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軍早期的曆史中，有這樣一位高級將領，被張國燾稱為“遊擊天才”，卻被劉伯承稱為“山大王”式的領導；被紅四方麵軍的將領大力稱許，卻被紅一方麵軍將領作為反麵典型......他就是曾任紅四方麵軍３１軍軍長餘天雲。這位當時的青年高級將領，在快要走出草地的時候，卻縱身跳下滾滾的大金川。自此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死因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彭德懷元帥說他是被劉伯承的教條主義害死的，原工程兵副司令員胡奇才中將稱其是被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害死的，張國燾稱是餘天雲身上的毛病把他自己逼上了絕路。孰是孰非，讓我們用事實來撥開這團曆史的迷霧。
輝煌的戰功
餘天雲是湖北紅安縣七裏大餘家人，１９０６年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年幼時，父母早逝，跟隨叔父生活，靠學做裁縫維持生計。黃安農民運動興起後，他加入了農民協會，對地主豪紳展開堅決的鬥爭。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潘忠汝、吳光浩等人領導發動了黃(安)麻(城)起義，身為農協會員的餘天雲積極參加，和他同時參加這次起義的還有李先念、王樹聲、詹才芳、陳再道等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而且在此後的革命征途中，他們或成了領導與部屬，或成了生死搭檔。１９２８年，餘天雲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短短四年內，就由一名普通戰士，成了紅四軍一名主力營營長。他參加了鄂豫皖的曆次反“圍剿”作戰，特別是在第三次反“圍剿”的黃安戰役中，他帶領全營出色完成了打擊援敵和突擊攻城的任務，受到了上級領導的賞識。
１９３２年３月,因為戰功突出，餘天雲被任命為紅四方麵軍１２師３６團團長，他的師長是後來成為開國大將的陳賡，餘天雲的成名之戰就在這一時期。在任團長期間，餘天雲率部先後參加了蘇家埠戰役和潢川戰役。同年１０月，隨紅四方麵軍轉移到川陝，途中在棗陽、新集、漫川關遭強敵圍追堵截，他身先士卒，帶頭衝鋒陷陣，為部隊開辟通道。在進入川陝後的反田頌堯的“三路圍攻”作戰中，他創造了一個傳奇，他率領紅３６團以一團之眾在曾口場、蘭草渡、殺牛坪抵擋住了敵軍一個師的圍攻，而且接連重創敵軍。在殺牛坪，他率兩個連打退敵一個多旅的輪番進攻，激戰三晝夜，殲敵１５００餘人，陣地屹然未動。這一時期和他同在12師任團長的還有３４團團長許世友。據胡奇才中將回憶：性格張揚、打仗勇猛、喝酒海量的許世友，無論在脾氣還是在酒量上，都畏懼餘天雲三分。餘天雲的作戰能力可見一斑。
餘天雲被所有紅四方麵軍高層所賞識的是在柳林河戰役中。據張國燾的貼身警衛何福聖回憶：為避免和強敵決戰，紅軍在蘇區的地盤上和敵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終於被敵人前堵後追，爆發了一場大血戰。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戰鬥的激烈程度連紅軍中的高級將領們也感到驚訝。陳賡師長當時就說：“柳林河戰役比任何一次戰鬥都更為猛烈；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遜色。”紅四方麵軍兩萬餘官兵麵對的是衛立煌的８萬兵馬。大戰一展開，紅軍方麵所有能投入戰鬥的力量都用上了，沒有一支預備隊。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由警衛們保護，坐鎮柳林河指揮所。這次戰鬥中的一個突發情況把我們一幫警衛員嚇了個半死。有一股敵人來勢凶猛，突破了紅軍陣地直向指揮所衝來。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都在指揮所裏，如果被敵人俘去後果不堪設想，而整個指揮所的戰鬥人員不足１００人。敵人已近在咫尺，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戰鬥，連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槍向敵人射擊，參謀人員已經開始燒毀文件，徐向前就是這一刻左肩骨被子彈擊穿的。在這個關鍵時刻，位於總指揮部左側的餘天雲雖未接到援救總部的命令，發現情況不對後，親自率人火速趕來救援，經過一天的撕殺，才使指揮所轉危為安。
