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部分的故事是關於我父母和我嶽父母的。當我開始著手準備故事框架的時候,我發現,他們四人的人生經曆中有許多相似之處。我父親和嶽父都是在少年時期離開了各自的家,去了另外一座城市;他們均就就讀於中專,畢業後都被分到了科研單位;在各自的同一家單位裏,我父母和嶽父母都一直工作到退休;文革的時候,他們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走資派或者其他任何在運動中屬於被打倒的一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這些經曆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父輩中相當普遍:生活平實,工作穩定,在各次運動中沒有經曆過大的風浪,在國營單位裏工作了一輩子,最後平穩退休。因此,我特地把他們的故事加以混合,放在一起寫,除個別章節外,我在文中用“父親”和“母親”的名字統一稱呼他們。
如果把父母的生活經曆用些關鍵詞來概括的話,會是下麵看到的這些。
五角星。這是一顆別在解放軍軍帽上的五角星,是我父親退伍時從部隊帶回來的紀念品。如今,這顆星上麵的紅漆已經剝落了不少,當年它可是我兒時最喜歡向小夥伴們炫耀的收藏。
我父親三歲的時候被爺爺送給了奶奶家寄養,奶奶不久去世。父親在他舅舅家裏一直長到十幾歲,期間讀書認字。那段歲月,他後來從來沒對我們講起過。十七歲的時候,父親參了軍,從此離開湖北老家,在以後的幾十年裏,父親隻回去過兩次。
父親的部隊駐紮在東北。新兵訓練的時候,父親因為表現出色,被連裏提出表揚,後來不久,他被任命為班長。父親的班裏基本上都是南方的新戰士,講起話來南腔北調,經常是誰也聽不懂誰,父親為此大傷腦筋。平時晚上班裏開會讀報紙,他總是找一位普通話相對比較好的江蘇籍戰士來讀。讀報還好說,討論的時候就犯了難。經常是一個戰士嘩啦啦講了一大通,其他戰士包括父親自己在內全部大眼瞪小眼,聽不懂他到底說了些啥。父親開始認識到,如果不盡快讓全班戰士學說普通話,自己跟帶了一班外國兵沒什麽區別,工作沒法開展。身為一班之長,他決定以身作則,從糾正自己的口音開始。
父親之前一直講湖北老家的方言,我有幸聽他和爺爺兩人用家鄉話聊過天,他們當時的對話對我來說與韓國話沒什麽區別。父親為了糾正自己的口音,專門買了個小收音機,跟著播音員一字一句地練習普通話。平時一有空,他就找連裏北方來的戰士說話,學習他們的發音。一個多月下來,父親的普通話雖然遠說不上標準,但基本上算是過了關,主持班會可以完全用普通話講。為了鼓勵班裏戰士講普通話,他定了一條規則:在班會上,用普通話發言沒有時間限製,用家鄉話發言最長一分鍾。
規則一出台,立刻招來了全班的反對。一名戰士說:“博(班)長,某(毛)主席呀(也)港(講)福蘭(湖南)話。”父親說:“但是毛主席也說,要在軍隊裏推廣普通話。”另一名戰士說:“撲騰發(普通話)活(學)不來咋辦?”父親學著他的口音說:“活不來也得活,活好了為止。”
立刻有四名戰士來問父親借收音機,打算和父親一樣學普通話,父親抓了半天腦袋不知道該借給誰。一名機靈的湖南戰士出了個主意:四個人輪流,每人用一天。
父親後來講起來,說那次大學特學普通話,讓他對普通話講得好的人在心裏上有一種親近感。後來在成都上學的時候第一次見到母親,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的母親立刻給父親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父親的普通話雖然過了關,但是仍然不難從個別字句的發音上聽出湖北口音來。比如“日本”說成“兒本”,“歲”說成SEI(四聲),“團”說成“譚”,等等。
父親從小身體較瘦,但是他體質不錯,軍事訓練科目對他來說不是大問題。班裏有名戰士叫鄭同,湖南醴陵來的,身體比較胖,做起軍事訓練來總是拖全班的後腿。無論什麽科目,他總是在不該落地的時候因體力不支而“咚”地一聲與大地擁抱,班裏其他的戰士因此戲稱他是“秤砣”。鄭同因此很苦惱,想改善自己的訓練水準,但是始終找不到竅門。
父親注意到,鄭同的力量並不差,最大的包袱就是體重。鄭同也在注意減肥,但是因為方法不當,效果不明顯。父親於是找到鄭同,把他領到了一棵巨大的鬆樹下,指著栓在一株粗樹枝上的兩根長繩子,讓他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早起一個小時練習爬繩。一開始可以用兩條繩,以後看情況再減為一條。父親小時候放水牛,和小夥伴們比賽摔跤總是輸。有一個好朋友告訴了他這個辦法,訓練力量和柔韌性。父親練習了兩個月,再和小夥伴們比賽就象換了個人,贏多輸少。
果然,鄭同練了一個月就收到了效果,他不僅體重明顯降低,而且靈活程度和手腳協調均大為提高,連他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在全連的大比武中,鄭同甚至贏得了負重攀登的第一名。
1953年,父親所在的部隊接到動員令,開赴鴨綠江邊,準備入朝作戰。一時間,所有的戰士都為之一振:終於有機會和美帝麵對麵較量了。父親在出發前,向上級遞交了他人生中十八份入黨申請書中的第一份。
父親的部隊是作為預備隊進入朝鮮的。他後來回憶說,入朝以後,他們在指定地點和朝鮮人民軍的一支部隊換了防,然後就駐紮在那裏,一直到停戰也再沒有其它行動。他原來已經做好了犧牲的心裏準備,沒想到一槍也沒放就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