國四十周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現在需要用行動來紀念這些日子”上述紀念日在中國是合法的，“以實際行動來紀念和發揚各節日的精神”，是中共倡導的哲學。
5，方勵之確認，198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一位副教授用電話訊問有關沙龍情況時，曾回答：“很有火藥味，有三次這種沙龍，就可能上街”。這種對形勢的預測，已被後來的發展所證明。這還證明方勵之的電話被竊聽。
6，方勵之指出，有關方勵之、李淑嫻鼓勵王丹攻擊政府一事，沒有具體時間、地點。請說明時間地點，再予答複。
7，方勵之指出，天安門的學生活動始於4月16日，故該事件不可能由李淑嫻在4月17日上午的活動引起。該日上午李淑嫻在北大上班，不知天安門已有學生示威，回家後，亦未有來訪者。
8， 方勵之確認，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嫻應選民要求 (可從電話錄音求證)，在北大學生區貼出通告，通報北大部分學生根據中國憲法第41條準備向人大常委會遞交請願書。李是北大學生選區的人民代表，通報本選 區選民對人大的意見，是人民代表的職責，否則是失職。至於所謂“李淑嫻於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學自聯發指示”一說，純係子虛烏有，因當時北大學自聯 尚未成立(有“人民日報”為證)。4月20日晨在新華門前的打人事件，據了解， 當時在場的學生主要不是北大的, 稱李淑嫻為該事件指揮,是沒有邏輯的。若有這種指揮, 可在19日夜至20日晨的電話錄音中找到證明。
9，方勵之確認，他讚成學生提出的全部七條要求，並非隻讚成其中有關胡耀邦的一條。關於物價問題，他認為這是趙紫陽—鄧小平的改革的敗績，公民有權對此表示關切。
10，方勵之確認，方曾於1989年4月20日見到王丹。當時4月26日社論尚未發表，遊行正走向高潮，學生還沒有害怕感，更何況學生領袖。所以，稱王丹於4月20日已感害怕，不符合曆史。至於學生與國內外媒體接觸，是公民的一項權利。
11， 方勵之指出，根據工作日誌的記錄，1989年4月26日，方勵之除按時到北京天文台上班外, 接見的客人有, 美國CBS電視記者、紐約時報記者、法國Liberty記者、朋友Jean Wong、三個北大物理係學生、香港快報記者、“東方紀事” 一位編輯，而沒有王丹。王丹是否於該日到方勵之的家或見到方，可請上述人員作證。
12，方勵之指出，李淑嫻於1989年5月18日在社會科學院參加的會議，是由作家李陀召集的，不是嚴家其。該項活動是憲法第35條賦予公民的權利。至於大家給學生捐款，是出於人道，就如政府也曾提供大汽車以防學生被雨淋一樣。
13， 方勵之確認，1989年5月20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全國人民代表劉彩品打電話告知，她寫了一個提案，動議根據中國憲法第61條及第63條召開人 大特別會議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對此,方表示完全同意。並告劉北京也有人民代表作類似的事。根據憲法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是解決困境的有效辦法。再次證明 方的電話被竊聽。
14，方勵之指出，1989年5月22日確有人打電話給李淑嫻說：“現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看北京，如果北京撤退，就會令人失望”。根據電話錄音可以聽出，此話是由一個男聲說的，故可證明不是李淑嫻說的。第三次證明方的電話被竊聽。
15，方勵之表示，樂於就上述14個問題作公開的 (如報紙、電視) 作證和答複。
“對‘十四點’的答複”的注釋
注 1）劉華秋說，方勵之“進行反革命宣傳及鼓動反革命活動”的首條罪狀是，方曾說“中共已經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共應當下台”。經查實， 我確實說過此話，說話的時間是，1988年7月10日；地點是，南京大學中美文化中心；“反革命宣傳”及“鼓動反革命活動”的對象是何柞庥教授。該年6月 11日至7月12日，在南京大學舉辦“宇宙學及粒子物理”講習會。A.Zee（徐一鴻，加州大學Santa Barbara 物理教授），於7月10日，邀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北京天文台方勵之到他房間，談論時局。物證有，1.) 該講習會的文集“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eds. Li-Zhi Fang & A. Zee （Gordon, 1988）[7]；2.) 當時的照片（圖3）。
圖3，1988年7月10日，宇宙學及粒子物理會議期間，何祚庥（左），方勵之在徐一鴻教授房間（南京大學中美文化中心）討論時局。方正在向何祚庥“進行反革命宣傳及鼓動反革命活動”，是為首條罪行。
注2）第二條罪狀是，1989年2月2日，方在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China’s despair and China’s hope ”一文。後在境內流傳。
注3) 第三條罪狀是，操縱在北大民主沙龍的演講人，宣傳反革命意識形態。李潔明大使說到“方勵之操縱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夫婦”時，不禁莞爾。“操縱美國大使夫婦”，觸犯哪條刑法，中國的，美國的？
注4) 第四條罪狀是，方於1月6日給鄧小平寫信，建議赦免政治犯。寫信建議赦免政治犯，隻有一個小錯，寄錯了人。按中國憲法，國家主席才有資格頒發特赦令。鄧小平沒當過國家主席，資格不夠。
注5)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一位副教授”，友人。後為教授。現已退休，仍在北京，暫隱其名。
注6) 第六條罪狀是與王丹的接觸。但無時間地點。方李在科學院的寓所——保福寺916樓-1101號，公安部門有全程的視頻監視。證據如下：方的一學生顧安 蘇，6.4後被當局盤問：“你為什麽一天三次去方勵之家？” ，“證據確鑿，我們有錄像記錄，你一天去了三次保福寺。”顧答：“是。是一天去了三次，去吃飯，因為方老師家的飯好吃。”可見，在方李住宅，錄像監控是全 天的。
注7) 罪行七說，天安門事件是由李淑嫻於4月17日在北大發動的。指控的時間不自洽。
注8) 罪行八，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嫻（北大選區區人民代表）向選民述職，是李“向北大學自聯發指示”。而“北大學自聯”成立於4月20日，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領導。指控的時間又不自洽。
注9) 罪行九，讚成學生的全部要求。1989年4月18日，學生提出的七條要求是：i) 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 ii) 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iii）公開國家領導人的收入；iv）解除報禁；v）增加教育經費；vi）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 條”；vii）政府領導人對失職事件，公開檢討。
注10)罪行十，與王丹接觸。我的1989年4月20日日記中隻有兩個 字:“clustering”, “Perry Link”。前者意為寫“Biased clustering in a universe with hot dark matter and a cosmic string”一文。後發表於 Astr. & Astrophys. 233, （1990），1。第二個字意為林培瑞來。沒有王丹。
