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傳人
祖國在唱紅歌。祖國山河一片紅。 文革在延續，因為有文革的傳人。 文革不是毛主席的文革，不是文革一代人的文革。是我們民族的文革。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咱們是唱著這首“國際歌”長大的。具體這首歌說的是什麽，當時並沒有細想過。可是卻堅信這首歌說的就是理想的彼岸，就是幸福的明天。不知道是哪位咱黨的前賢，想必應該是一位宣傳部的高手，巧妙的把諾大一個共產主義給濃縮包裝到“國際歌”裏了。多少年唱下來，符號和虛幻融合了。共產主義就是“國際歌”，“國際歌”就是共產主義。
文革時的常規是任何有點規模的程序結束的時候都要唱“國際歌”或是奏“國際歌”。大到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定是“國際歌”結尾。每年七月一日全國紀念咱黨成立，從北京到全國的每個犄角旮旯，隻要是開會慶祝的，最後一個節目一定是全體合唱“國際歌”。 小到中小學的紅衛兵和紅小兵加入“組織”儀式，或是工廠和機關單位的先進表彰大會，統統是以“國際歌”結束。 當時的標準說法是“某某事兒在莊嚴的國際歌聲中結束”。說“國際歌”莊嚴到是恰如其份，這首歌的曲作者是法國人狄蓋特，深得馬賽曲等法國音樂的傳承，確實是渾厚有力，很適合用男孩子們的低音來唱，加上歌詞是極富煽動性的“鬥爭”類的主題，一唱就把莊嚴感誘導出來了，真好像咱們在進行著偉大的創造。
透過國際歌，咱們朦朧著莊嚴，美好，對未來的向往和共產主義。可有的時候，事情是一是一，二是二的，讓你朦朧不得。 到美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國際歌對咱們意味著什麽被不經意地提了出來。 在一次朋友家的聚會上，遇到了一位美國的工人運動活躍人物。閑聊了一陣子後，話題轉到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運動上來。這位仁兄說他對學生們很佩服，說在美國很長時間沒有這種自發的大規模爭取工人權利的壯舉了。筆者之一於是企圖糾正這位仁兄並告訴他學生們要的是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並不是為工人們爭權力。對方於是說，學生們肯定有爭工人權利的意識，不然的話為何一直在唱 Internationale ？ 筆者開始不知道他在說什麽，可是很快就明白了他說的就是“國際歌”的英文名。 於是不得不向他解釋，學生們當時唱 “國際歌”是一種感情的宣泄，並不是代表他們要為工人爭權利。而筆者當時解釋的時候肯定有些底氣不足，因為唱著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的“國際歌”而要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是有一些滑稽。這種解釋當然沒有令這位工運人物信服，留下一句：蘇聯不用“國際歌”作為國歌了，就不管工人權利了，但願中國的“國際歌”能為工人權利一直唱下去。 然後就不歡而散了。
當時也沒太在意。過了一段時間，想起此事，於是上網查找一下“國際歌”和蘇聯國歌。果不其然，“國際歌”曾經被蘇聯當作國歌唱了幾十年。而更好玩的是， 咱們一直將“國際歌” 中“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作為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來唱，而其原意是說“國際工人運動聯合會”一定要實現。細想一想，咱們的共產主義，“國際歌”，馬克思理論和工人運動這幾個概念完全是顛三倒四，一鍋糨糊。 原因當然是太祖爺了，因為對這些事兒，太祖爺的思路就是咱們的思路。
太祖爺的共產主義是什麽？ 太祖爺曾經說過，他是馬克思加上秦始皇。如何相加？什麽樣的比例？太祖爺沒提。一半馬克思一半秦始皇？一大半馬克思一小半秦始皇？一大半秦始皇一小半馬克思？太祖爺沒去過馬克思的故鄉取經，沒考察過馬克思的原始研究對象，就是讀的馬克思的書也是幾經翻譯的二手甚至三手貨。而對包括秦始皇在內的中國帝王們，太祖爺知道的可就太清楚了，臥床之上放的都是線裝的古書，作報告作到高興處從秦始皇到漢高祖到明太祖到洪秀全，太祖爺可以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太祖爺有幾成秦始皇幾成馬克思好有一比，看看現在電視裏有多少帝王曆史劇和多少巴黎公社的故事就行了。太祖爺的共產主義（也是咱們的）基本上是秦始皇戴了個馬克思的帽子。
