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清華:陳寅恪昧於情勢;馮友蘭“與時俱進”!
藍山煙霞
說明一下,這篇短文不是要褒貶誰。隻是對前輩的事情作一點評說,看看對我們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所啟示?首先破題:昧,糊塗。“昧於情勢”就是對情況和形勢認識不清,比較糊塗。“與時俱進”就是思想緊跟潮流,能合著時代步伐一同前進。
為什麽說陳寅恪昧於情勢,而馮友蘭就算得上是“與時俱進”呢?我們隻要看看二人的生命軌跡,就都一目了然了。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歷史學家,古文學家,語言學家。通曉十多種語文。專於魏晉及隋唐史。《柳如是別傳》,《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中文及歷史教授(1925-1948)。
在本人看來,陳寅恪在什麽時候,或者在哪些方麵“昧於情勢”呢?
首先是出國留學。“為什麽要留學?”陳寅恪好像不太清楚,看起來就像是:“留學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陳寅恪自1902年12歲開始,先後留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直到1925年35歲才回到中國。
陳寅恪三次出國留學,累計共14年,時間跨度23年。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大學文憑。隻有一張復旦公學(大學預科)文憑。陳寅恪留學14年最大的收獲就是具備了閱讀蒙古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突厥語,西夏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
可是作為中國魏晉隋唐史的研究者,陳寅恪真的需要這10多種語言嗎?可見陳寅恪在設計自己的人生這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上非常糊塗。一個人用10多年時間去學一堆無用的知識,實在是對生命的極大浪費。
其次,陳寅恪在政治上也比較糊塗。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製,建立了共和。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三民主義”雖然談不上是完美的,但它所代表的共和政體,比起腐朽的滿清王朝,畢竟進步很多。
但陳寅恪一方麵推崇懷有“滿清情節”的王國維,另一方麵,將“三民主義”貶為“俗諦”,即庸俗的東西。認為隻有擺脫了這個“俗諦”,才有學術自由,也才能發揚真理。
中共執政後,1953年曾邀請陳寅恪擔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提出就職的兩項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於是陳寅恪隻好繼續任教於中山大學直到去世。
中共自己都說:“共產黨人是最講政治的”。陳寅恪居然天真地認為,在中共執政下,自己可以擁有一塊“完全不問政治的小天地”,這就不是天真,簡直就是糊塗到了“不識時務”的地步了。
和“不識時務”的陳寅恪比起來,另一位“學術大師”馮友蘭卻又“太識時務”了。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人,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代表作有“三史”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等六本自成體係的哲學著作。
馮友蘭1918年畢業於北大。1919年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冬赴美國留學。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1924年獲博士學位。1923年馮友蘭論文答辯後即回國,曆任燕京大學等校哲學教授。1928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兼哲學係主任,1929年兼任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從青年時代起,在設計自己的人生和高效率地利用時間方麵,就遠遠勝過陳寅恪。
而馮友蘭在認清政治形勢,善於把握機會方麵,更是陳寅恪望塵莫及的!馮友蘭曆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三個“朝代”,竟然都能左右逢源,屹立不倒,令人嘖嘖稱奇。
1934年馮友蘭獲邀出訪捷克及蘇聯,回國後分別就蘇聯見聞及歷史唯物主義作兩次演講,觸怒國民黨當局,遭逮捕審訊,但不久即獲釋。
事後馮友蘭迅速向國民黨靠攏,不久即加入國民黨。1937年中日戰爭全麵爆發,馮友蘭隨清華大學先遷長沙,再遷昆明,其黨籍關係中斷,1939年再次加入國民黨。任教西南聯大期間,馮友蘭與國民黨高層往來密切。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友蘭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5日馮友蘭即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告誡他“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1952年馮友蘭由清華轉入北大,仍任哲學教授。
馮友蘭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數次公開表示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是“擁護國民黨政權”等。並經常配合政治形勢,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
1966年文革開始,馮友蘭被抄家關入牛棚。1968年毛澤東表示“北大有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如果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馮友蘭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馮友蘭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相繼發表一些批孔和反複古等文章,為江青集團效力。1976年四人幫垮台,梁效寫作班子遭徹底清算,馮友蘭亦遭長時間關押審查。
1980年起,馮友蘭開始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稱是“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至1989年完成,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觀念貫穿全書始終。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嵗。
像馮友蘭這樣善於察言觀色,明哲保身,在各個時代都能很好地生存的人,在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比較少見的。
馮友蘭這樣做,究竟應該算是“善於觀察風向,見風轉舵”的政治投機?抑或應該算是“敢於不斷否定自己,與時俱進”的進步行為呢?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實在不是簡單地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
本人以為,陳寅恪與馮友蘭,在為人處世方麵可以說是兩個極端。我們作為後來者,應該怎樣以兩位“大師”為借鏡呢?