注11)後有朋友告，“三個北大物理係學生”乃線人也。
注12) 1989年5月18日，李淑嫻，和許良英等科學院人士乘同一輛車，從中關村去社會科學院參加李陀組織的會議，我沒有去。
注13) 劉彩品，女，時為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台灣嘉義人，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丈夫木村博為日本人。他們的兒子木村XX（名字忘了），1989時為北大物理係學生。6.4後，舉家返回日本定居。
注14) 當時方李電話被監聽。有朋友告，打電話到方李家，有時接話者說是公安局的，或派出所的。可能因為監聽技術不太高，串線，或有意威脅。打電話者有朋友，同事，學生，同時也有線人，或來路不明者。
注15) 我們加的一點 。
中國人6.4緊急保護法和簽證
9月，中國人6.4緊急保護法一案在美國會通過，並經布什總統簽字生效。
9月9日，中國國家教委副主任藤騰召見美國大使，嚴詞抗議美國政府容許中國留美學生在美滯留。
抗議完畢後，藤騰秘書特意要了大使的電話。大使回到官邸後，不到一個小時，又接到藤騰秘書的電話。大使以為又要召見。不是。秘書電話的目的是懇請大使幫忙為藤騰夫人得到美國簽證，即懇請大使容許藤騰夫人也去美滯留，他們子女已當時已滯留在美。
大使向我們簡報了藤騰召見，及其後的秘書電話。因為他知道1986年管惟炎和我被當局免職和撤職後，藤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
後 來我們問到Bill 關於美領館的簽證政策。他說，凡中國高級幹部的親屬的簽證申請，一般都批，不拒簽。我們問：“這是不是有點‘走後門’？”Bill 狡黠一笑：“不算‘走後門’，而是‘入鄉隨俗’”Bill 的中文一般, 但能確切使用“走後門”和“入鄉隨俗”中國詞匯。
Bill也說道另一類簽證政策：凡是北京天文台來的申請簽證，幾乎一律簽。有的北京天文台申請者，在領事interview時，還要領事代問“方勵之好”，都轉達了。所以，我能及時知道有關同事的動向。
中國科技大學的赴美簽證申請是由美國駐滬領事館辦。薄瑞光於9月16日來告別，離任。他後來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2000年我們訪問台北，拜訪時任AIT台北辦事處主任的薄瑞光。他說，6.4後，科技大學在滬的簽證申請，也幾乎是來者必簽。
補充一句，“走後門”或 “入鄉隨俗”是外交政策，而非私人行為。有一位館員，華裔，將美金與在北京的親戚兌換人民幣。立即被解職，送回美國。
肯尼迪人權獎
9月18日，美R.F.肯尼迪基金會宣布，1989年R.F.肯尼迪人權獎授予方勵之。
很快李潔明被劉華秋召見，得到如下照會（又是隻有英文本）：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by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its decision to bestow the 1989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on Fang Lizhi. I am instructed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US government about this matter.
Fang Lizhi, who has broken the law by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s wanted criminal of China’s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political issue rather than a human rights issue.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s decision to offer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to Fang Lizhi represents open support to Fang Lizhi’s anti-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constitutes a gross interferenc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n act to further worsen Sino-US relations. We hereby express our deep regret and utmost indignation to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at its provoc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op it.
其意主要是要求美國當局製止肯尼迪基金會的反華活動。
李潔明當即回答了。肯尼迪基金會是非政府組織（NGO）。按美國憲法，行政當局無權約束它們的活動。
回到大使館後，李潔明還補充說，肯尼迪家族在美國政界，極強勢。不但行政當局不能約束它們，相反，如果肯尼迪基金會要求行政當局為他們辦事，行政當局還不能拒絕。
果然，肯尼迪基金會要求派員去北京麵見方勵之夫婦，通知獲獎事，要求李潔明大使安排。
我 們進入使館後，美國當局禁止一切非使館人員見我們，以免節外生枝。美國各大小媒體的訪談要求，一律被婉拒。但是，行政當局還是頂不住肯尼迪基金會的要求， 答應了。肯尼迪基金會的代表Orville Schell（夏偉） 和他夫人劉白方，由大使親自引領到我們的秘密居所。我們在大使館的13個月中，見到過我們的非使館人員極少，夏和劉是其中的兩個。
十月一日之前
直到九月中旬，中共外交部的主調是抗議和譴責。報紙上則是一片“動亂”大批判。沒有解決方勵之夫婦問題的暗示。所以，我們要作長期滯留使館的打算。按曆史前例，避難三，五年，都是有的。
長期滯留要做兩方麵的準備。一是保密，二是身體健康。
大使館裏有不少人員（如勤雜工，以至少量白領）是通過中國外交部雇用的，其中當然有特殊使命者。我們的處境要保密。李潔明要求我們的一切東西都由專職者經 手。我們的住地是大使官邸裏的醫護所，所有窗子都用厚木板釘死，與外界隔絕。垃圾，由醫療所的常駐大夫裝在他們的醫療公文包裏，帶出使館處理。所以，兩位 大夫，先是Dr. John Baker (1989.6-1989.10), 後是Dr. John Aldis （1989.10-1990.6），都成了我們的朋友，相交至今。食品則由護士Judith (Judy) McLanghlin負責購買 （圖4）。有一次我的眼鏡摔碎了。北京使館派員去香港，通過美駐港領館配製一副。
8，9月間北京有一個傳言：方勵之和李淑嫻不在使館了，已經通過地遁術，遠走國外。傳言雖然荒唐，中國當局也起了疑，外交部要求美國大使承諾，不得用高技術秘密途徑把方勵之夫婦送出中國。李潔明一直不予正麵正式承諾。這更引起一些人的疑惑。可見保密有效。
後來，公安或安全部門還是探測到了大夫護士等與我們有關。Judy說，她家的垃圾，包括爛菜剩飯，經常有人翻動。可能由於我們要Judy去糧食店買新鮮幹切麵，被偵探注意到了。一般美國人絕不會去小胡同裏的中式糧食店買新鮮幹切麵條。
圖4. 大使官邸醫護所的化驗室，是我們的餐廳。左邊的半個手臂是護士Judith McLanghlin，現已退休，住在Virginia。