“國際歌”中有一句歌詞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無論你是反馬克思還是護馬克思，也無論你是共產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隻要你不是宗教狂熱人士，都不會和這段歌詞過不去。而在文革中幾乎替掉中國國歌的天下第一歌“東方紅”中則有這樣的歌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其中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早就被眾大俠們反複指出過。而這種不可融合的矛盾，就是馬克思和秦始皇的不可加性的本質。文革中“東方紅”這首歌的地位大大高於“國際歌”。不但如此，“東方紅”是所有儀式開場時唱的，“國際歌”是收場時唱的。先搞出個“救星”來再消滅“救世主”？馬克思最基本的東西和秦始皇格格不入。在 “東方紅”占有第一歌的地位下，唱“國際歌”本身就是一種忽悠。咱們的共產主義則是忽悠之上再朦朧一下。這玩笑開大了。
太祖爺為什麽要把秦始皇的本質用馬克思包裝一下？ 當然有時勢造英雄的關係。太祖爺並不是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而後來把隊伍接過來時共產主義的招牌已經定了，換起來談何容易。太祖爺信共產主義嗎？這隻有太祖爺自己知道。事實是馬克思的有些東西對太祖爺有實用價值。共產主義主張社會財富全民共有並不是什麽新東西。咱們的曆史上，大多數農民起義，都源於民不聊生之時。於是 “均貧富”的期許就成了農民起義的共性。從唐末的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到李自成的“均田免糧”再到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製度”，“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殺富濟貧是得民心的不二法寶。太祖爺和蔣委員長爭天下時，用當時時髦的共產主義新理論來包裝一下“均貧富”這個最好的動員辦法，加上又有蘇聯人資助，給秦始皇戴馬克思的帽子很是實惠，幹賺不賠何樂而不為？還有個額外的好處，用太祖爺自己的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注 1 ）。有了馬克思這塊牌子，造反之人可以不是“寇”，無法無天成為時髦，山大王成了新潮，以蘇區對抗民國時“出師表”的事情順便就解決了。
既然戴了馬克思的帽子，秦始皇就必然有些異味。農民造反的“均貧富”到江山打下來為止。新皇帝以下，新貴們重新收獲財富，又一輪財產積累重新開始。太祖爺超越秦始皇們之處是，他的江山要永遠“均貧富”。 永續的“均貧富”和消滅剩餘價值是太祖爺和馬克思的神交之處。信馬克思也好，不信也好，“均貧富”這個自古中國農民的夢，從結果看還是太祖爺要流芳萬世而最在乎的第一大功名。不但在打江山時靠“均貧富”動員，坐江山的人不可以多吃多占是太祖爺最重要的不可碰治國底線。包括文革的忽悠點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搞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就是有人要多吃多占。文革防止資產階級發生，也是保衛“均貧富”。“富”是個相對的概念，就是比別人多有點什麽。所以富人永遠是少數。而“均貧富”總能動員社會的多數人。文革的“群眾”能量也來源於此。
朦朧雖然是朦朧了一些，咱們版本的共產主義大致輪廓也就出來了。基本上就是，社會財富不均，窮人拿槍拉隊伍造反，“救星”降臨江山到手，“咱”比以前要多一點財富，不過“別人”不可以多吃多占，如有不公“救星”會給“咱”作主。也就是水泊梁山的套路。有一些自由，有一些平等，也有一個大王。但是既無民主也無人權。而這後兩點馬老前輩都是很看重的（後來才知道，除了中國的世界其餘部分，都管這叫“毛主義”，因為這一套路的版權確實是太祖爺的，而太祖爺也是從咱們祖宗那兒販來的，和馬克思的東西不太沾邊。）。 以筆者們現在很膚淺的理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說的是 19 世紀末的工業化國家的事兒。基本上就是把占人口多數的工人們組織起來，以民主的手段，把政權拿到手，再以法律的形式把分配製度從新搞過，讓資本家拿不到剩餘價值，就是所謂的消滅剝削。無論可行不可行，馬克思的設計裏並不需要一個“救星”給大家作主，而每個工人有包括選舉權在內的基本人權。馬克思的東西明顯不是給咱們設計的。咱們以農民為主的臣民們常年給皇帝磕頭磕慣了，太祖爺登高一呼時，正好找到了“大救星”，而不懂什麽是做自己的主人。咱們的“東方紅”是由衷地唱出來的，而“國際歌”是被忽悠之後跟著唱的。
可“均貧富”談何容易。不許任何人多吃多占，沒有“富”產生於前，“均貧富”當然就成了“均貧”。“均貧”是實實在在的。就是優越感十足有大城市戶口的人，文革後期每月隻有半斤油，兩斤肉的定量可以受用。沒人願意“均貧”。文革完了可以多吃肉沒人有意見。但是不願意“均貧”不代表反對“均貧富”。跟太祖爺唱了多年的“國際歌”，別人比“咱”過得好的刺激還是受不了。於是就出事兒了。