這一時期，有三個因素促使了餘天雲迎來自己人生中的輝煌時刻：一是張國燾等人在根據地大搞肅反運動，許繼慎、曾中生、吳光浩等著名將領都被張國燾要麽殺掉了，要麽棄之不用，為餘天雲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條件；二是１９３３年６月，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木門地區召開木門會議，決定將紅四方麵軍的四個師擴編為４個軍，編製的擴大也為餘天雲的擢升提供了條件；三是張國燾等人對知識分子不信任，在選撥幹部時注重從農民和無產階級中選擇，貧農身份的餘天雲文化程度不高，頭腦簡單，作戰勇敢，對黨(也就是對張國燾)忠心耿耿，是張國燾特別喜歡的幹部。在這一係列因素的作用下，特別是柳林河一役中的出色表現，餘天雲完成了他人生當中最重大的一次飛躍。據時任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鍾回憶，餘天雲直接由團長提撥為紅四方麵軍第３０軍軍長，年僅２７歲。當時和他共事的都是一些建國以後的名人：他的搭檔－－３０軍政委，是後來成為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同為軍長的，是建國以後被授予上將的許世友、王宏坤、陳再道等人；他的部屬中，時任８８師政委的王建安被授予上將軍銜、時任８９師政委的杜義德被授予中將軍銜，時任９０師政委的程世才被授予中將軍銜，等等。１９３５年後餘天雲又改任３１軍軍長。
身為軍長，餘天雲打仗還是不畏槍林彈雨，抵近指揮。為革命負傷數次，戰功卓著。在反四川軍閥劉湘的“六路圍攻”中，他率領３０軍，在３１軍９３師的協助下，於黃木埡一戰圍殲川軍１萬餘人。因此，在粉碎劉湘圍攻之後召開的紅四方麵軍全軍政工會議上，餘天雲的３０軍獲得了三麵錦旗，分別是２５６團被譽為“夜老虎”、２６３團被譽為“鋼軍”、２７４團被譽為“夜襲常勝軍”。
自身的缺陷
餘天雲作為一員戰將是成功的，他的指揮才能是得到紅四方麵軍上上下下認可的。然而，從餘天雲走上領導崗位的那一天開始，到他犧牲以後，對於他的評價卻產生了極為明顯的分化。
張國燾、陳昌浩等人把餘天雲稱為“遊擊天才”。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記載：餘天雲是“遊擊觀念最強的一個，他是農民出身，聰敏倔強，以戰功由士兵而升排長、連長，一直升到軍長”。在該書中，張國燾甚至把餘天雲提到了和毛澤東並列的高度，稱二人都是遊擊天才。
以徐向前、李先念、陳再道、洪學智、許世友、王建安為代表的在建國後處於高位的原紅四方麵軍高級將領，在他們後來寫的回憶錄當中，都盡可能地回避餘天雲，既不表揚他，也不批評他，呈現一種集體沉默的狀態。這種沉默是對餘天雲流行評價的一種否定，也是對餘天雲曾經的戰功的一種肯定。
當然紅四方麵軍幹部裏麵也有批評餘天雲的，以曾任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鍾(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為代表。他曾經在一份報告中說：“餘天雲那時腐化浪費，思想意識一塌糊塗，有很嚴重的土匪行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時還破壞政策……”