Bill 的工作，後來也被探明。他說他常被騷擾，汽車被放了氣，自行車被拔了氣門芯等等。拔氣門芯騷擾法（或惡作劇），是我們在上中學時常用的，如今，在中美兩世界超級大國的外交互動中還用？Bill 點頭肯定。
小病不怕，有常駐大夫。美國務院還有巡回醫生去各使館治病。常見的一種巡回醫生，是心理醫療大夫。使館環境狹小，內外文化差別大，心理不適是一種常見的外 交職業病。李潔明也問過我們，要不要心理谘詢，心理調理？因為我們活動範圍更小。醫療所最大長度42.3步。按曆史經驗，在美國駐蘇及東歐使館避難的斯拉 夫人或猶太人等，都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憂鬱症。
同我們經常接觸的人員（大夫，護士等），倒不覺得我們有憂鬱心理問題。我們自己也不覺得有心理治療的必要。可能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都在“牛棚”裏住過，那裏的憂鬱心理者，極易自殺。
後來，從關島來了一位巡回牙醫，黑人，一副好牙。醫療所也有牙醫專用的醫用椅。他給我們洗牙及治牙。
為適應長期滯留，我開始做宇宙學研究。我的電腦的數值模擬計算晝夜不停，醫療所牆外的中共探測器，一定不斷地收到宇宙學的數字信號。
滯留到第四個月，中共就不再等了。 1989年10月1日，中共主動地向美國當局發出第一批信號：解決方勵之問題。
參考文獻
[1] 錢其琛，外交十記，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2）
[2]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3] James Mann, About Face , p. 237 (Knopf, 1999)
[4]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5]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enguin， 2011)
[6]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Knopf, 1990)
[7] Li-Zhi Fang & A. Zee, 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 (Gordon, 1988)
□ 讀者投稿 華夏快遞 : 方勵之：我經曆的1989-1990中美互動（B）（附照片）在 11-06-02 10:58 發布者 guzheng
·方勵之·
從PRC國慶到US鬼節
1989年10月1日前夕，上海市府舉辦招待酒會，慶祝PRC 建國40周年。來賓中有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原上海複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在招待酒會上主動問美國總領事“我們要作甚麽事，才能解決方勵之問題？”。大使立即將謝的舉動轉告我們。
我們判斷:“這是鄧小平發出的信號，中共想要解決問題了。” 大使也持同樣看法。
謝希德的學術身份，是一位物理學教授，專長於點群空間群在固體物理中的應用。謝的政治身份，是中共中央委員。謝是從美國回歸者。八十年代，她每年至少到 美國一次，代表中國物理學會參加美國物理學會年會。謝認識李和我。早在1950年代後期，謝一度從上海來北大物理係工作，協助黃昆建立半導體研究班子，直 到這時，謝才入黨。當時李淑嫻也在黃昆的班子中，是一位援華的蘇聯半導體副教授的專業翻譯。謝行事極為謹慎，作風更像虔誠基督徒。謝不會自作主張向美國總 領事詢問“方勵之問題”，一定是高層授意的。
跟著，又有兩個信號。
中國科學院長周光召在訪問美國時，也以“個人身份”向美國科學院透露，他“可以協助解決方勵之問題”。我們同周光召認識的時間更長。大學二年級，李和我聽胡寧的電動力學課時，周是胡的助教和研究生。周在1989年的政治身份，也是中共中央委員。
最後，原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出馬，向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說，他“願意以非正式的身份斡旋方勵之問題“。李是中國問題專家，與美前總統尼克鬆有密切關係。胡喬木也是一位持續關心方的高層人 士。1985年，“科學”（中文）雜誌複刊，方在複刊第一期上發表科普文——“道生一的物理解”，介紹量子宇宙學。該年12月16日，胡喬木寫信給“科 學”編輯部，雲：“‘科學’複刊第一期上，刊有方勵之的‘道生一的物理解’一文，用宇宙物理學來證明……唯物主義的事物先於原理的觀點是錯誤的…..我沒 有研究過宇宙物理學，但很以這種觀點為異。”其實，方文絲毫未談哲學，隻是講一個邏輯常識：在“時間”概念不能用的情況下，“先於”“後於”等等詞匯，在 物理上均無意義。“科學”主編郝柏林回信給胡，請他撰寫一篇科學而非哲學文章，詳細論述他的“為異”觀點，“科學” 雜誌將發表。但沒有得到胡的回應。
盡管上述三位皆位高權重，但其“個人身份”似乎都還不足以斡旋“避難”等政治問題。他們的個人政治身份大體是一品“龍套”。
“龍套”跑圓場之後，真正有資格以“個人身份”斡旋者，登場了：大使告，尼克鬆和基辛格將於近日訪華，老朋友鄧小平要見他們，斡而旋之。
在尼—基—鄧三位登場之前，還有一樁趣事。
10月31日，是美國的萬聖節，叫鬼節更準確，否則會混同巴黎萬聖廟。大使館將舉行招待會。按風俗，參加者可以戴假麵具。有傳言，招待會上，眾來賓都戴 一樣的麵具，男士一律用方勵之麵相，女士一律用李淑嫻麵相。當上百位全同的方李假麵狂歡痛飲，晃動於大使館之際，方李二真身，將溜之乎也。中國當局聽說 後，急了，外交部召見大使，要求美方不得趁鬼節招待會把方勵之夫婦偷送出使館。這一次，大使快速承諾：保證不在鬼節這一天，送走他們的客人。
萬聖節當天確實有一批客人抬著一個美國真棺材（運屍備用），其中裝有一個鬼模型，闖進大使館。令守衛的解放軍不知所措。
大使很得意告訴我們，“傳言”等就是他們造的，目的是探測內鬼。“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一場，周瑜派人在蔣幹帳外小聲嘀咕，放假消息（蔡瑁張允通敵）。李潔明用的就是周瑜的帳外嘀咕法，探測泄密渠道。
李潔明確實極重視保密。每次他來談話，總要把屋裏水龍頭開開，製造背景噪聲，使竊聽者聽不清。流水噪音是反竊聽的一個經典方法，有效，但是略顯老了。用 適當的統計處理就可以從背景噪音中取出有用信息。這是物理，特別是天體物理的一個課題。上帝讓我們看到的天空，除了太陽東升西落等少數有規現象之外，其它 現象看起來都是雜亂無章的“噪聲”。從上帝的噪聲中“竊聽”出有用信息，是天體物理的任務。
尼克鬆—基辛格—鄧小平
美國當局得知尼克鬆及基辛格將訪華後，曾委托尼克鬆及基辛格在會見鄧小平時，斡旋“方勵之問題”。Bill說，尼克鬆一口答應了，願意幫助斡旋，而基辛格則回絕，不願介入“方勵之問題”。李潔明的回憶錄不提基辛格，也是一個旁證[1]。
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9日，鄧小平分別會見了他的‘老朋友’ 尼克鬆和基辛格。
鄧小平見到基辛格後，主動同他談“方勵之問題”。直到這時基辛格才不得不出主意，參與斡旋[2]。所以，嚴格說來，尼克鬆是美國當局委托的斡旋者，而基辛格應算是鄧小平委托的斡旋者。
二斡旋者傳來的鄧小平的解決“方勵之問題”的路線圖是：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見附錄[3]）
路線圖大意是，可以放走方勵之全家，條件是： a.) 方勵之應寫個陳述，說明他的活動；b.) 應有保證，方不得從事政治活動；c.) 方全家應離開中國，最好去美國。基辛格建議，點c.) 改成“去第三國”。