1989 年六四運動的主旋律是什麽？為什麽當時學生們唱著“國際歌”在天安門抗爭？“國際歌”雖然還是馬克思時代的“國際歌”，可是在中國卻代表的是太祖爺版的“共產主義”。當時改革改到物價上了，通貨膨脹有失控之勢，錢在貶值，而同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注 2 ）有成真之勢“。老百姓認準了這些都是“官倒爺”（注 3 ）在發不義之財所造成的。對造成貧富分化的社會係統造反， 就是太祖爺版本“造反有理”的“共產主義”。唱著“國際歌”上街抗爭也就是必然的了。旁觀者清，無意中遇到的那位工運人士點出了唱 “國際歌”和爭美國式民主的矛盾之處。上街的民眾各有所需，要維持太祖爺“均貧富”的共產主義成分應該多於要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的成分。當時美國各大新聞機構都派出大牌記者在北京報道此事。記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主持丹 . 阿瑟曾站在天安門前自問自答的說“學生們要什麽？自由？有這個成分。民主？好像不太像”。當然，鄧大人一開槍，冤死了很多學生以後，把別的問題全都掩蓋了。不知道鄧大人是無心還是有意，在把六四運動壓下去的同時，也把太祖爺版的靠“大救星” “均貧富”的共產主義給斃了。其實六四的亂槍正經的給資本家在中國出頭奠了基。眼見靠“救星”做主給大家“均貧富”已經無望，六四之後全民悶頭賺錢就成了新時尚。從哪兒起，太祖爺的“國際歌”版本共產主義名存實亡了。
資本主義就資本主義。當年忽悠大家唱“國際歌”是因為相信“均貧富”是最好的過好日子的途徑，不是因為馬克思長得比別人好看。半斤油兩斤肉還得有大城市的戶口，太祖爺的東西已經被現實給否了。資本主義早期兩極分化是有痛苦，可別人也都痛苦過，中國人又不是超人，能不痛苦的積累財富？ 幹什麽吆喝什麽，不要再邊幹資本主義邊拿共產主義忽悠人了。可是大幹資本主義咱黨怎麽辦？要不要改名？這是咱黨自己的頭疼事，咱們用不著操心。當年有本事把水泊梁山那點事兒說成是共產主義，還能包裝到“國際歌”裏，現在自然有辦法給保護剩餘價值正名，給大搞資本主義革命事業解套。老百姓用稅錢養著，咱黨裏有的是能人，不給他們點頭疼的事兒，反倒讓他們失去表現的機會了。還是關心自己的事兒吧，都資本主義了，這“國際歌”還唱不唱了？
咱們是唱擰了“國際歌”，可裏麵的原意未必都錯。“國際歌”裏兩個基本要件現在正好適用。一個是說自己的事兒不能靠別人，“救世主”一但萬能了也就失控了，拒絕救你也拿他沒轍。二是說工人聯合會是工人們利益自保最可行的辦法。馬老先生的東西很多被證明不好用。可一百多年了，到現在居然還有人為他爭論的要死要活，想必有精彩的地方。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現在的工會也是從早期馬克思時代的工人運動演繹而來。雖然有不合理的地方，像美國的汽車製造業工會由於曆史的原因，其工會勢力強大，造成整個美國汽車業的勞工開支比重高出其他行業許多，嚴重到影響了整個行業在全世界汽車市場上的競爭力。三大汽車製造公司中的兩個靠破產保護法才勉強生存下來。可是從總體上來看，工會的存在，確實是保證了勞工的一些基本權利。如最低工資，加班時限，加班的酬勞，工作環境的無害性，傷病的治療，退休後的健康保險。這一切，不能天真的指望資本家的良心，因為資本家運營的首要目標當然是要賺取利潤。
太祖爺在井岡山起事的時候中國沒有正經的產業工人階級。也許對習慣給皇帝磕頭的農民們，有個救世主是唯一凝聚能量的辦法。可是八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產業工人階級正在形成。太祖爺要是活在今天，也許就不會再以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起家了。可以搞一本堂堂正正的“廣東工人和民工生活現狀考察報告”。也就沒有必要把馬克思的東西給一通胡改，隻要在深圳搞經典的馬克思版工人運動就全齊了。曆史就是曆史，隻能感歎而已。而如今咱們既然搞資本主義，工人也要有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自保意識。不是“殺富濟貧”式的“均貧富”，而是合理的利益共享，風險均攤。像在世界上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都有自己的工會為工人爭權益。美國的工人，德國的工人，法國的工人，日本的工人，南韓的工人都有獨立的工會。德國工人的平均小時工資多達 50 美元左右了，不高興了還可以罷工要提高待遇。畢竟是馬老先生的故鄉，唱不唱“國際歌”在其次，把“國際歌”的精華拿到手了。咱們的“國際歌”唱了快八十年了，工會還是隻管逢年過節發電影票。 “救世主”的工會，驢唇不對馬嘴。工人兄弟們的福祉讓秦始皇的體係照顧一定不如讓馬克思的體係照顧得好。修長城的勞工在秦始皇的照顧下出了什麽結果？孟薑女！台灣的大老板郭台銘為什麽把富士通的大廠都擺在大陸？ 大陸的工會是郭老板通過秦始皇體係可以玩得轉的，就是有員工跳樓，隻要工人們沒有組織局麵就能收拾。
“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國際歌有國際歌的道理。“這茶吃到這會兒才吃出點味兒來”（注 4 ）。
注 1 ：出自毛澤東 1939 年在延安為斯大林慶生大會上的講話。
注 2 ：鄧小平為“改革開放”所提出的經典口號。
注 3 ：文革後，“改革開放”初期，老百姓給靠權力發財的“官商”們的蔑稱。
注 4 ：文革中著名樣板戲“沙家浜”裏阿慶嫂的一句台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