當然，紅四方麵軍將領中也有感激餘天雲的，替餘天雲打抱不平的，其中以開國中將胡奇才(曾任工程兵副司令員)、劉昌毅(曾任北海艦隊司令員和濟南、南京、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等職)為代表。胡奇才在自己的回憶錄《坎坷的路》中，高度稱讚餘天雲的指揮才華，給了餘天雲極高的評價。劉昌毅將軍稱讚餘天雲，更多的是因為餘天雲是他的救命恩人。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時，餘天雲還曾救過後來成為共和國中將的劉昌毅一命。１９３３年６月，餘天雲任紅四軍１２師３６團團長，帶領部隊在巴中城郊南坎坡打仗，按張國燾的指示，部隊打仗中也不忘“肅反”。有人供認２營６連指導員劉昌毅是“改組派”，政治保衛局派人把劉昌毅從戰場押回後方，劉昌毅被下了槍、五花大綁地推進了禁閉室。政治保衛局在審訊劉昌毅時正要用刑－－灌辣椒水，從前線聞訊專程趕來的餘天雲剛好趕到，便對審訊人員說：“劉昌毅是裁縫工人出身，革命堅決，又會帶兵打仗，現在敵人正在大舉圍攻我們，攆到家門口來了，２營殺了好幾名幹部，沒有人指揮，請你們把他放了，他是不是改組派，打完仗就知道。”由於餘天雲出麵力保，再加上戰鬥中劉昌毅英勇無畏，劉昌毅才沒被當成是“改組派”，在“肅反”中幸免於難。
為什麽對同一個人的評價，會有這麽大的差異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餘天雲自身存在的缺陷。
一是作風霸道，動輒罵人，抬手就打，甚至動輒槍斃。據傅鍾回憶：“跟餘天雲一起的警衛員、通訊員沒有挨過他打的很少，一個通訊隊一百餘人，全部被他打過，還有挨幾次打的，餘天雲在軍隊中打罵人是最標準一個。”被餘天雲打得最大的幹部是紅３０軍政治部主任張成台，有一次因為意見分歧，他竟然抬手就給了同為軍級幹部的張成台一個響亮的耳光，以致於張成台死活要求調出３０軍，後來組織上同意了他的請求，讓他到３１軍當政治部主任，李天煥過來接替他。餘天雲打人，不僅動手，而且有時動槍。一次部隊行軍，走羊腸山路，拐彎時馬腳打滑，餘天雲被摔了下來，他不問情由，照著馬夫就開了三槍，把馬夫打成重傷。
二是心胸比較狹窄，連極度欣賞他的張國燾在回憶錄裏都說他“重權術，不擇手段”。據解放後擔任海軍政委、蘭州軍區司令員等職的開國中將杜義德回憶：一次戰鬥中，時任３０軍８９師政委的杜義德負傷後住院。出院前，他被調往３１軍。知道這個消息後，餘天雲對杜義德說：“你要去３１軍，得把３０軍的槍還給我。”杜義德心裏清楚得很，餘天雲是看上他的那支２０響快慢機駁殼槍了。生性耿直的杜義德怎麽可能把自己用慣了的寶貝交出去，他氣呼呼地說：“槍是我從敵人那裏繳來的，憑什麽交給你？”餘天雲說：“槍是３０軍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這一較勁兒，杜義德火了：“這槍是紅軍的槍，怎麽就是你３０軍的槍？老子豁出去不當這個師政委了！”但是，餘天雲還是讓人把槍給下了，事後還跑到張國燾那裏告狀。張國燾皺皺眉頭說：“杜義德這個人有什麽問題沒有？”徐向前說：“此人１６歲參加赤衛軍，１８歲參加紅軍，父親因此讓地方還鄉團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拚命。”張國燾聽後說：“那就給他一杆長槍打仗去。”就這樣，杜義德從手槍變成了長槍，被撤了職。
三是一貫瞧不起政治工作，典型的“槍杆子第一”思想。他認為隻有軍事工作才能消滅敵人，政治工作則不能，動輒就把政工幹部罵得狗血淋頭。他的口頭禪是：“軍事能打仗，能消滅敵人，政治工作能消滅敵人嗎？”有一次，紅３０軍攻打一個山頭時受阻，時為３０軍政委的李先念和師、團幹部都很著急。可是餘天雲卻慢悠悠地諷刺李先念：“政委，你去給他們上勞動課去，這個山頭就能攻下來！”李先念被氣得火冒三丈。
看不慣政治工作發展到最後就是不講政治。據陳冠任的《十大王牌軍》記載：“張國燾南下後,因為３１軍９３師２７４團前任團長周時源在兩軍會師時，出於對朱德總司令的熱愛，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擊戰中繳獲的一個紅毛騾子送給了他。在阿壩時，餘天雲聽說此事大罵周時源，並派人揍了他一頓。”從中可見餘天雲不講政治到了何等程度！