路線圖還有關鍵一句——“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什麽是 ‘simple’ one ？尼克鬆及基辛格可能都沒有在意，或鄧有意沒說清。
條件 a.)和c.) 不難辦到。b.) 的含義要在談判中澄清。美方的立場是：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見附錄 [3]）
根據美國憲法，行政當局不能控製方勵之一家在美國的言行。 美國行政當局依法不能對一個在美生活的人的所做所為提供保證。
這一點，同中國的政體完全不同。
11月15日，我正準備寫點a.）所要求的陳述，李潔明大使送來了如下中國有關部門敦促書。抄錄如下：
中國有關部門發言人發表談話，敦促方勵之、李淑嫻盡早投案
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發言人說，在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我們已贏得製止動亂、
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當前社會秩序業已恢複正常，國
內局勢更加穩定。在黨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在動亂和暴亂
中犯有罪行的人向公安機關投案，得到了寬大處理。
發言人說，自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先後有幾名中國人躲進了外
國駐華使館。目前，除方勵之、李淑嫻二人仍躲在美國駐華大使
館外，其他人均已先後離開了外國駐華機構，得到了政府的寬大
處理和人民的諒解。
發言人敦促方勵之和李淑嫻迷途知返，趕快離開美國駐華使館，
爭取寬大處理。
敦促書與路線圖的調子完全不同。路線圖點a)是要求寫一陳述，而敦促書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語言：未審判，先定罪，“迷途知返”“投案自首”，“寬大處理” 雲雲。敦促書的調子應是鄧小平的原意，顯然，“老朋友”斡旋者們都不接受鄧小平原話。這一段話被斡旋成了中性的“陳述”。基辛格的回憶，描寫了這一斡旋 [2]。
敦促書證實：“躲進了外國駐華使館”者，除方李一案，還有他案。並證實，他案均已解決。這同我們在大使館知道的信息一致。重要的是，敦促書並沒有說那“幾名中國人”問題之解決，是由於寫了自首書。看中共的文件，要看它寫了什麽，更要看它沒寫什麽。
所以可以不管敦促書。按點a.) ，我寫了一個有關“過去和將來”的陳述。全文如下。
過去和將來
關於過去
1, 我主張中國應當進行社會改革。我在1988年以前的多次演講中,公開地表達過我對中國的改革的觀點。
2，我承認，我的觀點主要有：
a.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都已經落後於時代。它的一些基本原則，已經被科學證明是過時的，或者是不正確的。
b.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體製下所做的事情，差不多總的來說是失敗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已經相當徹底地喪失了它的吸引力。
c.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四十年是令人失望的。連年不斷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使中國的經濟一直逗留在世界第一百位以後的最貧窮行列之中。中共本身的腐化，則越演越烈。
d.沒有民主、人權，就不會有現代化。應當修改憲法，取消有關“階級鬥爭”的內容。四項基本原則與毛澤東的六條政治標準是類似的，是維持“階級鬥爭”的政治體製。在這方麵，四項原則如仍僵化不變，民主、現代化都是沒有希望的。
3. 1989年4月發生於天安門的以學生為首的政治運動，其目的是推動中國政府加快改革，其方法是和平的。因此，我完全讚同並支持。我也讚同根據憲法第63條通過人大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
4. 我認真地注意到，於1989年6月開始，中國政府稱，上述的政治主張是“反革命的”，上述行為是"犯有反革命的宣傳和煽動罪"。
關於將來
1. 應北美和西歐20餘所大學及研究所的邀請，我此次出國的目的將集中於學術交流和研究。
2.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關注的是，中國的和平、繁榮和現代化。
3. 因此，我將欣賞和歡迎世界各國政府符合於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切活動；拒絕支持那些組織，如果它們不以中國進步利益為原則。
4. 一俟條件許可，我將回國繼續直接為發展中國的科學與教育事業服務。
11月18日和24日的談判
11月18日和24日，中美就鄧小平的路線圖舉行了兩次談判。兩次談判的“要點”文件全文在附錄 [3] 及 [4] 中。
“要點”文件是由D.W. Keyser草擬的。此公中文極好。可惜後來墮入台灣女情報人員織的情網，主動轉送國務院機密文件給該女。2004年被當場抓獲。外交生涯就此終止。
18日談判，美方由李潔明代表。24日談判，美方由公使 B.L.Pascoe代表，因李潔明當時回國述職。Pascoe 現為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政治事務。
18日談判時，李潔明告知對方，我在寫一陳述。24日談判時，Pascoe 將“過去和將來”一陳述交給對方。路線圖點a.)完成。
點c.)， 無論去美國或第三國，中立國或非中立國都不是問題。幾個月來，凡與我有過交往的同行，西歐的和北美的，大都來了邀請信，有的還提供永久職位。第一個提供永 久職位的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物理係，1989年6月23日，即我們進入使館的第17天，正式offer信就收到了（直到21年後，2010年，我才有機會造 訪奧斯陸大學，登門致謝）。
談判的焦點是點b.)。如前所述，美方強調，按美國政體，特別按憲法第一修正案，行政當局不能控製任 何個人的言論。美行政當局也不可能保證方勵之到美後不參與政治活動。就是對方勵之寫給中國當局的陳述，美行政當局也不能為之背書。此種保證或背書，應是方 與中國當局之間的事。美行政當局隻能為雙方傳遞信息。美國行政當局隻能承諾，布什總統等不會接見方。
這當然使鄧小平沒麵子。李潔明曾告，“方勵之問題”談判有時在釣魚台賓館舉行。談判者都在一樓，二樓也有人。以他在CIA學的本事，他猜測鄧小平就在二樓“監聽”。
為了破解點b.) 僵局，在18及24日談判中時，都用了一下一段話，使雙方都有麵子。這段話是在（見附錄[3][4]）：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大意是，方勵之向美國政府作了充分保證，他離開中國後，在一段時間裏，將專心致誌於科學研究。技巧是“在一段時間裏”（for a period of time）。到底是多長？一天？一個月？一年？十年？沒說。所以，並無定量約束，整句話等於是不可檢驗的廢話。但廢話能使各方都有臉，這就是廢話的功效。
可以清楚地感到，“不從事政治活動”等等保證，並不是鄧小平的“核心條件”。因為鄧小平自己有過類似經驗，他“向毛主席保證” 的 “永不翻案”，是出名的。所以，這種情況下的“保證”，除了麵子之外，並無實際價值。
鄧小平的“核心條件”不是a),不是 b), 也不是c)。
斯考克羅夫特訪華
