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時先生是江西安福人，生於１９０２年８月。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前身）。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期間，他在《自述》中說：“我代表清華參加，又被拘捕。通過五四運動和兩次拘捕，愛國主義深入我心，從此以後，反帝運動我無役不從，幾十年如一日。”
左起第三是王造時
１９２５年８月，王造時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１９２９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入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從事研究工作。１９３０年，在遊曆了歐洲一些國家後，他經蘇聯回國，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
“九·一八”事變後，王造時發表《救亡兩大政策》，主張對外抗戰，對內實行民主。與章益、謝循初等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校教授救國會和上海各抗日救國團體聯合會，發表《教授抗日救國篇》，公開號召教授站出來，支持學生和各界民眾抗日救國。在戰爭緊急情況下，上海各抗日救國團體聯合會及留滬國難會議座談會推舉他和其他兩人為代表，前往北平督促張學良出兵東北，收複失地，以解上海之危。１９３２年底，王造時積極參加宋慶齡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為執行委員。王造時的言行，引起當局注意，對他進行種種利誘和迫害，他仍堅持自己的愛國民主主張。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上海成立各界救國聯合會，１９３６年６月，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王造時均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救國會以鮮明的立場和堅定的態度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主張停止內戰，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對南京政府“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政策進行了批評，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王造時和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被當局以“危害民國罪”拘捕，這就是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
抗日戰爭期間，王造時始終主張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爭取最後勝利。
抗戰勝利後，王造時又投身到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反對獨裁，支持學生反內戰、反饑餓等愛國民主運動之中。關於反美扶蔣，王造時曾起草《致司徒雷登的公開信》，發表在《大公報》上，有許多知名人士簽名，影響很大。
新中國成立後，王造時歡欣鼓舞。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８日，上海解放一周年時，王造時發表《幾點感想》一文，認為“人民政府是廉潔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１９５４年８月，上海第一屆人民代表普選時，他說：“解放四年後的今天我們就有了普選的權利，這是中國曆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再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正確和偉大。”
１９５７年，在複旦大學任教的王造時“鑒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基於愛黨愛國之情，感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整風運動開始後，他三次在會議上發言：第一次是３月２０日在北京全國政協大會上的講話“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要日趨豐富美滿”，他說“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黨外人士發揚“魏征精神”不計個人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幫助黨整風，克服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
