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原１７路軍將領中，有４位分別被授予中將或少將軍銜：
孔從洲、閻揆要被授予中將軍銜。
張希欽、杜瑜華被授予少將軍銜。
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雖說事變是東北軍和西北軍共同舉行的，但張學良更像一出大戲的主角，始終處於舞台的中央。楊虎城則如一個跑龍套的，似乎可有可無。以至於蔣介石從華清池移至市內新城黃樓關押後，一連幾天都沒見到楊虎城，誤認為張、楊之間是否有嫌隙可以利用。及至見到楊虎城後才發現，低調的背後是堅毅、沉著，遠比上竄下跳的少帥更可怕。幾次接觸下來，蔣介石認定楊虎城才是“事變”的元凶，至於張學良，則是“少不更事，誤入歧途，受了別人蒙騙和蠱惑”。
對楊虎城來說，張學良與其說是個統帥，倒不如說是個被部下寵壞了的公子哥，做事衝動而隨意，完全不顧及西北軍及楊本人的感受。開始時張學良在重大的事情上還與楊虎城有所商量，隨著宋子文、宋美齡的到來，楊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個局外人。凡有他在場的時候，張與兩宋總是用英文交談，這讓不懂英文的楊虎城很是鬱悶。更讓他不快的是中共的態度，與之前他所設想的差距太大，讓他有被共產黨當了槍使的感覺。張、楊在西安事變後即向中共中央通報了事變的消息，在他們的電報中明確宣稱，東北軍和西北軍決心與蔣介石決裂，因蔣頑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已沒有辦法與其理論，隻有兵諫。因而張、楊從一開始就請求紅軍準備與兩軍共同行動，同中央軍作戰。
楊虎城十分清楚，兵諫行動其實就是一種賭博，賭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及十七路軍弟兄們的前途。要想成功地解決好這一重大的事變，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紅軍、東北軍和17路軍結為軍事同盟，三方合作建立起一個穩固的抗戰基地；第二，打通西部與蘇聯的通道，獲得蘇聯的同情與援助。沒有蘇聯援助，西北局麵是難以支撐的；第三，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張，或者得到眾多地方實力派的同情而由更有實力的人物取代蔣介石。
事變發生後，不出所料立即得到了中共與紅軍的支持。延安方麵保證與東北軍、西北軍共進退，形成三位一體的關係，這讓楊虎城大鬆了一口氣。而南京政府的反應極為強烈，各地方實力派也多不讚成扣押蔣介石的行動，這多少也在楊虎城和張學良的意料之中。隻是蘇聯的態度讓張、楊大失所望，蘇聯政府不僅公開遣責西安事變，認為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陰謀。並且通過共產國際向延安施壓，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應在下列條件基礎上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一衝突。
（1）改組南京政府；
（2）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
（3）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很明顯延安方麵頂不住蘇聯人的壓力，中共的態度也在共產國際的幹預下發生了轉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出通電，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條建議。在楊虎城看來，延安方麵已經從原來的三位一體變成了局外人，他有些摸不著頭腦。
