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一葉周

溫柔的海是美麗的,洶湧的海充滿了挑戰。生命的曆程如同滄海,個體的生命是匯聚成大海的水滴。
正文

美國名校中的華裔校長田長霖(1)

(2010-08-22 11:47:11) 下一個
       位於美國加州北部的伯克萊大學是一所曆史悠久、充滿了自由派氣息的名校。70年代風靡全美的反越戰運動,伯克萊大學堪稱燎原之地。在學校南大門有一個不大的廣場,被稱為自由廣場,什麽人都可以站在那裏表達觀點,發表言論。至於有沒有聽眾,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經常見到有人在那兒滔滔不絕,可惜隻是聽者寥寥。
      說到自由的校風,還可以舉出一例:有位學生為了抗議學校用動物做實驗,就爬上了學校最高的塔,在塔頂懸掛了一個“人巢”,並接連數日躺在裏麵。警察隻能等在塔下,等著那個學生抗議完了下來自投羅網。還有一次,十幾個男女學生不知為了什麽,在校門前廣場上脫光了衣服,裸體示威。還有一位學生堅持數日,一絲不掛的走進教室上課,為此校方不得不采取對策,設置禁令。
       就是這樣一所名校,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有一位華裔校長以他在世界科技界的聲譽和管理能力,成功地引導著該校走過了一段艱難時期,他的努力在美國學術界得到廣泛讚譽。他就是田長霖。
       田長霖是世界著名的工程熱物理學家,來自於台灣的一個難民家庭。移民美國後拿到了獎學金讀了大學。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和工程學院的院士,也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在克林頓總統執政時,他曾經是美國內閣能源部長的候選人。從校長職務離任後他頻繁往來於兩岸三地促進科技合作,並曾受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邀請為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獻計獻策。
     1997年夏季,我數次走進田長霖校長的辦公室訪問他,和他的每一次對話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美國居住這些年,由於職業的關係,接觸了不少移民的故事,感悟最深的是,一個移民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如何擺脫現存的社會偏見,克服自身的狹隘和孤功自傲的情緒,積極參與社會。隻有發揚自己民族文化的優勢,和本土文化交流、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優勢。
      那年夏季選舉前,加州的選民激烈地爭論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存廢,平權法案的建立標誌著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權益的一個裏程碑。有了平權法以後,少數族裔的選民在就業和求學方麵都得到應有的照顧。這年加大校董康耐爾提出廢除平權法的提案,引起民權人士和學生的抗議,田長霖校長不同意加大校董會廢除平權法的決定,毅然宣佈辭去校長。當時我策劃製作的電視記錄片《平權法案備忘錄》用意即在於為當時的歷史爭議作一個見證。
       自從排華法案在1943年太平洋戰爭以後被廢除,以後的移民不會再受到該法案的直接困擾,不會再像以前一樣被關進舊金山灣畔的“天使島”,接受無休無止的審查。但無形的歧視和不平等對待仍然彌漫在日常生活中。田長霖校長談起一段在大學求學時的難忘經曆。那時他給導師做助教,導師習慣稱他Chinaman(中國佬)。起初他不知道那是一個羞辱中國人的稱呼,每次都樂嗬嗬地答應。後來和他相熟的白人工程師提醒他:這是一個白人對華人侮辱性的稱呼,尤其不能讓他在學生麵前這樣叫你。田長霖這才恍然大悟。他即刻去找導師交涉,他說:以後請你不要用Chinaman稱呼我。教授問:那麼我怎麼稱呼你呢?田長霖說,你可以叫我長霖。教授不悅道:你們中國人的名字這麼複雜,我怎麼記得住這麽多奇怪的名字,什麽叮當、鏜零……。田長霖堅持道:你可以不叫我的名字,但請不要再叫我Chinaman。由於他的堅持,從此以後教授隻好不再用這個侮辱性的稱呼,但他也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再稱呼田長霖的名字。每次叫他,都隻說:hello, hi……
       談到平權法案對於少數族裔的必要性,田校長尖銳地指出,我們麵對的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而不是單一的社會。世俗的人們眼光中也不是無色的,還是會對各色人種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態度。他以自身的經曆為例,說明”玻璃天花板”的阻力無處不在。所謂”玻璃天花板”,也就是在少數族裔的成長和升遷路上會有一種無形的障礙,誰都不會明確去說,可是在作決定時,卻會受到世俗眼光的影響。田長霖說,他每天都在不斷地頂,有時甚至碰得頭破血流。他說話時表情生動,一手撩起前額的頭發,露出了光潔的前額。並風趣地補充了一句:這也使得我的前額看上去很平坦,沒有皺紋,這樣的唯一好處是人們看不出我的實際年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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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滄海一葉周 回複 悄悄話 這裏有一個曆史觀的問題,當初,平權法曾經極大地幫助了處於弱勢的亞裔。所以對於該法案的存廢,不能以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做判斷。田校長曾經反複強調過這一點。
5speed 回複 悄悄話
作為一個申請大學的孩子,“平權法案”充滿了種族歧視,一個聰明的中國孩子,卻很容易“合法”地被一個分數不及他/她的非洲孩子/墨西哥孩子“頂插”。這是否公平?

伯克萊大學表達的觀點往往極端自由,言論也常常是偏激的。“平權法案”導致一些懶惰的黑墨青年過於依賴這種“賠償”或“補償”狀態,這反而消蝕了他們的發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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