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劍：哪個才是真正的日本人？（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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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感謝“大斧”網友。

盡管裏麵的部分觀點還有可爭議的空間，但是因為有深度，所以有價值。

在欣賞正文之前，再插兩句嘴。
1. 在日本這個問題上，似乎有太多的人已經費了太多的唇舌，不論是批判、譴責、諷刺還是分析，至少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地方的人，他們現在想問題的方法與我們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是掩蓋在貌似一樣的外表下的骨子裏的不一樣。

2. 和簡單地評判善惡對錯相比，走進他們的內心，也就是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理解他們的懷疑，他們的恐懼，他們的追求和他們的“野望”更重要，否則，如果隻停留在僅僅能觸碰到那層厚厚的麵具的程度，那麽，通過“交流合作和友好往來”能解決什麽問題就很值得懷疑了。

3. 當然對於2本來就持有懷疑甚至否定態度的人還是大量存在的，本人也曾經盡力地去理解和闡述這種態度的合理性，甚至走得更遠，但是，本人同樣尊敬仍然執著地堅持“人們盼望已久的世界大同”理想的人，為了另外一些原因（現在詳細談那些原因就要跑題了）。

4. 人活著的目的不應該隻是為了活著，民族、國家、人類文明的生存延續也不應該隻是為了生存。人類曆史呈現出的是文明的發展是個別人成功欲望的副產物這樣一種麵貌，因而在建設，毀滅，建設，毀滅中循環往複。從中我們看到人類作為整體對於自身存在的價值，其認識是盲目的。“最高的重視”這種解決方案，本來在辯證法的矛盾論中就是一個選擇，而當“最高的重視”進入我們的視野時，同樣會進入對方，如此人類社會就會陷入一個深不見底的黑色漩渦。從中解脫出來，我們需要理由，“另外一些原因”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2014-01-23 09:37:23 by 大斧

菊與劍：哪個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節選自劉登閣先生《中國的是非》一書

今天，世界早已成了小小的“地球村”，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流合作和友好往來已是大勢所趨，並且越來越快捷便利。但另一方麵，誤會、誤解、故意依然沒有完全消除，暴力、流血、衝突依然時時困擾著人們，阻礙著人們，或者說盡管現實中的柏林牆早已拆毀了，但人們心中的柏林牆依然存在，並沒有隨之灰飛煙滅，人們盼望已久的世界大同依然遙遙無期。

日本人精神上有一種狹隘的“島國意識”，其直接表現就是日本人普遍具有的狹隘心胸。日本是一個孤小的島國，如同一把彎弓橫臥在西太平洋的波濤之中，又像一葉扁舟行駛於驚濤駭浪之中，隨時都有被風暴擊沉或觸礁而折的危險。日本國土僅有37萬多平方公裏，且境內多山，山地多平原少，又有3/4的國土被森林覆蓋，耕地也很缺乏。島內任何一點距海都不超過70海裏。1。2億人口大多擁擠在靠近沿海的狹小平原，使人口密度無處可比。日本還是資源，能源奇缺的國家，95%依靠進口來滿足需要。以現代工業的血液——石油來說，日本幾乎百分之百地依靠進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依賴型石油消費國。如果這條血脈斷流，日本就會變得漆黑一團，汽車，飛機，航船就會停駛，工廠就要關門，日常生活也將難以維持，日本列島無異於毀滅。

同時，日本的災難之多簡直難以想象。台風和地震不時光顧這個島國。每年肆虐的台風都會在人口稠密的西南沿海登陸，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境內有100餘處活火山，占全世界的10%。這些隨時爆炸的火藥庫說不定哪天就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像1783年，最大的火山淺間山爆發，使本州中部成了1945年的廣島。一位日本學者曾這樣感歎：“中國有句俗話叫穩如泰山，可日本連腳下的土地都不穩定。” 對日本人來說，他們隨時都“坐在火山口上”。不管怎樣，日本人命中注定要生活在這個他們永遠都難以睡個安穩覺的島嶼之上，他們沒有選擇。而日本人中占99。99%以上的是大和族人。在一個現代化大國中，如此單一的民族構成，實在絕無僅有。

