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黎
拿得起，放得下。
飛機在舊金山落地的瞬間，感受到顛簸。身體隨著慣性向前衝動，座椅的安全帶被拉緊。 我的心裏湧出了一股難以表述的複雜情感。 走出研究生院的校門後， 來過舊金山不下五次。但從來沒有想過回母校看看。
到矽穀出差開會有時下榻在 McEnery 會議中心附近的旅館，有時住在要去的公司附近旅館， 或轉機，看老師、同學和朋友。 都說互聯網是有記憶的， 對每一個人，記錄自己的經曆是常事。
至今記得剛來美國時在舊金山入境，當簽證官問了幾句就在自己的中國護照上蓋章通過時，心裏的喜悅和忐忑。 高興的是自己來了美國，馬上要進入研究生院學習；不安的是舉目無親。上大學直到臨近畢業才決定出國讀研，準備得不夠充分。學校雖然知名， 但算不上頂級。
我第一次去伯克利就被校園驚呆了。 美國大學原來很多沒有明顯的校園界限， 不像中國的大部分校園。 不過我上學時中國的大學校園， 至少北京的也是對所有人開放的。 我們學校離頤和園、圓明園和香山、臥佛寺都不遠， 經常有人去學校找我， 隨便進出。
Berkeley 的校園不但沒有明顯的院牆，其學生中心和最主要行政辦公樓在著名的薩瑟 (Sather） 校門外麵，一左一右， 中間夾著一座小廣場。 我第一天到美國學校就拜訪了這兩個地方。
最深切的第一感受就是美國非常自由， 遇到人都挺奈斯。 沒人盤問你的來龍去脈， 當然壞處就是也沒人主動關心你都需要什麽，想辦什麽事， 除非你自己主動問或解釋。 詢問一般都會得到熱心的幫助， 或者“對不起，我不知道”。
後來的歲月中我才知道， 薩瑟門外的小廣場堪稱“是非之地”， 一有什麽事情，不論是好是壞， 也不論是否與學校有關， 都有學生聚集到這裏。有歡歌笑語， 也有集會示威。 外人或路人也經常加入這類 protest。 參加的常常情緒激動；而看熱鬧的不嫌事大。 並不是隻有在中國才好奇害死貓。
Berkeley 校園的著名地標是著名的薩瑟雕花銅門和薩瑟塔。 薩瑟是位銀行家，19世紀到加州的挪威人， 1886年逝於舊金山灣區。 他的太太捐贈了門和塔。 薩瑟門是1910年完工的， 當時是學校的邊界南門。 後來學校擴展， 我在那兒上學的時候， 就是如今在校園裏麵的情況了。
薩瑟塔是一座四方形四棱尖頂的鍾樓。 四麵有鍾，整時敲響。 大家也叫它鍾樓，與威尼斯的聖馬可鍾樓相似。 隻不過威尼斯的那座鍾樓是紅磚建築， 而伯克利的是灰色水泥建築。 聖馬可鍾樓是世界第一獨立高的鍾樓，323英尺。伯克利鍾樓是世界第二， 307英尺。
上世紀90年代，學校裏有不少中國學生； 北京的校友也不少。 有人來機場接我，我幫校友帶了他家裏給他的東西。 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有一雙 Nike 運動鞋和運動服等一大包。為此我必須縮減自己的東西。 學生獎學金各係不同。 理工科比文科的多幾百。 大家的生活都特別節省。開始的幾天我暫時住在校友家的客廳裏。伯克利的房子那時就很貴了。 研究生院提供單身學生宿舍， 大家都是合租， 最便宜的一個房間也要2-3百元。
我因為15歲半上大學， 在大學裏的班裏是年紀最小的。 在當時的伯克利大約也是最年輕的大陸去的研究生。 那時的中國人還很窮。 雖然已經有個體萬元戶和早年下海的人掙到了不少的錢， 但我爸媽靠工資是沒有多少錢的。
我考托福和GRE的報名費都是用的自己曆年的壓歲錢和上大學時打零工的積攢。 錢換成美金就縮水8-9倍。 托福準備的時間很短， 差幾分沒考到600。 GRE也沒時間準備很多，所以選擇了不考綜合， 而是考了自己覺得較有把握的專題（subject）， 幸虧考得很不錯，加上有學校學部委員教授的推薦信， 得以被錄取。
機票隻能是我爸媽出了， 記得 4000 多. 不然我不知道怎麽辦。可憐天下父母心。 我上大學時出國很熱很普遍， 尤其是我們學校。 但最大的潮已經退卻， 賺錢有了更多的門路。家裏有“海外關係”的同學， 上大學就開始準備。 我屬於少不更事之流。
再回當年讀研究生的校園， 一切仍是那麽熟悉，滿眼是年輕的學生， 亞洲學生很多。 管製比以前嚴了。 學校如今處處進門都需要門禁刷卡了。 如果不是老校友，還認識裏麵的教授，恐拍很多地方都進不去的。 這篇太長了， 以後再陸續地寫。
==“妥妥的學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