12月9日，Bill興衝衝跑來，告訴好消息；“趕快準備好，也許明天就能走！”背景是，布什再度派特使斯考克羅夫特訪問北京，今天到。大使等估 計，a.), b.), c.) 諸點都已談妥。等斯考克羅夫代表布什同鄧小平最後一拍板，方李就可以隨斯考克羅夫特的飛機離境了。大使館充滿樂觀氣氛，聖誕節前，“事件”就可以圓滿收場 了。
準備行裝容易，一小時足夠了。12月10日晨，我們打點好行裝，待命——
一直到晚上，“命”也沒“待”來，轉為睡覺。
斯考克羅特一邊的故事，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詳盡描述 [5]。他到達北京後，當晚外交部長錢其琛舉行歡迎酒會。當時美國對中國當局的製裁（停止經援，停止高官互訪等）還沒有結束。斯考克羅夫特希望酒會低調， 回避媒體，不要拍照，否則回美國不好交待。主人同意，隻準媒體於酒會前雙方寒暄時拍照。酒會則是閉門吃喝，拒絕媒體觀賞。
酬來酢去，一切順利。最後，輪到斯考克羅夫特致答詞了，他向主人祝酒。說時遲，那時快，突然闖進一批電視記者，錄像鏡頭對準斯考克羅夫特，外加閃光拍照。顯然，這是主人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以斯考克羅夫特的祝酒證明，中美關係正常化了。
斯考克羅夫特說，對此突襲，他當時極為狼狽。隻有兩個選擇。1. 終止祝酒，後果是，此行失敗，打道回府；2. 繼續祝酒，第二天美國報紙的標題就會是，“斯考克羅夫特向天安門屠夫祝酒”。權衡利弊，斯考克羅夫特還是硬著頭皮選擇了祝酒。斯考克羅夫特“賭”的是，此 行會有重要成果。到那時，就不怕媒體報導祝酒了。
所以，斯考克羅夫特這篇祝酒詞，看似平常，實則不同一般，值得一看 [6]。通篇祝酒詞沒有提到人權和北京的坦克，隻在一處提及天安門事件（event）。後來，中共的用詞，也從最初的天安門反革命暴亂，逐漸變到天安門動 亂，再到天安門風波，最後到天安門事件，與斯考克羅夫特用詞一樣。祝詞結尾，斯考克羅夫特舉杯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楊尚昆）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對主人，斯考克羅夫特算是給足了麵子。
第二天，即我們“待命”的一天，斯考克羅夫特連續地拜會了中國的所有首腦，外交部長錢其琛，總理李鵬，總書記江澤民，最後是鄧小平。直到這時，鄧小平一方才亮出了底牌——拿錢放人。即，除了上述a.), b.), c.) 三點之外，同時還有“核心條件”：
d.）美國解除對中國的經濟製裁，恢複貸款；
e.）美方邀請江澤民訪美。
這才明白，鄧小平的‘simple’one，意為一次性，或“一攬子解決”中美之間的各項問題。是由於尼克鬆，基辛格二位斡旋人都沒有聽明白鄧小平的‘simple’one 的含義？或者鄧小平根本沒有向老朋友說明白其含義？從基辛格的回憶錄[2]看，答案大概是後者。
這才是真正的釘子。
斯考克羅夫特的回答是[6]：以解決“方勵之問題”作為“解除對中國製裁”的交換條件，在美國是絕對不可能被接受的。解決“方勵之問題”會有助於解決“經濟製裁”，但二者不可能“掛鉤”，或放在“一攬子”中。
鄧小平等遵循的則是這一古老行業的傳統行規——不見贖不鬆票。
雙方沒有妥協的餘地，談判破裂。
1989年尾
1989年尾，世界的熱點西移。11月柏林牆倒了，12月26日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被處決了。我的蘇聯學界的朋友，在這時外流，跑到西歐和北美打工。
布什行政當局的注意力移到蘇聯和東歐。中國的問題暫時被擱置。
我呢？知道鄧小平是按老行規行事，也就知道，已經沒有我們多少事,可以安心作研究了（圖1）。
年尾，大使館也較清閑。有一天，大使來閑聊，說：“很抱歉，你是天體物理學家，而我們給你提供的住所連天都看不到。”我告訴他：“不必介意，理論天體物理 學家的特征之一是，不需要看天，就能告訴你天上會發生甚麽。天上的東西99%，是有眼也看不見的，看也白看，還不如不看。”
圖1：我在大使館時的“研究室”，桌上是一台早期的蘋果電腦，可執行Pascal 語言。電腦原屬一位在大使館工作的外交官，他有數學Ph.D. 學位。該外交官於1989年7月奉調回國,將電腦送給我。該機的性能，不如我家裏的計算機，後者被抄家的警察抄走了。雖然不夠理想，但還是能用來研究宇宙 學。
1989年12月22日，我的日記寫道：“改定‘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這是用大使館蘋果機算出的第一篇論文。此文後來發表於Astronomy & Astrophysics, 239, (1990), 24。發表時，我們還沒有離開大使館。這篇論文在1990年一月曾作為美國費米實驗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ion Laboratory）的預印本發至世界各地的物理係，物理研究所，包括中國(圖2)。其重要作用是使許多朋友知道我在哪裏，如何通訊可以不通過中國郵政 的檢查。
圖2：‘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 一文的費米實驗室預印本。其下有我的臨時通訊地址。寄到該處，由美國務院信使直接送到北京，不經過普通郵政係統。
有了圖2上公布的地址，我陸續收到大量同行寄來的文章、書籍，天體物理的主要期刊。我們收到的印刷品的數量之多，使負責轉送外交郵件的信使都有“怨言”。 有一天，郵件實在太多了，他對大使說：“給方的郵件占用的外交郵包太多了，應當讓物理學界專門向國務院交錢”。
恰好，一位在石溪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理論物理研究所（現稱楊振寧研究所）任職的朋友 Perry McCoy教授和夫人湯敦序（民主黨骨幹，不喜歡布什共和黨當局）來信也說到交錢：
“今年我們將很高興交稅， 因為你在大使館住，說明今年美國政府總算還做了一點好事”。
附錄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2]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2011)
[3]. 1989年11月18日，談判要點。
Talking Points: Meeting with VFM Liu Huaqiu, MFA
Saturday, November 18, 1989
I have asked for this appointment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to begin discussion with you of the Fang Lizhi matter. I am authorized to do so by my government.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We understand that Mr. Deng made similar remarks to a visiting Japanese delegation a few days ago.
We share a desire to resolve this situation; we are prepared to proceed expeditiously to resolve the case; and we believe – as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My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is general framework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a resolution of the Fang case.