張學良和楊虎城一向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及其背後的共產國際，事變前就在與中共的關係問題的商談中，就聯合中共這一問題上不謀而和。但事變發生後不久，中共中央一改最初的態度，明確表示不同意公開宣布“三位一體”的關係，隻願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為維護第三者地位，中國共產黨暫不公開參加張學良預擬宣布成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尤其是12月24日晚，張、楊引領周恩來見蔣介石，周恩來對蔣介石的態度令張、楊大吃一驚。周恩來對蔣介石態度恭敬，不斷地以“領袖”稱呼。且不顧當時東北軍內群情激憤的少壯派的威脅，冒著有可能被槍殺的危險，耐心地做他們的工作。指出防止內戰，聯蔣抗日的重大意義。而且在對蔣介石的談話中，周恩來並不表達“三位一體”的態度，隻是代表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態度。明顯將共產黨人排除在事變的發起者或知情者之外，不僅令張、楊心裏很不是滋味，就連蔣介石也大感意外。
後來的事變進程，成了蔣介石與中共的對手戲，而事變的主角張、楊倒成了陪襯。中共與蔣談判結果，蔣介石對周恩來允諾：
（一）停止剿共，聯共抗日；
（二）由宋子文與宋美齡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
（三）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這實際上表明了“三位一體”的消失，較量的雙方由南京方麵對西北方麵巧妙地演變為南京方麵對延安方麵，即國民黨與共產黨。事態發展到此，楊虎城有苦難言。對十七路軍的未來，他的心裏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堅持要蔣做出書麵保證，但為蔣所拒絕。其他兩方似乎對蔣的口頭保證很是滿意，倒顯得他有些小家子氣，他感到孤掌難鳴。其實張學良的感受與楊是一樣的，隻不過楊將自己的感受埋在心裏不曾流露出來，而張則沒他那麽深沉，這一點從張的言語、行動上一覽無餘。
１２月２５日下午３時過後，張學良打電話叫楊去他的公館。等楊趕到時，看到蔣已收拾停當準備上汽車了。張學良低聲對楊說，我決定了，現在就放他走。楊虎城很是吃驚，問是不是跟周恩來先生打個招呼？張說不用了，以後再解釋吧。事發突然，楊來不及思考，隻得一麵設法通知周恩來，一麵隨張一起去機場。去機場的路上，他甚至考慮是否將張和蔣都扣下來，阻止兩人登機。但他不知道周的態度，如與張學良翻臉采取強硬行動，沒有紅軍的支持，以他的十七路軍的實力是無法與東北軍抗衡的。到機場後，張突然給了楊一個手令：“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城、孝候指揮。此致，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張學良，廿五日。”
握著這張手令，楊虎城知道，以東北軍的現狀，這張紙條就如同廢紙一張。
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張學良回歸無望，中央軍步步緊逼，東北軍內亂頻仍，紅軍則按兵不動，楊虎城對三方的聯合越來越失望。他找到中共地下黨員南漢宸，神情激動地對他說：“共產黨主張和平，可以同國民黨、蔣介石分庭抗禮，他們是平等的。我是蔣的部下，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後，叫我怎麽對付蔣！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這種情形你們為什麽不替我想一想？你們隻一味地站在你們黨的方麵說話……請你今後不要再過問西安的事情。”
南漢宸馬上去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說：“你回去告訴楊先生，就說我今天去三原紅軍司令部駐地開會，今天晚上一定趕回來，請楊先生放心，我們一定對得起朋友，絕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會後，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又連夜趕回西安。周恩來對楊虎城表示：如果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要打，作為三位一體的紅軍也采取一致行動，我們決不做對不起你們這兩位朋友的事。周恩來的表態，讓楊虎城稍稍有些安心。
此時周恩來和楊虎城一樣，也處在兩難境地。支持與南京方麵對抗吧，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給蔣介石以推翻早先承諾的借口；可如果對國民黨中央軍的威脅視若無睹，則失信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使紅軍陷於不義之地。而當時的延安方麵態度則極為明確：“我們的方針應該毫不遲緩地堅決為和平奮鬥，不為左派威脅所動。”這些出爾反爾、自相矛盾的舉動，讓原本對紅軍抱有希望的東北軍、西北軍將士，逐步放棄了幻想。
