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民黨川湘鄂綏署主任宋希濂於１９４９年末被俘，改造１０年後被特赦。獲釋後將其戎馬一生狀況寫出，遂成《鷹犬將軍》一書。該書中有《瞿秋白被害經過》一章，係宋希濂１９３５年任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長時之經曆，當時他奉蔣介石之命將瞿秋白槍決。此章對瞿秋白被俘經過、關押時情況及被殺害時之表現均述之甚詳。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瞿秋白被殺害。圖為瞿秋白被殺害前留影
瞿秋白是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被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殺害的，至今已近７６個春秋。７０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巨大的變化中，已經成為曆史人物的瞿秋白，受到各種不同的對待。共產黨建政後的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８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了瞿秋白遺骨安葬儀式，認為他“是中國共產黨卓越的政治家和宣傳家，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士”。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但迫害在位的老幹部，連犧牲了幾十年的先烈們也不放過。江青、康生、陳伯達操縱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掀起了“討瞿”活動，把瞿秋白說成“叛徒”，還編印了所謂“罪證”材料，給瞿秋白加上了“貪生怕死”、“投降了敵人”、“叛變了黨和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等惡名。後來康生為了歪曲黨的曆史，甚至把《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從《毛澤東選集》中抽出。１９７６年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經過複查，認為：瞿秋白同誌被捕後，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誌誣蔑為“叛徒”是完全錯誤的，應當為瞿秋白同誌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瞿秋白１８９９年生於江蘇常州，父親、母親都是讀書人，所以幼時受到較好的家庭教育。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設立的俄文專修館，１９２０年畢業後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份訪蘇。１９２２年經張太雷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３年歸國，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著《新俄遊記》、《赤都心史》等書，並參加編輯《新青年》、《向導》、《前鋒》等刊物，且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大量論文。在此後的１０年內，他曆任共產黨的高級職務。１９３３年，瞿秋白從上海進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為中心的中央根據地，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合國人民教育委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江西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但仍留下一部分力量繼續從事武裝鬥爭，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被留於江西。
紅軍主力撤離之後，國民黨軍集中了強大的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至１９３５年１月，形勢十分危急，蘇區中央局乃決定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轉移，由福建省委派武裝護送出境，擬轉道廣東去香港。可惜他們未能安全出境，即被國民黨軍包圍，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犧牲，鄧子恢脫險。
關於瞿秋白的被俘及被殺害情況，原國民黨軍川湘鄂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其所著《鷹犬將軍》中記述甚詳。１９３５年宋希濂任國民黨軍第三十六師師長，駐防福建長汀。他在其所著《鷹犬將軍》一書中以負罪的心情回憶說：瞿秋白一行是被福建省國民黨地方部隊保安第十四團鍾紹葵部於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在福建上杭截獲的，起初關押在上杭縣監獄。瞿秋白略懂醫術，於是便化名林祺祥，說自已原是國民黨部隊的軍醫，與紅軍作戰時被俘，暫時蒙混了國民黨軍。可國民黨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得到密報，說在上杭俘獲的幾百名紅軍中有瞿秋白在內，於是他嚴令在鍾紹葵所俘的紅軍中清查瞿秋白的下落。鍾紹葵接到蔣鼎文的電令後，一方麵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一方麵覺得如能將瞿秋白清查出來，可以邀功請賞，所以他十分賣力地進行這一工作；但經過多次訊問，並沒有清查出來。鍾紹葵遂使用了“誰說出瞿秋白來就釋放誰”的辦法，結果有一人指出“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蔣鼎文接到保安十四團查出了瞿秋白的電報後，即命該團將瞿秋白押送駐在長汀的三十六師師部。
瞿秋白和夫人楊之華一九三零年七月攝於莫斯科
三十六師師部當時駐在長汀西街路南的一所宅院裏，瞿秋白被關押在這所宅院左邊的一座廂房中，右廂房中住著警衛人員。師長、參謀長、秘書、副官、衛士則住在這所宅院後院的房子裏。
宋希濂
宋希濂在他的《鷹犬將軍》一書中回憶說：
“秋白先生原來穿什麽衣服我不清楚，我見到他時，他是穿著一件灰布長袍，一雙淺口的布鞋和藍色線襪。
“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圖章或有時和人談話以外，大部分時間便是寫感想或者寫詩，有時也談古文和唐詩。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在大約一百張（或六十張）十行紙訂成的一個本子上，用毛筆寫了一長篇《多餘的話》和一些詩詞。這個本子他托師參謀長向賢矩代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義後，向賢矩曾交給我看，我隻是粗枝大葉地看了一遍就交還他，沒有認真研究，所以對於內容記不起來了。”