Our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can also be stated simply:
We seek assurances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guarantee and facilitate departure from China by Fang and his family to a destination overseas.
** If asked: by “family” I refer to Fang Lizhi, Li Shuxian and their son Fang Zhe.
Dr. Fang and his family, once overseas, should be free of harassment or the fear of arrest and free to pursue research and study as they wish.
We assume that the Chinese side would share our wish that agreement on departure of the Fang family would occasion a minimum of commentary by either side, and that such official comment w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 are prepared, as I have said, to work together with you to solve this problem expeditiously. It should not be unduly complicated to resolve, and we see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reach an understanding with you in very short order.
I wish at this time to offer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Dr. Fang and his family: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is preparing a personal statement of this political beliefs which also addresses his role and thinking vis-a-vis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contemplate offering full assurance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But I must reiterate that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s 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Of course, we will want t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cept Dr. Fang’s solemn commitments, but as I have said we will not be in apposition to enforce any agreement after Fang has departed.
As you are aware, I depart Monday for three week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return on December 13. In my absence, Lynn Pascoe will be charged affaires.
Mr. Pascoe will be prepared to work with you during the time I am away.
In conclusion, may I state once more that it is our common hope that we may now proceed to plac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a constructive footing.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Draft: POL: D W Keyser (incorporating new material from State 369399)
Cleared: DCM: B.L. Pascoe
[4], 1989年11月24日，談判要點。
Talking Points: Dr. Fang Lizhi’s Statements on Past, Future
Friday, November 24, 1989
I have brought with me a statement which Dr. Fang Lizhi has asked that we conve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s statement is in two parts: the first deals with his past activities, the second with his intentions and wish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This is the statement which Ambassador Lilly indicated to you on November 18 that Dr. Fang was drafting.
We said previously that we knew of no reason that our two sides might not work to resolve this matter swiftly in our common interes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do so. We believe that Dr. Fang’s decision to draft a statement is significant, and will permit us to move ahead to the early resolution that we both desire.
I wish to reiterate points Ambassador Lilly earlier made to you concerning the role of the U.S. Government.
Dr. Fang’s statement is his alone. We are willing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as we are doing today – but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offer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re are limits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both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a third country, might say or do.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m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We continue to see considerable merit in a solution which involves initial quiet departure by Dr. Fang and his family to some third country.
Dr. Fang has received more than a dozen offer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These offers have been made by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such European countries as France, Italy and the Vatican.
If Dr. Fang and his family were to depart for one of these third countries, we anticipat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to avoid the glare of media attention.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5]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6] 斯考克羅夫特的祝酒詞，1989/12/9， 北京
Mr. Foreign Minister，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an:
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come here today as friends, to resume our important dialogue on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of vital interest to both our nations. This is a dialogue which we believ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ic,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Asia and the world.
Last weekend， in another corner of the world, presidents Bush and Gorbachev held talks on the great issues of our day. Afterwards, President Bush instructed me to come to China and inform our Chinese hosts about the talks in Malta.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at needs to be hidde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world are enhanced by this dialogue.
We also come today to bring new impetus and vigor into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seek new areas of agreement –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nd we come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rritants in the relationship.
We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not exhaust ourselves in the placing blame for problems that exist. Rather, by working together – within the values of our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 we should seek to solve common problems and remove irritants.
It is the President’s strong desire to see these talks make progress 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olutions we seek.
Speaking as a friend, I would not be honest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at we have profound areas of disagreement – on the events at Tiananmen, on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We see your complaints about us in the pages of People’s Daily.
But I recall that when we have fou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the world has been changed for the better; and when we have been at odds, needless tension and suffering were the result. In both our societies there are voices of those who seek to redirect or frustrate our cooperation. We both must take bold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se negative forces.
In these meetings we seek to outline broad areas where agreement is possible, and to isolate for another time those areas of disagreement. The sooner we set about this task, the better. The path ahead will not be smooth and it will not be short.
But we have accomplished much when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in the past. I can ci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the departure of Soviet combat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limits on missile proliferation,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withdrawal of Vietnam’s combat forces from Cambodi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echnology transfers, scholarly exchanges, and more. We – both side – must persevere. Now more than ever.
We are not China’s prime enemy or threat, as some would claim. But, like you, we are true to our own values, our heritage and traditions. We can be no other way. We extend our hand in friendship, and hope you will do the same.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 讀者投稿
