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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將於學忠--毛澤東、蔣介石、張學良、吳佩孚等競相青睞的優秀將領

(2011-05-16 07:11:00) 下一個








                    於學忠


“萬一衝不出去,我就吞金殉國!”1942年8月19日,山東苴縣唐王山地區,在臭名昭著的岡村寧次指揮下,日偽軍包圍了一隻國民黨部隊。戰鬥異常激烈,國民黨部隊傷亡慘重。一位40多歲的國民黨將軍傷勢嚴重,右臂、右腿都已經被炸傷,此時,“活捉於學忠”的叫囂不絕於耳,剛烈的將軍手攥一粒金丸,準備與敵人拚個魚死網破……

因率領東北軍參加了淮河阻擊戰、台兒莊大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等許多重大的對日戰役,戰功卓著,這位叫於學忠的將軍受到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嘉獎,並晉升為一級上將。

曆史很無情,任何曾經血肉飽滿的人物,都將被其風幹成史書上廖廖數語的簡介:於學忠(1890~1964),山東蓬萊人,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1908年考入毅軍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後曾任直係第9軍軍長兼荊襄警備區總司令,奉係第20軍軍長、臨綏駐軍司令,國民政府平津衛戍司令、河北省主席、第3集團軍總司令、蘇魯戰區總司令、軍事參議院副院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河北省政府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等職。

半個世紀後,在北京某個普通的居民小區內,於學忠的後人於允科為我們重拂如煙的往事——這位當年被吳佩孚、張學良、蔣介石、毛澤東等競相青睞的優秀將領,在逐漸塵封的曆史後麵,曾有過怎樣鮮活的片斷?


吳佩孚:“叫於營長去跟我當團長”

於學忠的父親於文孚,曾在淮軍宋慶部下任營副。於學忠從小隨父從營,18歲時考入毅軍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畢業後任排、連長。

辛亥革命爆發後,毅軍將領黎天才率領第9師起義,該師團長趙榮華卻投靠了袁世凱,被改編為第18混成旅。趙自幼失怙,於學忠父母將其撫養成人。趙榮華升任旅長後,於是邀請於學忠到該旅充當炮兵營營長。

1921年,川軍熊克武攻打宜昌,兩湖巡閱使吳佩孚命令盧金山、趙榮華兩部增援,卻被川軍打個落花流水。吳佩孚乘艦到宜昌視察前線,發現隻有於學忠的一個營尚與川軍對峙。趙榮華聞吳到前線,便急忙收拾潰兵返回第一線,終於使局勢轉危為安。使敗局轉安。吳佩孚當即對趙榮華說:“叫於營長跟我去當團長!”

從此,在吳佩孚眼中有膽有識的於學忠迅速被擢升,短短幾年便成為第9軍軍長兼荊襄警備區總司令。

1926年7月,吳佩孚的14省聯軍被北伐軍擊敗,吳逃至河南鄧縣於學忠部,企圖帶於部入川。於對吳說:“大帥帶重兵入川,恐怕會讓人覺得喧賓奪主,不如隻帶衛隊團,入川後尚能得到川軍將領的歡迎和保護。大帥入川後,我亦解甲歸田,與大帥共進退。”吳佩孚遂照辦,於學忠也脫下軍衣、騎上大馬回蓬萊老家了。

不久後,在張作霖力邀下,於學忠率舊部投靠了奉係。後吳佩孚攜眷及隨員數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時任平津衛戍司令的於學忠亦常去吳家看望並有接濟。

送吳投張是一次幾近完美的轉承,於學忠在彰顯忠誠與耿直個性的同時,也勁透他的圓潤與辯勢。

張學良:“他是我的左右手”

於學忠下野前,張作霖曾派來說客,等於回故鄉後,張學良又遣其人持著他的親筆信來到蓬萊,力邀於赴北京洽談合作問題。

當時,於的舊部已經被馮玉祥改編,原部下馬廷福等人卻趁調防之機,將3個師的部隊拖到安徽蒙城一帶,然後派人到蓬萊於學忠家,力請總司令出山。於學忠說:“我們坐船就要坐大船,才能經得起大風大浪。”於是率部歸附了奉係。