在上麵三個缺點中，第三個缺點是最致命的，第一個缺點和第二個缺點深深地打上的是戰爭時代的烙印，在紅四方麵軍幹部中比較普遍，而不隻是餘天雲有這些缺點。如時任紅四方麵軍副總指揮的王樹聲也打過後來成為中將的胡奇才……但是這第三個缺點，表現出來的是典型的軍閥主義，與我軍的性質宗旨相違背，使得餘天雲失去了成為一名高級領導幹部的資格，也必然會導致他最後的悲劇。
從軍長到學員
應該說，雖然餘天雲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由於他能征善戰,特別是作戰勇敢，身先士卒，深受張國燾等人的賞識。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張國燾南下時，還特意給餘天雲等發電報，命他率部南下，打通綏靖、崇化、丹巴前進道路。但是，餘天雲性格中的缺陷也讓張國燾有點不放心起來，在重用他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限製餘天雲。
１９３４年９月下旬的紅四方麵軍全軍政工會上，雖然餘天雲的所屬部隊功勳卓著，但是在這次會議上，陳昌浩卻把何畏任軍長的９軍捧到了天上，把紅３０軍、４軍、３１軍等軍貶到地下，餘天雲感到特別憋屈。
讓餘天雲感到更難過的是，由於張國燾南下後，政令與前麵和中央會合時明顯不一致，致使各軍、師的許多工作都不好做，餘天雲有時發泄幾句不滿。這一下引起了張國燾的注意，他以為餘天雲反對自己南下。於是，借著紅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在清江渡會議上因為打死號兵、挑夫一事，點名批評餘天雲之機，張國燾把餘天雲派人打周時源之事再拿出來，說餘天雲打罵幹部戰士，當場宣布撤了他的軍長職務，然後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把餘天雲調到了紅四方麵軍紅軍大學“學習”，給了他一個高級指揮科科長的職務。
原來，張國燾另立中央之後，為了培養自己的幹部，提高手下軍官的軍事素養，成立了一個紅軍學校。原紅四方麵軍參謀長倪誌亮任校長(未到職)，原９軍軍長何畏當政委。後來，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因為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而被貶到紅軍學校任校長兼總教官，這時，紅軍學校更名為紅四方麵軍紅軍大學。
免掉軍長職務、成為一名普通學員一事，對餘天雲打擊很大，非常不願意來上課。一方麵是因為學員多是營團級軍官，師軍級的沒有幾個，軍長來學習的隻有自己一個，餘天雲覺得掉身份；二是校長何畏原來也是個軍長，和自己是平級，而現在自己卻隻是高級指揮科科長，在他手下仍有些不甘心。在這種情況下，餘天雲在紅軍大學學習時，就表現出強烈的抵觸情緒。
一方麵，餘天雲繼續擺他的軍長架子。按照紅四方麵軍的規定，在作戰行動中，師級幹部可以隨帶牲口兩匹，配炊事員、飼養員、勤務兵各一人，警衛員兩人；軍級幹部在師級幹部待遇的基礎上，再多加一匹牲口，一名警衛員和一名文書。餘天雲所在的高級指揮科，隻有３０來個學員，實際上卻有１００多人，宿營的時候要一個村子才能安頓得下來。原因就在餘天雲。餘天雲此時雖然職務已經變動，可仍舊擺軍長架子，除了帶著軍長原來配備的人馬外，還隨身帶著一個機槍排，實際上作他的衛隊，隻服從他個人的命令，他去聽課，衛隊就在臨時教室旁為他放哨警戒。
另一方麵，餘天雲拿教員出氣，對上課的教員特別是來自紅一方麵軍的教員挑三揀四，不斷找碴，被他找過麻煩的教員有賴光勳、郭天民、彭紹輝等。據賴光勳(開國少將，曾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回憶：劉伯承被張國燾調到紅軍大學當校長，就帶他去紅軍大學當測繪教員。有一次，賴在紅軍大學高級係上課時，第一節剛講了一個小時，紅四方麵軍的高級將領餘天雲就喊：上課的內容不少了，今天的課就講到這裏，大家去休息吧。說完，就帶頭離開了，賴光勳的課自然也上不成了。據郭天民(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回憶：一天，他去給高級係授課。課堂上，餘天雲問道：“教員，今天講什麽內容？”郭天民回答說：“防空。”餘天雲蔑視地說：“這個不用你廢話，我們都認識飛機，不過如此而已。我們紅四方麵軍官兵不像你們紅一方麵軍怕死(指紅四方麵軍不需要防空，直接作戰)！”郭天民氣得拂袖而去。