華夏快遞 : 方勵之：我經曆的1989-1990中美互動（C）（附照片）在 11-06-06 08:26 發布者 siyu
·方勵之·
反製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勵之問題”沒有進展。雙方都已知道底線，雖無不可解的利益衝突，但一時難於找到出路。一方麵，布什當局迫於輿論壓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經濟製裁；另一方麵，北京當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確承諾之前放人。
4月，中國當局曾準備派員訪美，被美方拒絕，因製裁情況未變，不能互訪。
我們則靜觀雙方的角力。美國NBC 電視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來interview，隻好寫信問我們的狀況。我回信中說“我現在是夾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了”。
靜觀到的一個角力場是中美軍事合作。
二 戰期間，美國和ROC聯盟，在重慶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軸心國的軍事情報。美國和PRC建交後，合作的主題之一仍是軍事情報。兩國合作，在中國 西北地區建立情報站，監聽收集蘇聯及東歐陣營的情報。情報站的技術裝備由美方提供。獲得的情報則由兩國共享。美國駐華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報站檢查工作。李 潔明不止一次談起西北情報站。
美國對中國實施經濟製裁後。中國的一個反製措施是，停止西北情報站合作。1989年夏秋時，我們注意到，李潔明談到情報站時，顯得焦慮。但是，到1990 年初，大使的焦慮消失。很明顯，蘇聯東歐陣營的政權變化，使中美情報站不再重要，失去價值。斯考克羅夫特12月在北京訪問時，大講東歐事件，就是向北京表 示，從尼克鬆訪華時代開始的外交政策，要調整了。中共的反製裁失去了力度。
李潔明在他的經CIA審查過的回憶錄中，也提到該項軍事情報合作[1]。所以，該項合作已不是機密，已經終止。李潔明的回憶錄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樁小事沒提，不知道有沒有機密。
春 天有一陣，夜靜的時候，會聽到悶悶的‘咚、咚’異聲，來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經驗。1971年，文化大革命時，我曾經跟著一位工宣隊老礦工在科大的合肥校 園裏挖地道。從共鳴方式，容易判斷，‘咚、咚’聲說明我們住室下麵有地道。我們告訴大使及Bill聽到的地下異聲。大使證實，使館地界中確有地道，是70 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時挖的，那還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兩三公尺，有許多出入口，大使官邸裏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潔明解釋說，‘咚、咚’聲是大使館人員下去“檢查”地道。按國際約定，大使館內算是美國地界，看來，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檢查”什麽？大使沒說。咚、 咚’聲很容易被察覺，是不是有意讓別人聽到？又在施計？地道戰？不會。是不是裝什麼設備？難說。 到美國後，也沒有問李潔明，當時“檢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請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寬恕”
4月間，中共最 高層領導在回答外國客人和傳媒問“方勵之問題”時，總是說，方隻要認罪，就可以讓他出國了，絕口不提恢複貸款等條件。後來還更具體地說，認罪書的英文文本 中要含有leniency（寬恕）一字。好像“方勵之問題”的解決，隻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這當然是敷衍話。
凡 是親曆過中共政治運動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認罪”文化是：“解決問題”同認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無關。當運動走向高潮 時，任憑你寫多少“認罪書”都無用。等到運動要結束了，不寫“認罪書”，照樣過關。文化大革命我們被專政時，每天要上交一份“認罪書”。而且每天都要有新 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專政者的應對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時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認罪書”。抄的時候， 改變一下前一天“認罪書”的段落的順序，a,b,c,d, 變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語句的不同排列組合，不難每天都能製造出“新”的認罪書。後來知道，交上去的“認罪書”，專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認罪”文化可以推定，當經濟製裁未解決時，任憑你寫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無用的。若經濟製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後來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這個推定。
羅馬大學物理係的朋友來信說，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們熟悉的文化。
Leniency 一詞曾是羅馬教會懺悔（confession）的常用語，諸如“請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寬恕”雲雲。他們告訴我，在強權威脅之下寫一句“我認罪” (I confess) 沒有關係。上帝會原諒這時說的假話。伽利略寫過認罪書：“我的最顯赫輝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貴無比的樞機主教……”[2]。性急的朋友幹脆寄來他們代我起 草的“認罪陳述”。我一共收到過三份代寫的認罪草稿。我想他們不是自己寫的，而是從懺悔手冊（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來的，也許隻是段落的排列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產黨世界流行一本小說，名為“牛虻”。它描寫一位意大利燒炭黨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經曆。其中一個主要情節是，“牛虻”在年輕時曾向一位神父 confession，“牛虻” 信任該神父，他認為該神父也一樣關心和信任他。結果，“牛虻”的confession 內容被透露給了奧地利統治者，導致“牛虻”和他夥伴的活動被探知，被鎮壓，革命失敗。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不少年輕人遇到過相似的接受 confession的偽善。有價值的教訓是，在共產黨“革命”世界裏，切勿真confession，特別是對你表示出極大“關心”和“信任”的組織或個 人。將來，也許有意義編一本中共治下的懺悔手冊，也是一種史料。鄧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證”“永不翻案”應收為首篇。
總之，我還沒有來得及寫confession，無論真的還是假的。
這時期，我倒是寫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題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該文被收在梵蒂岡教廷出版的有關教皇保羅二世的一個文集中，書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羅二世的羅馬新觀點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對伽利略的判決。
經濟製裁的鬆動
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北美，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都一致介入。那時極少有外資進入中國。隻有來自台灣的中小規模資本，還沒有終止。台灣中小企業大舉進入大陸，就是從6.4之後開始的。
1990年春季，聽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盡早對華解除經濟製裁，推動力來自日本財團。日本的政治由財團左右。
1991 年6月，我訪問日本，參加在京都召開廣義相對會議，那時“方勵之問題”已解決一年。仍會“感到”日本在“方勵之問題”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天，自始至 終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離，前後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間保密。我去洗手間時，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後麵。四位警察態度相當和藹。臨別，他們掏出 紙墨筆硯，一定要我留下“墨寶”，不得已，草草寫了幾個字。
2007年，日本產經新聞的一則報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後活動的細節，同我知道的片斷吻合。記錄如下：
“李 潔明在一九八九年秋天起，便和當時日本駐中國大使橋本恕頻頻接觸。……在美國總統助理(即斯考克羅夫特)兩次來中國的談判破裂後，橋本與李鵬的會談，正式 開始。談判的主要問題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圓貸款的承諾。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訪中時，允諾從一九九○年起的五年內提供中國八千一百億日圓 （相當五十六億美元）的貸款，此金額相當於當時中國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業國高峰會通過對中國製裁決議案，日貸款亦被凍結。
“因來自日本財界的壓力，海部俊樹前首相於1990年初設法著手解除對中製裁。為此，當時的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的宮本雄二（現任日本駐中國大使）曾赴美探詢美方意向，結果發現“方勵之問題”在美國引起很大的反彈，不解決方勵之問題，難以解除對中製裁。
“橋本大使得知後，便與中共對外聯絡部長朱良多次密談，表示日本在休士頓峰會將努力促成解除對中製裁，但希望中國也作出適切的回應。
“在橋本與中方接觸一週後，中國於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為由出國，
“方勵之出國兩周後，美日在休士頓工業國峰會采取同一步調，分別解除凍結世界銀行的二十三億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億美元對中貸款。”
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後的故事。
最後的談判
“中國當局於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為由出國”。確切時間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談判時表示的。中國外交部說，可以準予方勵之和李淑嫻出 國。條件不再是寫認罪書（confession），而是寫一份請求政府寬恕出國治病書，行文中應含有lenient一字。並要保證不參與反對中國政府的活 動。
大使說，可以感到中方很著急，想盡快讓方李離境。
對方著急，我方就不必過急。那天沒寫申請出國治病書。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堅持“請求寬恕”字樣，也不再提“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條件。改用“人道”出國。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國，最好去一個孤立的小島。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價值。
“人道”一詞我們接受。至於第一站去小島，我們也接受，我們選定的小島是英格蘭。那時我有英皇家學會的邀請，支持我在劍橋大學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時，我曾在該研究所工作過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體抄了一遍我以前寫的陳述[原文在（B）中]，8點陳述，簡化成了三條。全文如下：
1. 我反對中國憲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它的作用是維持‘階級鬥爭’的政治體製。我注意到了，中國當局堅持上述的政治主張是違反憲法的。
2. 為了探視海外親友以及得到必要的醫務治療，特此申請出國旅行。望中國政府予以人道的考慮。
3. 出國的目的將集中於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我們將欣賞和歡迎一切符合於中國社會進步利益的活動，並拒絕參與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對中國的活動。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談。李潔明將這份“陳述”交給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說，“我注意到了……” 一句應加上“認錯”字樣。
那天我沒改陳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談。中國當局不再要求“認錯”字樣。中方接受上述陳述。談判至此達到成功。果然是，“等到運動要結束了，寫不寫認罪書，不是關鍵”。
雙方準備在國賓館祝酒致意，達成協議。
祝酒之前。中國當局突然又提了一個新要求：李淑嫻也要在陳述上簽字。
敢在祝酒之前臨時加新要求，大概隻有鄧小平了。大使判斷，鄧小平就在國賓館二樓。
李淑嫻答，隻簽第2，3條，不簽第1條。即不承諾“我注意到了……”。對方也接受了。
李淑嫻還提出，必須保證我們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則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來，中共是希望我們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終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1.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class struggle.” 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2. In order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change with some 20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to obtain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 apply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broa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thi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3. The purpose in abroad in focused on scholarly exchange and research. I will appreciate and welcome al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having the motive of opposing China’s progressive interests.