本人以為,應該有一點陳寅恪的“率真”,但不可變成迂腐;應該有一點馮友蘭的“圓通”,但不可變成油滑。
網友諸君,你的看法如何呢?
---(完)
的確,這種舉動不是“天真”“糊塗”,而是一種態度。如果以為陳師真的等那一紙護身符那才是真的“天真”了。
說到“與時俱進”,我覺得梁啟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梁啟超(1873-1929),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先與老師康有為合作,推動戊戌變法;後又與孫中山聯合,鼓吹中國走革命共和之路。他甚至為自己設想中的共和國取名“大中華民主國”,與後來的“中華民國”很貼近。
清華早期有曇花一現的“國學研究院(1925-1929)”,梁啟超與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並稱國學院“四大導師”。2011年清華百年華誕,發布《百年清華光榮榜(共25人)》,“四大導師”中隻有梁啟超一人光榮登榜。
謝謝您。我是完全的文科背景,但也喜歡和理工科的人討論人文,因為討論跟理工也沒用,我一無所知。我覺得“與時俱進”這個詞和意義都是對的。陳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裏,這個世界就在晚清;王國維1927年自沉昆明湖,因為他覺得他所畢生追求的道統已經失去了。他們都有很強的遺民心態,和自己所處的時代是脫節的(我這樣說也是中立的)而馮總想追趕,總想讓自己去適應。想想20世紀中國,短短一百年,就從滿清到老袁,袁到蔣,蔣到毛,毛到鄧,太快了,有幾個跟得上!
關於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據本人所知,清華校方的說法如下:
【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8個字,典出《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1915年冬,梁啟超先生來校,以《君子》為題發表演講,提倡“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他認為清華應該是培養君子的地方,勉勵大家“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此後,清華即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並製作校徽。】
看了一些前輩的資料,覺得文化人的政治立場甚至為人處世的態度,不僅取決於世界觀和價值取向,也與性格有關。性格偏執之人,不會輕易改變對事物的看法,如果認識正確,這是優點。但如果認識本就是錯的,那麽這種偏執就成了缺點。
本人對馮友蘭,陳寅恪,王國維等大師的看法,基本是“中性”的,認為他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優缺點。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本人出身工科有關。本人學工,對這些人文大師並無全麵了解,自覺不可遽下結論。同時工科人的邏輯思維也決定了本人不會以簡單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分類法來看人。
我知道社會上有一種所謂“四大無恥文人”的說法,好像馮友蘭,郭沫若,臧克家就在其中,第四個是誰我記不清了。如此臧否名人,本人並不是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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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等旁人,如果選擇陳王或馮郭當朋友的話,"後"者可能沾光發達,"前"者不會出賣你,
你願意選誰呢 ? 我選陳王兩位大師。
陳寅恪與王國維都是極端尊崇中華文化道統的人,搞考據的人,
穿越會別的時代,憑隻樣片語,就要和古人談話聊天,兼探古人的隱私而還原失傳的曆史,
耐心,細致,嚴謹,洞察力,公正,中立,多才,博識是他們的特點,
王和陳都是本領域的世界級別大家,就我知道,數第一的吧,他們對人性的了解和改朝換代的看法就不是一般人的深,
陳很早就讀過資本論,不可能不知道新朝的特點和可能的舉動,留大陸也許有人老眼差,大不了一命而已的心誌吧,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如古代文天詳就是一例。
陳在清華講課時,堂堂爆滿,可能很多學生上街去搞政治了,每次很多其他教授都跑來聽課,故號稱”教授中的教授“,
從當年我讀到這段故事時,我的領悟是”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應該在高層麵是相通的“,所謂大道歸一,到底有多少後來所謂大師從陳那裏獲得了多少收益,隻有聽課的後來那些牛人心裏明白,當絕對不是去聽陳吹牛,陳一生是個君子,跟他接觸的學校一般員工和身邊人員覺得他很和氣,好心,好人。
而的《人間詞話》, 那是對古往今來的詩詞的境界的總結,是最高學術經典(學界共識),我手裏有一本,常看,也想學古詩。
王光靠《人間詞話》就流芳百世。詩詞即是藝術,也是記載曆史的人性的東西,學術能到此境界且被公認,那雙慧眼應該是何等的銳利。
兩人雖古板,但都是真真正正的牛人,作人也是君子。
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他們兩當之無愧。
馮幼蘭不熟,不感評論,大概如郭末若一樣的遊走在政治和學術之間學官吧,
不過時勢所逼,自己說出否定自己的學術成果的話,也是人性的一種吧。
對於我等旁人,如果選擇陳王或馮郭當朋友的話,後者可能沾光發達,後者不會出賣你,
你願意選誰呢 ? 我選陳王兩位大師。
謝謝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比較視角,關於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性格,和政治的關係。
大多數人都會是聽說馮友蘭,郭沫若,胡繩,但不知陳寅恪,王國維,傅斯年,李濟。其實是因為後者跟革命,尤其是共產黨疏離,所以被自然屏蔽掉了。這也可見政治的厲害。
回複康無為的評論:
本人是工科出身,數10年前就聽說馮友蘭,但不知陳寅恪,王國維。現在回想可能是因為陳,王二位去世較早之故。
閣下的評論比較專業,也許更接近實際。謝謝!