王的另外兩次發言是６月份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與“新聞日報”座談會上，主要講鳴放運動重點應放在基層，讓群眾與幹部互相溝通，就能搞好工作。然而，他絕沒有想到“言者無罪”對他這人是不適用的。從６月１２日開始，因他的三次發言，就被人當作右派進行批鬥了。其罪狀是自比魏征，向黨進攻，惟恐天下不亂，企圖在基層點火，挑動群眾鬥幹部；而且他一貫反動，早在四十年代就反蘇反共，寫了“致斯大林元帥公開信”，這可是一顆重磅炸彈，拋出來足以致王造時於死地，顯然是有來頭的。
接著而來的是無休止的批判鬥爭。一開始，他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一再表示“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我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這更被人認為是負隅頑抗，死不認罪，還在恬不知恥地給自己臉上塗脂抹粉。在強大的政治攻勢下，王造時被迫“投降”承認自己是右派，寫了許許多多檢查，懺悔自己的罪行；１９５７年底他打報告申請下鄉勞動改造了。
王造時在被批鬥以後不到一個月就“投降”認罪，此後的行為表現與其個性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膽小謹慎，畏縮不前，經常焦慮恐懼，抑鬱苦悶，沉默寡言，甚至“日間回想，夢中痛哭”，他自己感到“身體遠不如以前，看書、寫文、想事、做事都覺得腦筋遲鈍，沒有以前敏捷”了。總之，在政治運動的擠壓下，王造時的性格遭極大扭曲，從一個勇猛的鬥士變成了一個怯弱的苟活者，任何一點事都要向領導匯報請示，誠惶誠恐，害怕再出什麽岔子。
王造時是一位極重感情的人，他愛父母、愛妻子、愛女兒、愛朋友。他的結發妻子朱透芳是他的江西安福老鄉，從小由父母給他們訂的“搖籃親”。透芳裹了小腳，又沒讀過書，但王造時不嫌棄，隻要求家長讓她上學。後來，王造時到清華上學，就把未婚妻接到北京讀書。他去美國留學深造時，又節衣縮食省下一些錢讓透芳也赴美求學。等到兩人學業有成，１９２８年秋天在美國完婚。不幸的是１９５６年３月，朱透芳因病去世。王造時極度悲傷，久久佇立墓前，淚流不止，幾乎昏厥過去。
更不幸的是他的兩個兒子長期患病，長子早年就得了精神病住在醫院，次子原在北京大學學習，成績優秀，１９５７年反右後精神失常，進了醫院。兩個女兒的命運也同樣悲慘。長女複旦大學畢業後在司法部工作，１９５５年肅反審幹後得了精神病；小女王海容最為可憐。她是父親的掌上明珠，聰明過人，在複旦大學物理係讀書。她十分敬重父親，在反右中，她公開表示自己的父親不可能是右派，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廠勞動改造。她情緒消沉，憂鬱悲觀，既看不到自己有什麽前途，又為父親的健康與命運擔憂，因為過分的焦慮與憂鬱，不到３０歲就得了不治之症。
王海容的不幸，對王造時是極其沉重的打擊，他認為女兒“戴上帽子”是自己連累了她，迫切希望“她早點摘掉右派帽子，重理物理舊業，並早點結婚，了結我的一椿心事。”可憐天下父母心。王造時在自己處境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想得最多的是子女的悲慘遭遇，常常夢中失聲痛哭。他在反右後卑躬屈節，想爭取早日摘掉自己的右派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藉此改善幾個子女的處境，不再因為自己的問題受人排斥與歧視。他這樣做還有經濟方麵的原因。他被定為右派後，降職降薪，收入減少，家中上有老母和續弦的妻子，還有兩個兒子長期住院，兩個女兒在家裏養病，經濟狀況非常拮據，經常借債度日，他想通過翻譯書稿換點錢解決生活困難，但無人給他出版。王造時和他的一家人在貧病交迫之中苦苦掙紮著。
文革開始不久，紅衛兵便抄了他的家並進駐住宅“長期作戰”。首先把他的妻子趕出家門，到工廠接受監督勞動，小女兒被剃成陰陽頭遊街示眾，王造時每天在家裏接受審問、拷打、寫思想匯報、交代罪行……折磨了三個多月後，開批鬥大會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動的綱領、計劃和組織，王造時無法回答，於是被戴上手銬，宣布拘捕，並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監禁。入獄後，工資停發，兩個兒子的住院費無法支付，被趕出精神病院住在家裏。因醫院說他兩都是“武瘋”，跑出去會打人闖禍，繼母隻好讓他們躺在床上，用繩子綁住雙腳。家裏沒有藥物，沒有錢，營養差，兩個兒子在王造時被捕後不到三個月就相繼死去了。
王造時一關就是５年，抓他進來的人好像把他忘記了，不提審、不判刑，也不釋放。５年後，王因病重，送往監獄醫院時還帶著手銬。那時王已奄奄一息，根本起不來了，王造時因肝腎綜合症拖延時間過久，無法挽救，於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與世長辭。
第二天，他的夫人接到死亡通知書，在她身邊的隻有剛剛動過手術的小女兒王海容。她們都已經５年沒見過王造時，現在終於在火葬場見了最後一麵。王造時彌留之際曾不斷呼喚妻子和女兒的名字。幾個月後，她最心愛的小女兒也就是右派的王海容跟著父親走了，她去世前流著眼淚叮囑繼母和丈夫說：“我隻有一個心願，把我和爸爸、哥哥及弟弟葬在一起。”說完就長眠了。
王造時一生給後人留下些什麽呢？有位記者訪問王夫人時，她拿出一個舊包袱，裏麵裝著一迭打了許多補丁的衣服，一把斷了柄的塑料湯匙，還有一隻米黃色的舊的搪瓷口杯。王夫人長歎了一口氣，對記者說：“老先生臨死的時候，大口大口地咯血，就吐在這杯子裏。現在，杯子裏還殘存著血跡，我沒有洗掉這些血，留著它！”留得好！因為它是曆史的見證。然而，王造時先生留給後人的最寶貴的東西絕不僅僅是一隻殘留著血跡的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