這種惡劣的地理環境和艱難的生存方式，使日本民族性格表現出強烈的雙重性，兩麵性：極端自傲和極端自卑；極端狂妄又極端虛弱；貌似恭順，實則心懷鬼胎。善於玩弄兩麵派手法，忽而信誓旦旦，忽而信口雌黃，言行不一，不守諾言，甚至無視曆史，背叛良心。為了自強，島國的日本人總是盯著海外，生就不服輸，同時對自己的過錯和罪惡不知懺悔反省，死不改悔。在美國，有一種很有市場的說法，認為日本是一個“不會悔罪的民族”。這話不無道理。因此，日本民族性格成了兩種矛盾性格的對立統一。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與劍>中，就曾分析了日本民族的這種兩重性：表麵上崇拜菊花，一副優雅柔順的樣子，實則迷信暴力和強權，暗藏著嗜血的毒辣心腸。國力強大時，就自高自大，睥睨一切，對其他民族極端鄙視，數典忘祖；同時，又具有強烈的危機感，稍有落後，就馬上收斂起狂放的麵具，對強大民族換上一副討好的麵孔，搖尾乞憐。

如日本在唐代對中國的尊重就是他們這種性格的表現。日本人向唐朝稱臣的目的，無非是要通過引進中國文化來改善他們蒙昧落後的狀態。史稱東夷貌柔順，沒有識別出倭人的偽裝，不知這是他們崇拜強權特性的表現。二戰後，日本又對美國大耍類似伎倆。表麵上對美國百依百順，連天皇也每天早晨起來就去給美軍駐日統帥麥克阿瑟鞠躬行禮，以便獲得美國的信任，用從中國和朝鮮以及東南亞等國掠奪來的資金購買設備和獲取先進的技術，如汽車，電器，半導體等。一旦羽翼豐滿，日本就開始瞧不起美國人了，把美國的工程技術和管理水平說得一無是處的<日本可以說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書的作者之一索尼總裁曾狂言日本的一塊芯片就能打破美蘇的戰略平衡，並認為日本人的智力無與倫比。但當美國在計算機方麵取得巨大進步，又把日本遠遠拋在後麵，而韓國等地生產的芯片也侵蝕了日本的市場時，這無疑給那個狂妄無知的索尼總裁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於是這個日本人在藐視中國人之餘，又對美國人表現的必恭必敬了，連聲說他不反美國，他最佩服美國人。

日本民族的這種雙重性，兩麵性還表現在對待那段侵略曆史和戰爭賠償問題上。

日本和德國同是二戰時的軸心國，同是法西斯主義國家，同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但對待自己的侵略史，對待自己發動的侵略戰爭，對待別國的受害者，態度截然相反。當日本右翼分子一次次作祟，挑起一樁樁事端的時候，當日本政府用各種方法推卸，逃避或否認其應負的罪責的時候，德國人民，包括有罪的人和無罪的人，都沉浸在苦澀的懺悔之中，不僅二戰時代的德國人，戰後德國的幾代人，都在懺悔，為曆史上的汙點而感到羞恥，為德國國人的集體罪責而承受良心的譴責，一直在不斷的反省自己國家在戰爭中的罪行。

在歐美國家，即使是風燭殘年的老人，對待曾經屠殺猶太人的凶手或是幫凶，無一不是四處追蹤，逮捕歸案，一旦有新納粹分子的活動出現，就會遭到大家的一致聲討。1995年5月，德國眾議院修改了憲法，規定：不管以何種形式否定屠殺猶太人的事實者，都將被判處有罪。而日本卻不是，常有否認曆史的鬧劇發生。人們有理由質問：“德國能如此悔罪，為什麽日本人不能？不做？”

懺悔使德國人擺脫了精神上的沉重負擔，使他們抬起了低垂的頭，迎來了曾經害怕，敵視且憎恨他們的人們敞開的心扉。作為第一任聯邦德國總理的阿登納，作為一個戰敗投降，國家被占領的領導人，他周旋於各大國之間，領導了聯邦德國經濟的複蘇，特別是領導了對納粹的深刻批判和對納粹分子的徹底清除，誠懇的對德國民族的行為進行懺悔，從而使德意誌民族在短時間內贏得了人們的理解和信任。以後的曆屆總理無不銘記這段曆史。他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德國人承認我們的恥辱。”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訪問波蘭華沙時，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代表所有德國人向600萬死難者表示贖罪。勃蘭特默默地祈禱著：“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上帝，饒恕我們吧！”這一舉動，震驚了當時在場的平日見慣不驚，以搶新聞為樂趣的記者，震驚了所有在場的德國人，波蘭人，震驚了整個世界。一位記者寫道：“於是，不必這樣做的他，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下跪的人下跪了。他試圖為德國人及其犧牲者的曆史搭起一座橋梁來，以表達緊密相連的感情。”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在委員會的一致提名下，授予了這位在爭取和平中做出貢獻的德國總理。