餘天雲這樣一位“軍長”，本身從思想上就不服從紅軍大學的管理，而紅軍大學的校長劉伯承，是一位原則性很強，並且具有豐富軍事理論和實戰經驗的紅軍領導人。因此，他們的衝突是在所難免的，衝突發生在彭紹輝(開國上將，曾任副總參謀長)的課上。
彭紹輝也是兩個方麵軍會合時派到紅３０軍任軍參謀長的，隻是來的時候餘天雲已經調到紅３１軍去了。在張國燾搞分裂時，準備去找紅一方麵軍時被發現，後發配到紅大教書。餘天雲對彭紹輝的課很是不屑，那裏冷嘲熱諷地說：“一個被撤了職的破參謀長，有什麽資格在這裏說三道四，什麽軍事理論，打勝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學習照樣打勝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餘天雲在故意找碴，沒有人理睬他，但餘天雲仍然橫行著他的“理論”，他的警衛人員也呼呼啦啦地衝進課堂。劉伯承出麵製止，餘天雲並不買帳，夾槍帶棒地話讓劉伯承很生氣，當場下了餘天雲和警衛員的槍。
餘天雲不僅不把劉伯承放在眼裏，對於同屬於張國燾線上紅人的何畏，他也是一肚子的不滿意。何畏原來是四方麵軍第９軍軍長，是餘天雲當團長時的上級，平時何、餘兩人就是個人英雄主義，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疙疙瘩瘩有一些矛盾。餘天雲來到紅軍大學早就對自己當學員、何畏當政委不服氣。有一次挨了何畏的批評，餘天雲當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幾個親信師、團長請來喝酒。幾個人湊在一起越說越氣，仗著酒勁，嚷著要打何畏。何畏聽說此事後，嚇得到處躲。他們都是有槍有警衛員的幹部學員，一時弄得紅軍大學裏氣氛十分緊張。
走上了絕路
餘天雲的事件出來以後，引起了方方麵麵的高度重視，有人從部隊建設的高度來考慮，有人從個人恩怨的角度來考慮，不管從哪個角度考慮，都對餘天雲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部隊建設大局來考慮餘天雲現象的是紅軍大學校長劉伯承。他從餘天雲的傲慢、愚昧行為，看到了流氓無產者習氣在紅四方麵軍幹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對他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黨性教育的必要性。劉伯承認為，餘天雲事件絕不是個偶然現象，而是張國燾任人唯親、搞愚民政策的惡果，他決定拿餘天雲這個典型開刀。於是，他親自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６日的四方麵軍政治刊物《紅爐》第1期上。文章題目是：《餘天雲的思想行動表現在哪裏，我們怎樣去繼續開展反他的鬥爭？》。
劉伯承的文章發表以後，引起四方麵軍幹部的強烈反響，絕大多數人強烈反對這樣既沒文化、又沒政治頭腦、為非作歹的“山大王”式的領導。一向頤指氣使的餘天雲，咽不下這口氣。餘天雲知道，劉伯承政治上“不可靠”，是被張國燾發配到這裏來的，他自然不會把名為校長的劉伯承放在眼裏。於是，他公然掏出槍來，要和劉伯承拚命，並不斷謾罵劉伯承。就連何畏都看不下去了，礙於軍規校紀，出麵製止，餘天雲不服，仍然在劉伯承麵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劉伯承大怒，表示“不處分此人，決不再上課”。
張國燾聽說餘天雲和校長劉伯承發生爭執，並和政委何畏產生矛盾，特別是聽說餘天雲拿著槍指著劉伯承的時候，急忙趕到學校，對全校師生講話。講話中，他一方麵對餘天雲這種目無上級、狂妄自大的行為不便公開袒護，便來了個“揮淚斬馬謖”，將他聲色俱厲地訓斥了一通，除命他當眾向劉伯承道歉外，還當眾命令警衛員繳了他的械，把餘天雲關進禁閉室反省。另一方麵，他告訴同誌們不應自滿於遊擊戰術，應嚴肅地學習正規戰術。並號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向劉伯承學習。