1990 June Beijing
注意，中文本中第一條中用單數的“我”，第二條無人稱，第三條中用多數的“我們”，即表示李淑嫻隻簽了第二、三條。英文本都是第一人稱。原因就是由於李淑嫻不簽字。
離境過程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談。主題是我們離境的技術安排。雖然仍是被通緝的在逃犯，但出國要有正規完備的手續。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來，給我們照像，辦中國新護照用。
同時，也在辦理英國簽證。因是星期六，英國駐北京使館不辦公。無法找他們簽證。另外，中美雙方都不想讓英國駐北京使館知道，那會在北京走漏消息。正好，英首相撒徹爾夫人在華盛頓訪問。美國務院直接找撒徹爾夫人辦了到英國的落地簽證。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裝。所有書籍都送給北京天文台。同使館結賬，買走他們的一台收音機，一台四通中文文字處理器（當時美國還少有中文的文字處理器）。也留下給方哲買赴美機票錢。
6月24日晚，在大使的房間開告別會（圖1）。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隻有6個人參加。告別酒會上，大使告訴最後一個秘密：封從德和柴玲夫婦逃出中國，從頭到尾他都知道，作得意狀。不過，我們沒有問封柴出逃細節。出逃細節應是個人隱私。
圖1：在美北京大使館最後一晚，6月24日，在大使的房間開告別會。
也是6月24日，星期天，下午，全國各地黨委向黨員傳達中共中央下發的緊急文件，“方勵之夫婦將於日內出國治病”。要有思想準備。直到當天，喉舌袁木等還在賣力說，“我們決不容許反革命分子方……李……”。
6月25日
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剛過，天早就亮了。上午8時，成百警察和便衣開始在大使館周圍集結，戒備森嚴。
10:30，我們走出官邸大樓。大使陪同，我們乘那輛一年前送我們進來的防彈玻璃車，從正門駛出官邸，去南苑機場。
我 們所經的路上，一律半戒嚴，即一切車輛不準與我們在同道行駛。我們的車前，有一輛公安警車開路車，車號是GA11-0001，即公安第一號警車，車後也尾 隨兩輛保護。一路戒嚴的警察一看到0001車開路，就以為後麵一定有VIP。於是，他們不自覺地就敬起軍禮來（圖2）。
圖2：車在建國門外大街上。從我們的車向前看去，車前有一輛公安警車開路，車號是GA11-0001。一律半戒嚴，一切其它車輛隻準在外道行駛。在第二車道，每100-200米有一警察。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個。戒嚴的警察，習慣性地舉手敬禮。
11:05，到達南苑軍用機場。美軍專機已經到了。美軍專機是從關島飛來。機組人員事前不知道什麽任務，居然能在南苑機場降落。據說這是1949年之後， 第一次美軍軍機被準予使用中國軍用機場，基辛格1971年到北京時，飛機也降落在南苑機場，他乘的是巴基斯坦的軍機。
11:30，李和我被公安人員引領到侯機大廳另一邊的辦公室，大使等美國人員不得隨我們過去。辦公室裏有三位中國公安官員，一位為主，另兩位公安官員一左一右保護。為主者把兩本新的中國護照交給我們。
接著，公安官員接通了方哲的電話（當時他被拘於公安部的一賓館）。按協議（李淑嫻的要求），中方應讓方哲離境。但沒想到方哲不願意走，故意製造麻煩，還對公安人員說：“我不走，我還想入黨呐”。無奈，公安要我們打電話，說服方哲。此事耗費了近半個小時。
李潔明在回憶錄中說，那半個小時他極度緊張[1]。按美國務院指示，在方李二人離境過程中，大使必須全程陪同，而且務將方李二人一直安排在他的視線之內。 但是，中方發護照給方李時，不讓美方官員在場。方李二人已在他的視線之外。一耽擱就是半小時。不讓美方官員在發放護照現場，可能是顯示PRC主權。中方這 一安排，並沒有事前告訴美方。李潔明遇此非預計狀況，極緊張，擔心是不是中方會突然變了卦，把我們抓走？如若抓走，如何應對，沒有預案。
那半個小時裏，我注意到，中方人員也極度緊張，為主的那一位公安官員臉上直冒汗，說話僵硬。他們可能也沒有預案，如果因方哲或其他原因，不能按協議辦，如何處置？
所以那半個小時裏，中方人員呆視著李淑嫻打電話。她在電話裏不慌不忙，不緊不慢，最終說服了方哲。沒出意外。
整個過程中，中方全程錄像。後來使館人轉告，那是要給鄧小平看的。
方哲於一星期後，到達倫敦。如前所述，“方勵之出國兩周後”（即方哲到倫敦後一周），日本解除經濟製裁。
12:20，中國海關人員在飛機舷梯旁設立臨時海關，在我們的PRC護照上加蓋出境章。我們同大使握手告別，登機（圖3）。
圖 3：李淑嫻和我在登機的舷梯上。舷梯最下端戴墨鏡者是William Stanton,他正和大使李潔明握別。大使之左為美使館武官。右邊三位著警服立正者，分別是海關和公安幹警。攝影者，兩位中方，一位美方。攝此影者，當 然也是美方人員。 一邊兩個攝影師，均非記者，對等。
12:40 飛機一切就緒，滑行，起飛。
飛機起飛後，雙方似乎仍未停止較勁。原來商定，雙方在飛機起飛後六小時，同時發布方李離境消息。但是，起飛後不到一小時，那時飛機剛離開PRC領空。中方就廣播了消息。
另 一方，美國飛機也沒有首停第三國，而是降落在安卡雷奇（阿拉斯加），讓美國電視台進機場，陽光正好，新聞鏡頭是我們從軍機換乘副總統Dan Quayle 的Air Force No. II。繼續飛到Upper Heyford，那裏雖是英國皇家空軍基地，但是美國營區，法理上也不是第三國。
無論如何，事件落幕了。中國政府讓一架美國軍用專機接走了兩個中國人，兩名被全國通緝的要犯。
有一點荒誕？世界真還不能沒有一點荒誕。
參考文獻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Affairs 2004)
[2] M.A. Finocchiaro, The Galileo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 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of Rome，（Vatican Observatory Publication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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