細究起來,張作霖與於學忠父親於文孚仍是故交——曾為“馬賊”的張作霖,後被招安至宋慶部下當差,與於父有共事之誼。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張作霖說:“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對吳子玉(吳佩服)的忠義,希望你能像對吳子玉那樣對待我就很好了。”於學忠遂被任為奉係第20軍軍長,歸3、4方麵軍團長張學良指揮。

對於這樣一個“外人”,張學良對於學忠卻信任有加。“9"18”事變後,張學良背負“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歐美考察之前,張學良把東北軍全部交給於學忠指揮。

1936年12月,在張學良準備發動“西安事變”時,於學忠曾問張學良:“你這樣做,何以善其後?”張答道:“說幹就幹,何必顧慮那麽多?”於說:“要幹就得幹到底,決不可半途而廢。”後來,“半途而廢”的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陪蔣上飛機前,張學良再一次把大部分東北軍和自己的財產交給於學忠掌管。

此後的於學忠,將知遇之恩置於首位,處處以張學良的利益作為自己取舍的標準,甚至為此不惜逆勢而動。為此,他曾冒著“觸怒龍顏”的危險,4次到南京麵見蔣介石,請求釋放張學良,但一直沒成功;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毛澤東親自點名讓他做赴朝慰問團團長,他卻拒絕了這次莫大的榮譽,因為他覺得自己“凡事低調,張學良的日子就會好過點。”

他曾對部下說:“張副司令叫我照顧東北難民、守住華北、堅決頂住日寇的進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將東北軍交還給他。”在張學良90歲壽辰時,他輾轉聽到這些話後不勝感慨,說:“我忘不了於學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解放後,於學忠曾請示周恩來,如何處理張學良留下的財產。周恩來說,還是你自己決定吧。於學忠於是通過法院,把財產妥善地分給了張學良在大陸的親屬,自己一分錢沒拿。

蔣介石:“對人忠誠,是一將才”

對蔣介石,於學忠曾很不給麵子。當年吳佩孚兵敗入川後,蔣介石馬上派人送來委任狀,委任他為川、鄂、豫、陝四省邊區總司令。於學忠一把委任狀撕碎:“他委任我?我還想委任他呢!我這腦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國民黨的帽花!”

但蔣介石對於學忠卻頗為欣賞。蔣有一個習慣,喜歡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寫下對將領們的評論。對張學良,蔣的評語是“大事糊塗,小事精明。”但對於學忠卻頗為欣賞,說他“兩眼炯炯,對人忠誠,是一將才。”這也是蔣介石“滅了”楊城虎、軟禁張學良、卻對於學忠網開一麵、讓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

棄主不棄國。戴著自己並不喜歡的“國民黨帽花”,於學忠卻幹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豐功偉績:抵抗日寇的入侵。

1931年,日本發動了“9"18事變”。在鯨吞了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後,又把手伸向華北。一些親日分子趁機煽動地方當局脫離南京政府,漢奸郝鵬等人更是雇用一批地痞流氓組成便衣隊,以天津日租界為巢穴明目張膽地四處滋事。當時任北平軍分會委員長的張學良,對河北省主席王樹常的軟弱非常不滿,遂把時任平津衛戍司令的於學忠與王樹常對調。

來到天津的於學忠像一頭刺蝟——他馬上讓駐在津郊的113師2個團換上保安隊服裝,進入市內加強警戒,同時指示在北平南苑的東北炮兵第7旅旅長喬方作好臨戰準備,“如果日軍公然發動戰爭,就將所有炮彈都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營裏。”

一天,日軍全副武裝擅自在市區閱兵,並直逼省政府大門。於學忠毫不示弱,當即命令東北軍精壯士兵10餘人,全身捆綁手榴彈、炸藥包,橫躺在省政府大門外的馬路上。日軍見來者不善,隻得撤了回去。