做學問主要靠IQ,二人都高。但識時務還要靠EQ甚至人脈,這方麵性格孤僻的陳寅恪比馮友蘭要略遜一籌。
在學術上,陳寅恪雖然被曾任清華外文係教授的吳宓推崇為當時“中國最有學問的人”,但其學術成就似乎又比不上馮友蘭。馮友蘭榮登《百年清華光榮榜(共25人)》,而陳寅恪則落選。
“既然陳隻知道作自己的事,就不值的大家廢筆墨,何況他的學識對中國和世界的確影響甚微。”
嗬嗬,隻要欣賞他的後人覺得值得為他的生命書寫就夠了。 據我所知,《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影響了很多人,包括我。這種東西,至少影響人的良知,存在內心最柔軟的地方,不知道什麽時候就會影響某個人人的行為方式,在適當的時候就會產生事功價值。這都難說。 人的看法不可太短視。:)
更何況,即便從比較功利的角度來看,也“值”了。他活著的時候,憑著寥寥數語而非大部頭就得到梁任公等巨擘的認可,受聘清華;在同代風流人物裏,他受到了承認和敬重,這就夠了。國共兩黨都給了他不敢怠慢的尊重,這也“值”了。
陳寅恪生前也沒想到自己逝去這麽多年以後會成為學術界的談資。人家根本沒有這樣的打算,因為世俗標準中的 好家庭出身,物質的充裕,求學機會,在社會上立足,還有名聲,人家本來輕易就有,無需去刻意追求。
回複康無為,xushaoyan,原鳴子,wenjuyuan, xyy 的評論:
謝謝各位網友的閱評!諸位的觀點或分析,使本人受益良多!
提前祝各位春節愉快,幸福安康!
既然陳隻知道作自己的事,就不值的大家廢筆墨,何況他的學識對中國和世界的確影響甚微。
值得探討。
其實陳更象西方概念的獨立文人。
馮象政治家或政治家的秘書。
陳等於竹林七賢或曹雪芹蒲鬆齡。
馮等於古代進京參與政治的文人。
二者都不成功,最後都不倫不類。
這不是天真。所謂天真,是不知可能的風險而為之。而憑陳的閱曆,他對統治者沒有幻想。他這個做法,是憑著自己的良心所作的抵抗,是一種姿態。是知其不可,仍堅持為之。他的祖父是當年唯一公開鮮明支持戊戌變法的省府大員,某種意義上來說,他這個做法是家風的傳承。
“一個人用10多年時間去學一堆無用的知識,實在是對生命的極大浪費。
陳隻是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隨著他自己的心而已,又沒有傷害和幹擾他人,所以沒什麽應該不應該。 對於出身和經曆像他一樣的人來說,他無需去用功利和目的性很強的手段去做 “職業規劃”,他的生命體驗是自己的,是浪費還是豐盈也是他自己說了才算。
“其次,陳寅恪在政治上也比較糊塗。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製,建立了共和。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三民主義”雖然談不上是完美的,但它所代表的共和政體,比起腐朽的滿清王朝,畢竟進步很多 ”
這些他明白的,但很多朝代興替之變無法用簡單粗暴的一元發展觀來標明“進步”與否,對於個人來說,逝去的時代有他熟悉和熱愛的生活方式,這和大敘事的政治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