無獨有偶。德國統一之後，總理科爾在耶路撒冷，麵對二戰時死難的無辜的靈魂，雙膝著地。這位在納粹德國土崩瓦解時才15歲的一國總理，向遭受納粹德國迫害最重的以色列人作了懺悔：“我們德國人應承擔(德國人對猶太人所受苦難)的責任，我們不想否認在納粹時期進行屠殺的責任。”當世界看到這樣的舉動時，我們感到的不是別的，而是人類理性的覺醒和人間正義的維護。那麽，此時的日本人又在幹什麽呢？他們沒有懺悔自己的戰爭罪行，沒有向中國人以及東南亞的廣大人民謝罪或道歉，他們所做的，隻是希望原子彈不要再降臨到他們的城市上空。

與一直沉浸在苦澀的懺悔中的德國人相比，日本的表現大相徑庭。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結束，但日本侵略戰爭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以及如何評價認識這場戰爭等問題，在日本從來沒有得到根本而徹底的解決。日本不但沒有正確對待侵略他國的曆史，反而時不時為之翻案，甚至不承認自己的曆史錯誤。日本政府要人對二戰期間日本侵略中國及東南亞曆史的斷然否認。靖國神社香案前一直香煙繚繞。先是文部省對曆史教科書的篡改，把“侵略”中國改成“進入”中國，這種簡單明了的概念，日本人較勁了半個世紀，也一代代欺騙了他們的子孫半個世紀。後是多位日本首相率領內閣成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並且不停的有朝野人士公然發表講話或生命，不隻否認自己的侵略史，還胡說什麽出兵是為了被侵略的國家，是為了“大東亞共榮”，完全是顛倒黑白的一派胡言。不僅有日本內閣成員以私人身份進行參拜，而且發生了三位首相公然參拜的惡性事件。1996年6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發表生命，聲稱不去參拜靖國神社。為此，他還獲得了亞洲國家的好評。孰料言猶在耳，7月29日，他竟自食其言，以首相身份提前參拜了靖國神社。出爾反爾，竟至於斯！

不僅如此，占日本主流的右派思潮直到今日仍然認為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日本政府也總願意渲染本國是受害者。二戰給他們留下的唯一記憶就是原子彈對他們的致命打擊。這樣一個最後也嚐到了戰爭罪孽的民族，除少數良知外，沒有誠實的反省精神和懺悔精神，從來沒有認真的想一想他們在別國的土地上都幹了些什麽，為什麽人家要把原子彈扔他們頭上？除了不斷呻吟原子彈給他們帶來的痛苦，從不正視釀成戰爭災難的根源。他們在記憶上還存在兩重性，對當年侵略他國總要抹去或淡化，對廣島和長崎落下兩顆原子彈卻時時不忘。對給亞洲億萬民眾犯下的罪惡始終遮遮掩掩，含糊其詞。日本人記住了原子彈對他們的傷害，卻沒記住，不想記住，甚至想從曆史上抹去“731”部隊十惡不赦的罪行，抹去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導致日本人這種對曆史的歪曲，淺層的分析是由日本人的“島國心理”即“狹隘的心胸”所導致，使他們不敢或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再往深層的分析，就可看出，日本人之所以不能正確認識與懺悔他們在戰爭中的罪行，是與他們對人類理性的蔑視是分不開的，愚昧和狹隘不足以解釋這種心理，自私，殘忍和貪婪才是其精髓，或者說在他們的心目中，隻有他們的“侵略者邏輯”或“強盜邏輯”才是“真理”，才是值得他們為之奮鬥的目標。對暴行的懺悔與對戰爭責任的反思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否定過去是痛苦而愚蠢的，必將為此而付出代價。哀莫大於不知恥。一個沒有勇氣承認失敗的國家不會真正的站起來。“日本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李光耀認為，“他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