鬥爭的結果，紅軍大學的學習空氣濃厚起來，正氣壓倒了邪氣。而餘天雲見張國燾命令自己向劉伯承道歉，還被何畏給關起來後，非常不服氣，暴跳如雷。但是胳膊扭不過大腿，在紅四方麵軍張國燾就是老大，因此，經過這件事情之後，餘天雲一直情緒消沉。這期間發生的兩件事情，使得他更是難以接受，最終走上了絕路。
一件事是他妻子的死訊。餘天雲的妻子名叫劉伯新，安徽六安人，約生於１９１２年，家裏非常貧窮，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加入紅軍，曾經在軍醫院工作過。１９３４年任紅四方麵軍婦女獨立師第二團團長，期間與身為軍長的餘天雲結婚。據四川籍女紅軍回憶：劉伯新沒啥文化，講話聲音很大。紅四方麵軍過草地前，下屬饑餓難耐，劉伯新槍殺了一頭藏民的犛牛。藏民把這件事告到張國燾處，張國燾無奈之下同意槍斃劉伯新。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部門後來授予劉伯新革命烈士稱號。劉伯新的死對餘天雲打擊很大，紅四方麵軍的老人說，如果劉伯新沒死的話，很可能餘天雲也不會死。
第二件事是何畏公報私仇。何畏對於餘天雲不尊重自己本來就有氣，加上看到張國燾對餘天雲也有意見，因此乘餘天雲失勢之機，把他當作犯人看待，強行命令餘天雲背米行軍。這樣餘天雲難以接受，便以行動來對抗。行軍時，讓他走他不走，讓他騎馬他也不騎，一路上還直叫嚷：“何畏當政委，憑什麽我就當學員？”最後，戰士們沒辦法，隻好用擔架強行抬著他走。
由劉伯承文章引起的全方麵軍範圍內對餘天雲現象的反思，特別是妻子的死和何畏的打擊報複，讓餘天雲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他認為自己作為這個紅四方麵軍的最年輕的軍長，天之驕子，折損了麵子，張國燾以後也不會用自己了，活下去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因此，在１９３６年４月部隊行至大金川時，有一個鐵索橋，戰士們抬他走到橋心。突然，餘天雲大罵了一聲“去他娘的”，一翻身賭氣跳到河裏，被江水淹死了。是年，餘天雲僅３０歲。
死因的紛爭
由於路線鬥爭和年代的久遠，加之當事人回憶的不一，關於餘天雲的死因變得撲朔迷離，說法不一。
最早對餘天雲死因作出結論的是張國燾，認為餘天雲死於心理的脆弱。餘天雲的死，震動了全軍。張國燾第一次承認，“四方麵軍的幹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但他又很傷心，畢竟餘天雲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在埋葬餘天雲時，張國燾講了話。他首先痛悼餘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說餘天雲曾幾次負傷，不惜個人犧牲來為革命爭取勝利。然後，張國燾又強調指出，自殺行為是不對的，“一般同誌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從這裏可以看出，張國燾認為餘天雲是因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導致自殺的。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
對餘天雲死因第二次作出結論則是在西路軍失敗，特別是張國燾叛變以後，認為餘天雲死於張國燾的迫害。一部分人由於“左”傾觀念比較嚴重，把餘天雲塑造成“反對南下”和反對“另立中央”的英雄，說餘天雲軍長對張國燾的家長式作風一向很反感；因為後來紅軍大學政委何畏也離開了紅軍，於是何畏這個小人打小報告誣告，張國燾把餘天雲當作“犯人”，最後導致餘天雲死亡。在這種論調的支持下，餘天雲在１９４５年七大召開時獲得了平反，還被授予烈士稱號。應該說，餘天雲授予烈士是可以的，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畢竟他為中國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不過，如果是因為“反張國燾”之說而被評為烈士，則顯得有點狹隘，餘天雲那個時候應該還沒有完全認清張國燾的錯誤，說他是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英雄有點拔高之嫌。