麵對軟硬不吃的於學忠,日軍行為大有收斂,那些烏合之眾的便衣隊也自然銷聲匿跡不敢再鬧事了。

1938年1月,日寇調遣16個師團共計23萬兵力,沿津浦鐵路夾擊戰略重地徐州。於學忠率2個師2.5萬人死守蚌埠,在臨淮關頂住了日寇3個師團共4萬人的瘋狂進攻。在連續8天的防守中,51軍傷亡7千人,日軍傷亡達9千人以上。

於學忠後率疲勞之師增援台兒莊,並任中央兵團副總指揮,率部智取韓莊、硬奪賈家埠、血戰禹王山,在戰鬥中屢立戰功。
1939年2月,於學忠主動向蔣介石請纓,率3個軍去敵後方山東打遊擊戰,以牽製日軍南侵。到1943年9月底,魯南抗戰5年軍隊傷亡慘重,但擊斃敵寇在萬人以上,偽軍不下數千人之多,在魯南地區牽製了日軍4個師團的兵力,分散了敵人正麵進攻的兵力。

鳥盡弓藏。抗戰即將結束,蔣介石撤銷了魯蘇戰區總司令部,於學忠從此失去軍權,隻任軍事參議院副院長等閑職。

1949年初,蔣介石大勢已去,於是數次勸說於學忠跟其去台灣,於不從,隱居到了四川鄉下。解放後,周恩來專門派飛機將於學忠一家接到北京。

毛澤東:“他是共產黨的朋友”

於學忠令蔣介石很不滿意的是“剿共不力”:在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時,他“陽奉陰違”,並為配合張學良“兵諫”發動了“蘭州事變”;在任江蘇綏署主任和東北軍第51軍軍長時,蔣介石令其武力解決東北軍中有大批共產黨員的第110師時,於學忠表示:“共產黨與我無怨,我與日寇之仇不共戴天!”;而在山東期間,於學忠抱著“隻抗日,不打內戰”的宗旨,對八路軍的勢力擴張“睜隻眼閉隻眼”,兩軍相容為安……

當時,於學忠有一個叫郭維城的機要秘書(後任解放軍鐵道兵副司令員),曾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拿給於學忠。從那時起,他就在心底認定:“共產黨能拿天下”。

毛澤東對於學忠也頗為欣賞,抗日戰爭時曾兩次親筆寫信給於學忠,希望他帶部隊投奔共產黨,並許諾給予朱德一樣的待遇,但於學忠婉言拒絕了。

盡管這樣,毛澤東對於學忠仍優待有加,讚揚他“熱誠愛國”,是“共產黨的朋友”,也是自己“個人的朋友”。於學忠母親逝世時,周恩來親自上門吊唁。

解放後,於學忠過著悠閑生活,他喜歡養花、看摔跤、寫字,尤喜歐體。於學忠的生活一直極端樸素——他不和太太一起住,自住在僅有6平米的北廂房,房內僅一個床頭櫃、一個單人硬板床,其它什麽都沒有。

每天早晨起床,他喜歡把11個孩子從大到小象士兵一樣站成一排,然後挨個訓話——誰做了好事就表揚,誰做了錯事大家都跟著“陪綁”。

在兒子於允科眼裏,父親是一個講信用、愛幫助人的人。1958年大躍進時,居委會要辦一個幼兒園,於是於學忠把自己前院10幾間房無償提供出來,辦了好幾年幼兒園。於學忠還在山東出資辦了一所立澤小學,抗美援朝時也曾積極捐過錢物。

於學忠逝世於文革前夕。1966年文革開始。當年8月26日,北京市幾所中學的紅衛兵衝進了北京市東城區翠花胡同夾9號的於家——一個有26間半房子的大院子,把家裏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抄走了,並且要把於家哄回山東老家。於允科等人很不理解,於是就給周總理辦公室寫了一封救援信。沒過兩天,周總理派了人來,給每個家屬20元臨時生活費。於家受到了庇護。

於允科明白,一切終將歸於平淡。但在市場經濟年代遭遇到的一次尷尬,卻讓他不能釋懷:作為著名的抗日愛國將領,於學忠的骨灰擱在八寶山烈士公墓東室308號。但不久前,管理處竟開始向他催要骨灰寄存費,一年要4千元。“哪有這樣的道理?”於允科選擇了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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