眼下的西北已經分裂成了幾個陣營：東北軍的激進派，以“三個火槍手”為代表、主張立即釋放張學良，以此作為達成任何協議的先決條件；東北軍高級將領主張答應南京方麵的條件，以此來換取少帥的自由；楊虎城一方則要求南京方麵盡可能在原有的條件上後退，以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好處；中共方麵則是堅持不打內戰，維持和平。
２月５日，東北軍於學忠、何柱國、繆澄流、劉多荃四將領在高陵開會，決定放棄原來三方都同意的整編甲方案，接受將東北軍部隊調往蘇北、安徽的乙方案，與十七路軍、紅軍分道揚鑣。東北軍於2月5日起分批撤離西安，隨即第十七路軍也開始陸續撤離西安。楊虎城2月5日致函蔣介石：“刻值複員期間，諸凡尚形紛紜，一俟稍為就緒，決即引咎辭退。”
１９３７年４月，楊虎城將軍被迫辭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及第１７路軍總指揮職務。６月，蔣介石令其“出洋考察”。從此，第１７路軍走上了一條與東北軍相同的、被蔣介石逐步削弱、肢解、消滅的道路。
西安事變結束以後，如何處理楊虎城，蔣介石頗費心思。他問計於囚禁中的張學良，張學良提議讓楊虎城出洋一段時間。張說楊虎城在十七路軍中威望極高，隻要他在，這隻軍隊誰都控製不了。讓他離開十七路軍，也便於部隊的整編。蔣采納了張學良的建議。楊虎城出國之後不久爆發了七七事變，他在在美國各地頻頻發表講話宣傳抗日，多次向蔣介石提出回國參加抗戰的要求，均遭到拒絕。此時他想到了蘇聯，與蘇聯建立聯係，是他一直以來的願望。他計劃通過歐洲到蘇聯，從蘇聯繞道西北回國。恰在此時，他收到宋子文的電報“值茲全國抗戰，各方同誌均紛紛集合，共赴國難。吾兄雖未奉電報，弟意宜自動返國。”於是，他在接到電報後立即動身回國。將軍忘了蔣的一切不是，可蔣沒有忘，而且一記就是十二年，直至敗退台灣前還不忘記斬草除根。由此可見西安事變對蔣介石的創通之深。
值得一提的是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是共產黨員最多的一支國民黨部隊。
從１９３１年到西安事變前夕，十七路軍各部幾乎都先後建立了秘密黨組織，其中時間最長、力量最強的是楊虎城的直屬部隊，特別是陝西省政府警衛團。這個團的前身是衛隊營，早就由陝西省委軍委派人建立了黨支部。營長張漢民、連長史唯然、李明軒、魏樹林、王建三等，都是共產黨員。警衛營擴編成警衛團後，又相應建立了中共警衛團黨委會，共產黨員發展到２００多人。建國後，原１７路軍將領中，有４位分別被授予中將或少將軍銜。孔從洲、閻揆要被授予中將軍銜，張希欽、杜瑜華被授予少將軍銜。
趙壽山，１９４２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４４年被調到甘肅武威任第３集團軍總司令。
謝葆真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就讀於西安書院門的女子模範學校，她思想進步、性格剛烈。１９２７年毅然投筆從戎，後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前線工作團，後在前線工作時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７年調入楊虎城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軍，任戰地宣傳隊長和太和縣婦聯主任，工作成績顯著，深得楊虎城讚許，之後兩人戀愛結婚。經黨組織批準謝葆真和楊虎城結婚。
楊虎城的外事秘書王炳南，政務機要秘書王菊人、米暫沉以及宋綺雲均為共產黨員，他們對楊虎城親共的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
西安事變前，楊虎城將軍率領的第１７路軍六萬餘人，共有兩個軍，即第３８軍和第７軍，軍長分別是孫蔚如、馮欽哉。下轄兩個整編師及獨立旅、團，第１７師和第４２師，師長分別由孫蔚如和馮欽哉兼任。
在蔣介石分化收買之下，楊虎城的部分將領在西安事變前就開始與楊虎城離心離德。西安事變剛一爆發，第７軍軍長兼第４２師師長馮欽哉等率部脫楊投蔣。蔣也投桃報禮，第七軍被擴編為第２７路軍，馮欽哉任總指揮。下轄第４２師、第１６９師，師長分別是柳彥彪和武士敏，２萬餘人。