瞿秋白在第三十六師司令部關押期間，宋希濂說他曾與瞿秋白個別談話，他在《鷹犬將軍》一書中回憶說：
“記得我回到長汀後的第三天，我到瞿秋白室內去看他，先談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體狀況後，轉而談到政治問題。我說：我這次回來，從龍岩到長汀這一段，數百裏間，人煙稀少，田地荒蕪，有不少的房舍被毀壞了，我想以前不會是這樣荒涼的，這是你們共產黨人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我是在農村生長的，當了多年軍人，走過許多地方，有500畝以上的地主，在每個縣裏都為數甚微，沒收這樣幾個地主的土地，能解決什麽問題？至於為數較多有幾十畝土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幾代辛勤勞動積蓄幾個錢，才逐步購置一些田，成為小地主，他們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裏的資本家比較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向這樣一些小地主進行鬥爭，弄得他們家破人亡，未免太殘酷了。因此我覺得孫中山先生說中國社會隻有大貧小貧之分，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國情，是很有道理的。瞿秋白先生說：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專製統治，這是對國家的偉大貢獻。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中外的學說都吸收一些，實際上是一個雜貨攤，是一種不徹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大都市裏，對於中國的社會情形，並沒有認真調查研究過。中國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富農手裏，隻是地區之間有程度的差別而已。我們共產黨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不管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資本家或是小資本家，他們都是屬於剝削階級，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有地主，就有被剝削的農民；有資本家，就有被剝削的工人，怎能說階級鬥爭不適合於我國國情呢？顯然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的情形，當然是事實。但這是不是因為我們共產黨人搞階級鬥爭弄得勞動力減少了，有土地沒人耕種呢？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們為了保衛蘇區，有許多壯年人參加紅軍或地方武裝，使農村勞動力受到一些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你們對我們施行嚴密的封鎖，蘇區的經濟完全靠發展生產來自給，在你們未向我們進攻以前，這些地方的田地並無荒蕪的情形，你們來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無人耕種，所以顯得荒涼，我想主要的是這個原因。至於一些房舍被毀壞。恐怕大部分是由於戰爭造成的。”
宋希濂先生說他為了這類問題曾與瞿秋白爭論，但他沒能說服瞿秋白，就又在江西省人口較過去大為減少，這一問題上來說服瞿秋白，他說：“根據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調查報告，說自民國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共產黨在南昌暴動起，隨後在農村搞分田運動，一直到共軍退出江西根據地，僅７年的時間，江西省人口減少了８００萬。我過去讀曆史，說黃巢殺人８００萬，感到不寒而栗，今天你們搞階級鬥爭，更不知要死多少人！實在是太可怕了！”
對於宋希濂的指責，瞿秋白對江西省政府的調查報告表示懷疑，認為是有意誇大數字，借此誣蔑共產黨。瞿秋白還說，在激烈的階級鬥爭過程中，人員的死亡和人員的減少是免不了的，但造成這種情形，主要是國民黨負責，因為國民黨先後調集了百萬以上的軍隊來圍攻紅軍。
宋希濂在他的《鷹犬將軍》一書中還說，當蔣介石得悉拘捕了瞿秋白的消息後，即令國民黨中統局派了兩個人由南京到福建長汀跟瞿秋白談話，想勸瞿秋白背叛共產黨，並交出共產黨內部的組織情況，但他們沒有達到目的。
宋希濂說：對瞿秋白的勸降沒有成功，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７日，他先後接到了蔣介石和蔣鼎文的“限即刻到”的電令：“著即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具報”。當天晚上，宋希濂和他的參謀長向賢矩、政訓處長蔣先啟、特務連長餘冰。研究了執行這個命令的具體辦法，商定：６月１８日上午１０時，在長汀中山公園將瞿秋白槍決。在三十六師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園的路上及中山公園的周圍，均由警衛連嚴密警戒，禁止百姓觀看。
６月１８日早晨８點多鍾，警戒方麵已部署妥當，向賢矩即進入瞿秋白室內，將蔣介石的電令交瞿秋白觀看。向賢矩事後對宋希濂說，瞿秋白看了電令，麵色沒有一點變化，若無其事。９時２０分左右，瞿秋白在政訓處長蔣先啟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個多月的房間，仰麵向周圍的人看了一下，神態自若緩步從容地走出大門。在場的人對瞿秋白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既震驚，又感動。
瞿秋白在眾人的簇擁下來到中山公園，在公園內的講台前停了下來，當時除擔任警戒士兵外，僅有特務連官兵３０餘人。瞿秋白向在場的人作了十多分鍾的講演，主要是說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偉大的理想，是要實行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製度，使人人都能過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這個理想遲早一定要實現，中國共產黨最後一定會取得勝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一定會失敗。講完後，他舉起右手高呼：
打倒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萬歲！
共產主義萬歲！
１０時左右，瞿秋白被押赴刑場，一聲槍響後，瞿秋白倒在血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