餘天雲死因的第三個結論和劉伯承元帥有關，這種觀點認為是劉伯承間接地害死了餘天雲。１９５８年５月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在批判劉伯承的教條主義“錯誤”時，彭德懷元帥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誌的。”他指的就是餘天雲。好在餘天雲隻是張國燾的愛將，而且毛澤東對此並未過多去說什麽。隻是淡淡“唔”了一聲，說道：“餘天雲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這個事也就沒有再多追究。劉伯承逼死餘天雲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作為校長的劉伯承批評餘天雲的行為是正常的。
近年來，關於餘天雲的死因，又逐漸集中到張國燾身上來。據川陝蘇區將帥碑林辦公室主任張崇魚采訪記載：餘天雲有個堂弟叫餘天生，１９２８年參加革命，解放後曾擔任過桂林軍分區副司令。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４日餘天生接受采訪時，為餘天雲抱屈，認為餘天雲是因為戰功顯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張國燾打擊迫害，撤去軍長職務。胡奇才將軍也讚成這個觀點。他說：餘天雲“個性強，脾氣急躁，常衝撞張國燾。餘天雲自殺是張國燾迫害所致。當時已負傷的餘天雲不滿張國燾對他的處置，過丹巴馬河鐵索橋時，就勢從擔架上往橋下一滾，掉下了滔滔急流。可惜了。”
因為存在這些分歧，因此，對於餘天雲的死，官方的表態非常的謹慎。到目前為止，關於餘天雲的權威評價有兩次，一次是《紅四方麵軍烈士名錄》，一次是《解放軍報》兩者都將死因簡單的說成是“溺水”而亡。
《紅四方麵軍烈士名錄》是這樣記載的：“餘天雲，湖北黃安(今紅安)人，１９０６年生，農民出身，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參加黃麻起義。１９２８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紅十一、紅一、紅四軍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１９３２年，任紅四軍１２師３６團團長。參加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四次反“圍剿”作戰。同年１２月，隨紅四方麵軍西征入川。率部參加反三路圍攻。１９３３年７月，任紅三十軍軍長。參加三次進攻戰役和反六路圍攻作戰。１９３５年４月，參加強渡嘉陵江戰役後，開始長征。５月，參加上門戰役。７月，調任紅三十一軍軍長。同年冬，在川康邊地區參加綏崇丹懋戰役和天蘆名雅邛大戰役。不久，入紅軍大學學習，並兼任高級指揮科科長。１９３６年４月，於四川丹巴渡河時，溺水犧牲。＂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７０周年的係列活動中，《解放軍報》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專門刊發了題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餘天雲》的文章。對餘天雲的死因是這樣描述的：“……４月隨部隊轉移途中，於西康省丹巴縣(今屬四川省)渡河時不幸溺水犧牲，時年３０歲。”
不管是死於何種原因，曆史最終給了餘天雲一個公正的評價，把他稱為我“紅軍時期的高級指揮員”，這個應當是客觀的、公允的，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