孫蔚如部：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１７路軍進行整編。其所餘不到４萬人，縮編為陸軍第３８軍，孫蔚如任軍長。轄兩個整編師１７師和１７７師，師長分別是趙壽山和李興中，兩個警備旅，兩個直屬團――教導團和騎兵團，第17路軍的番號也相應被撤銷。
第三十八軍在抗日戰爭開始後，即開赴前線。１９３７年７月下旬，趙壽山的第17師、李興中的第177師的529旅開赴前線，參加了保定、娘子關、忻口等戰役。其中，第17師與教導團在娘子關戰役中，與敵血戰九晝夜，予敵以重大殺傷。１７師也傷亡過半，教導團全團傷亡官兵１８００多人。５２９旅在忻口戰役正麵防守１４天，全旅３０００多人，傷亡２０００多人，其中共產黨員傷亡了１３０多人。
１９３８年７月，第３８軍擴編為第３１軍團。１１月，第３１軍團又改編為第４集團軍，孫蔚如任總司令。下轄第３８軍和第96軍。第38軍軍長趙壽山，下轄第１７師和第５５師。第９６軍軍長李興中，下轄第１７７師和新編第１４師。
１９３８年７月，孫蔚如率第四集團軍開赴晉南中條山抗日前線。這支軍隊在中條山堅持抗戰近三年，先後粉碎了日軍的11次大掃蕩。其中，“六六戰役”中，１７７師新兵團有８００多名壯士因彈盡糧絕，被日軍逼上黃河崖邊，高呼口號，集體跳崖，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投降被俘。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第４集團軍有２.１萬人犧牲在中條山下、黃河岸邊，而日軍也始終未能越過黃河，進入陝西。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第4集團軍離開中條山，調防河南，守備鞏縣、汜水、滎陽、廣武百餘裏防線，先後參加了廣武戰役、河南戰役、豫西戰役。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孫蔚如任武漢戰區總受降官。在１９天中，他負責解除了日軍武裝２１萬人，接受工廠、倉庫等３００餘所，遣編偽軍３個軍９萬餘人。
抗戰勝利後，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孫蔚如任武漢行營副主任。１９４８年８月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１９４９年春潛居上海，拒赴台灣，並授意部下參加湖南和平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陝西省副省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
馮欽哉部:
第２７路軍於１９３７年９月改稱第９８軍，編入第１４集團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原１６９師師長武士敏接任軍長。此後馮欽哉升任第1戰區副司令長官，第９８軍被改為第２戰區東路軍歸東路軍直轄，總指揮為朱德，駐防於中條山。
１９３９年，閻錫山密令其部隊消滅由共產黨指揮的山西新軍，還派人拉攏武士敏夾擊山西新軍，被武士敏拒絕了。他表示堅決與八路軍合作，共同抗日。
１９３９年下半年，由於日軍的殘酷進攻和環境的艱苦，國民黨朱懷冰等部隊都離開了山西。第９８軍在武士敏的率領下，堅持留在山西與日軍作戰。１９４１年５月，日軍集結臨汾、長治、晉城１０萬多人向中條山進攻。國民黨軍２萬多人投降，４萬多人被俘，１萬多人犧牲，其餘１０萬多則退過黃河。隻有武士敏率領的第98軍堅決不過黃河，與八路軍一起在山西抗擊日軍。９月下旬，日軍集中主力３萬餘人，將９８軍合圍在沁水縣東峪、西峪。武士敏臨危不懼，親臨馬頭山前線，指揮部隊頑強反擊。在突圍中，武士敏敵人子彈擊中下齶壯烈犧牲，時年４９歲。
武士敏殉國後，國民黨軍委會調黃埔一期生劉希程繼任該軍軍長。９８軍此後在蔣介石的改造下，逐步演變為國民黨中央軍嫡係部隊。１９４４年９８軍被裁撤，所部整編為１６９師，被調往西南地區，歸入遠征軍，駐守滇西。馮欽哉部的曆史至此結束。
馮欽哉在抗戰結束以後，擔任有職無權的第１２戰區副司令長官，華北剿總副司令。１９４９年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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