再如對待戰爭賠償，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理應為其行為付出巨額代價，然而由於戰後中國的“以德報怨”等各種原因，日本的賠款問題終於不了了之。同為戰敗國的德國，認真交付了對歐洲各國的巨額戰爭賠償，截止到1993年1月，德國對歐洲各國支付賠款就達904。93億馬克。據德國<聯邦賠償法>，<聯邦還債法>規定，1993年2月以後，德國將要支付317。7200億馬克，這樣到2030年為止，德國支付戰爭賠款總額將達1222。6500億馬克。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在戰後總共支付微不足道的6565億日圓，和德國所支付的相當於9萬億7812億日圓金額可謂是天壤之別，而對國內退伍軍人，軍屬，日本政府卻給予了巨額賠償！這實是對戰爭受害者的極大汙蔑！

令人深思的是，日本政府對亞洲各國受害人的索賠訴訟，除了在舉國上下一致行動的韓國強大輿論下，擠牙膏似的勉強給予韓國部分慰安婦賠款外，其他都未答應賠償。至今，日本對中國受害人不僅分文不付，反而大加汙蔑，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一致拒絕賠償，間接的縱容著日本右翼：日本不必賠償，因為日本並無過錯！眾所周知，1972年，中國政府放棄的隻是國家間的戰爭賠償，而對民間受害者的賠償則從未放棄過。對於民間賠償，中國人心中有一筆帳，要把這筆帳交給日本政府和人民，讓他們別忘記那場戰爭，別忘記還有正義的警示。許多至今仍受戰創磨難的慰安婦，被強製勞動的人，被俘軍人等中國的戰爭受害者有權向日本政府進行個人賠款要求。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國際法上，日本政府都有義務向個人進行賠款，但是日本至今仍以日本國內無這項法律而無理辯解，拒絕一切賠償。沒有這項法律並不是理由，沒有向海外派兵的法律，日本人不是通過修改戰後和平憲法做到了嗎？以此類推，為什麽就不能修改對戰爭後果賠償的法律呢？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對其他國家給它本國國民造成的損害，卻一刻也不停留的采取索賠行動。1942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政府立即逮捕了在美國的1291名日籍人，並把11萬日裔人趕進收容所，沒收其財產共8-15億美元。1980年日裔成立“賠償使命委員會”，不到8年，迫使裏根總統簽署了公法100-383號法案，向日裔人道歉，全部支付了日裔人的民間賠款。日本恬不知恥的大肆報道美國政府向二戰中把日裔人關進集中營一事進行賠償，卻不想想自己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還逍遙法外沒受譴責。

當年唐朝時中國強大，日本就表麵上對中國非常恭敬，不時派人朝貢，領取賞賜。一旦中國勢弱，日本立即變了態度。當宋朝國力疲弱時，日本便不再朝見中國天子，而向北方勢力日盛的遼國稱臣，隻是從中國引進曆法，醫藥，印刷等技術。到明朝時，更有日本民眾自發組成團隊到中國沿海殺人越貨。開始時，他們還假裝是入貢使者，一有機會則殺掠而去，沒機會就呈上土產換取賞賜。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數次侵掠蘇州，崇明，殺掠居民，劫奪財物。此後倭患連年不斷。到明成祖時，其規模越來越大，其據點深入沿海各省，到處為害，已形成一股極為殘暴的海盜武裝。其所到之處，無不殺個雞犬不留。總計沿海倭寇肆虐達七十八年之久，屠殺中國居民十多萬，搶劫財產難以計數。後經戚繼光等與之苦鬥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國也因此元氣大傷。而倭寇從此更輕視中國。明萬曆年間，豐臣秀吉出兵攻占朝鮮，意欲以朝鮮為基地，一舉征服中國。他的計劃包括：占領中國後定都北京，然後向印度進軍，從而將日本舉國從貧瘠的島嶼上遷移到大陸。豐臣秀吉的美夢雖然破滅，卻鼓舞了後來的日本人。此後，日本的戰略家們便開始不斷研究，製訂滅亡中國的周密計劃。田中義一是占滿蒙，滅中國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對中國的資源人文的了解程度與其用心之險惡，計劃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國人看了都會出一身冷汗。但中國人似乎並未把日本人的威脅真正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窺伺等待時機的日本人終於找到機會，剛從西洋學會了製造搶炮，便立刻拿中國人開刀。一旦翅膀硬了，日本人就坐不住了。

1894年向中國不宣而戰，發動甲午戰爭，攻城掠地，奸淫殺戮，逼迫清政府割地賠款。這是一場日本人精心醞釀的陰謀。此後中國人在日本人眼裏更是豬狗不如，成了殺光，搶光，燒光的對象。男人的脖子被當作比試刀鋒的實驗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然後開膛破肚，兒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曆史上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一樣遭受過如此的恥辱？！曆史與現實非常明確的證明，中日自古友好的提法值得商榷。中日友好既沒有曆史的根據，也沒有現實的基礎。在唐朝以後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國，日本人對中國不但沒有尊重，反而一有機會就瘋狂的侵略破壞，燒殺搶掠。日本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惡意。中國強盛時，日本人是中國人的門生，而中國人奉日本人為上賓；中國衰弱時，中國人卻淪為日本人的刀下鬼。中日之間過去沒有友好過，現在沒有，將來也很難說。日本人以惡意對待中國人，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任何對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為我們教了日本人太多的東西。日本沒有創造自己的文明，他們引進了中國文明作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稱霸世界，必須首先徹底打垮他的啟蒙老師-中國，以屏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滅了中國，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標榜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這種心理和那些武俠故事中不肖弟子藝成之後要殺害恩師是一樣的。

每當日本政府高層人士發表“錯誤”言論，中國方麵必然指責這是日本“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或是極右分子在歪曲曆史。然而，隻有“少數”日本人是禍水的提法是一種主觀臆斷。如果日本人大多數是反對軍國主義，承認侵略有罪的，那為什麽在戰後50年裏，他們沒有選舉出一個不那麽反動的政府呢？1996年大選中，為了爭取選票，日本自民黨在其綱領中加上要求內閣成員應該參拜靖國神社等條款，同時橋本首相親去參拜戰犯靈位。日本的執政黨明知這一行為必然會激起亞洲各國極大的憤慨，但為取得日本民眾的支持，不得不冒險來表現他們的“愛國”，由此，日本的民意一目了然。長崎市市長在核彈投下的紀念會上談及天皇的戰爭責任後不久就遭到右派暗殺，中彈後差點身亡。你說日本這個國家是對中國友善還是敵意？將侵略史實寫進日本教科書的作者一直過著孤僻隱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來讚揚他，幫助他的話，又何怕右派的騷擾呢？

實際上，無論是日本軍隊還是日本平民，他們中有許多人對中國極端仇視，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做危害中國人的事。在中國實行“三光”的日本兵當然不用說，那麽控製中國礦山工廠的日本管理人員也是用最殘忍的方法折磨中國勞工，製造了數以百計的萬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更被日本平民殘酷迫害而大量死亡。當日軍占領南京時，日本全國一片歡騰，<東京日日新聞>上連載兩個日軍士兵“百人斬”比賽的比分106：105的進度成了他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在所有與中國人直接接觸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極端殘忍的手法對付中國人，而其他沒有直接接觸中國人的日本人則讚同前者的做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間認為日本曾經侵略而不隻是“進入”中國的有多大比例？認為日本應該向中國賠罪的又有幾個？

多年來，中國很多反映日軍侵略的電影都帶有這樣一個套路：日軍凶殘，但總有一兩個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幫助中國人。我們應該想一想，問一問，這種情節的構造有多少事實的根據？這種到處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現象可能發生嗎？在南京大屠殺的幾個星期內，沒有證據顯示有任何日本人救過任何中國人，倒是有一個納粹德國黨員叫拉貝的實在不忍看日軍的獸行，有感於當地人民平日對他的友善，保護了很多人。在整個中日戰爭期間，沒有任何記載證明有電影裏那種“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國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國百姓撫養戰後被父母遺棄的日本嬰兒的事跡。如果真有電影裏那種善良的日本人，當年的保護人與被保護人今天豈不是大力宣傳的對象？

這些電影和類似文學作品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觀眾頭腦中早成了一種假象，錯覺，認為日本人的暴行不過是因為受了軍國主義的灌輸。顯然，這種將一切歸咎於軍國主義的說法顛倒了因果。日本的殘暴由來已久，從中國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從日本本身的曆史來看，嗜殺的血腥特質其實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分，軍國主義的產生實際上是這種特質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