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一葉周
溫柔的海是美麗的,洶湧的海充滿了挑戰。生命的曆程如同滄海，個體的生命是匯聚成大海的水滴。
著名作家巴金
近日讀了巴金先生五十多年前翻譯的一本小冊子，是俄國作家高爾基的作品《回憶契訶夫》。其中描述了契訶夫與人交際時的一些趣事。
契訶夫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和戲劇家，他的短篇小說尤其精彩。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挖掘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以幽默的故事加以渲染，塑造出極具時代特點的人物形象，生動表現了特定社會氛圍中的人物個性。他的代表作《變色龍》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的經典，成為見風使舵、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
高爾基這樣描寫契訶夫:“每一個人在他的麵前都會不由自主地起一種變得更單純、更真實、更是自己的欲望，我不此一次地在那兒看到人們怎樣地拋掉那些書本上辭句做成的五顏六色的裝飾品， …...凡是人用來裝飾自己讓自己顯得‘更重要’的一切大吹大擂的、虛張聲勢的、外來的多餘東西都使他感到不舒服，我並且注意到他每一次看見人這樣漂亮地打扮起來的時候，他就想把他從這種重而無用的漂亮衣服中解放出來，這種衣服反而損害了那個人的本來麵目與他活的靈魂。”
一次三位衣著華麗的太太來見契訶夫，和契訶夫談論起希臘和土爾其正在進行的戰爭。
一位太太問：“戰爭將來怎樣結束？”
契訶夫說：“大概是和平。”
“那麽哪一方麵勝利呢？”
“我以為是強的一方勝利。”
“那麽照你看來哪一方麵是強的？”
“就是營養好教育高的一方麵。”
“啊！多聰明！”一位太太誇張地讚美道。
“你比較喜歡哪一方啊，是希臘人還是土爾其人？”另一位太太緊接著問。
契訶夫和藹地看了她一眼，帶著親切溫和的微笑回答道：“我喜歡蜜餞…你呢…你喜歡它嗎?”
於是三位太太像掉進了水滴的油鍋，熱鬧地爭相回答：“很喜歡！”“特別是阿布立科索店裏的。”“那多麽香啊！”她們即刻表現出對蜜餞有著廣博的學問和知識，她們不用再裝著對她們從沒想過的異國的戰事的關心了。臨走的時候太太們還快樂地說要送蜜餞給契訶夫呢。
送走了客人，契訶夫幽默地對高爾基說：“每個人都應該講自己的話，”
高爾基為此感歎道：“契訶夫永遠都是他自己，他的內心是自由的，他從來不會按照別人所期待的契訶夫而活著。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並且設法使來見他的人也變得單純起來。”
在翻譯了高爾基的《回憶契訶夫》後三十多年後，經曆了 “文革” 苦難歲月的磨難幸存下來的巴金先生，在他的《隨想錄》中呼籲：“人隻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他生動地為讀者描繪了一幅荒唐年代中的荒唐現象。聯係到他從反右以後參加的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他感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聽別人說，後來自己跟著別人說，再後來自己同別人一起說。…...但是一個會接一個會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摔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
巴金所經曆的那將近二十年是提倡人雲亦雲的年代。人似乎都要披上一層偽裝才能生存下來，活得好一點。在這種高壓狀態下的生存壓迫出了許多言不由衷的套話、假話。但是巴金先生曾於1962年5月在上海市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勇敢地作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報告。他直率而言：
“既然打著作家的招牌，就必須認真寫作，必須重視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新中國的作家更不應該有但求無過的顧慮。…...在我們新社會裏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喜歡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裏頭。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裏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裏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不同的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為什麽我們文學藝術的百花園中還不見花紅似海、百鳥朝凰？為什麽在我們的報刊上許多人喜歡重複用著同樣的詞匯和字句？”這是禁錮之後難得的一次直率表達，可是巴金的言論很快受到批判，揮舞“棍棒”的就是日後成為“四人幫”一員的姚文元。
“文革”結束後。我曾拜訪過巴金先生。先父以群的怨案得到平反，巴金在追悼會上致了悼詞。追悼會後，媽媽帶著我和兄弟們去巴金先生的家裏向他道謝，我還記得那天的情形，文學評論家孔羅蓀先生也在。
“謝謝您！”媽媽和巴金先生握手時說。
“你要保重自己，孩子們都長大了，很不容易。”巴金先生看著我們。
“孩子們總算還聽話。”
“那個時候，孩子們還很小吧？”
“最大的16歲，最小的4歲。”
“才4歲啊！”巴金痛苦地搖了搖頭。“你那時又要工作，怎麼帶孩子？”
“我的姨母幫我。”
“她還好嗎？”
“她還好。”
“喔，我記得追悼會的時候看見她了。”
臨近會麵結束的時候，巴金先生的視線望著麵前的地板，聲調極其低沉地說：“以群、蕭珊都沒有能夠活到今天，真可惜！” 巴金的夫人蕭珊在“文革”中病逝了。
談話的氣氛是平靜的，有一半的時間由沉默占去了。巴金先生坐在茶幾旁的座椅裏，沉思的目光從他的老式的眼鏡後麵望著我們。他沒有說過任何一句慷慨之詞，也沒有豪言狀語，每一句話的結構都是那麽簡單。這也讓我看見了一個真實的巴金。我以前也見過巴金先生陪外賓一起到我們家作客，那時他有說有笑。可是“文革”後再見到他，他愈加沉默寡言了，我幾乎沒有從他臉上看見過笑容。冰心說過一句話，“痛苦的時候就是巴金快樂的時候。”這應該指的是“文革”以後的巴金先生。
鬥轉星移，以思想解放為先導的改革開放運動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徹底解放了人們思想的禁錮，人開始從服裝、思想和行為上逐漸顯示出各自的個性。個體的獨立和特色開始受到尊重和重視。社會恢複了渴望真誠，奉獻真心的良好風氣。人性的回歸帶動了去偽存真的說人話和說真話的風氣。
90年代以後，當商業大潮席卷全國時，社會風尚中的真誠相待又開始在充滿銅臭氣的氛圍中變成稀缺資源。商場上的應酬、官場上的奉承、情場上的虛偽使真實消失，個性淹滅。純粹物戀的婚姻連性的吸引都放棄。官本位的名利追逐使充滿個性的人脫胎換骨。
魯迅先生在文章《立論》中曾描述了另外一種情形：“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如果你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麽，你隻能說：‘啊呀！這孩子嗬！您瞧！多麽……。阿唷！哈哈！’”
魯迅把人的語境做了睿智的放大，說恭維話的得到好報，說不合時宜的大實話的，就成了被人痛打的。那麽人到底應該怎麽說話呢？顯然，什麽場合說什麽話，也是世俗交往的一種禮儀規範。所以，說話有無數不同的語境，入鄉隨俗，尊重對方是人間交往的禮儀所在。這時候說一些客氣的話，應景的話也不必苛求。但是要做一個真實的人，卻不能缺少說真話，說實話，說自己想說的話的勇氣。尤其是在交友和共事時，人們會倍加珍惜坦誠相待。
中外文豪們的名言：契訶夫的“每個人都應該講自己的話。” 巴金的“人隻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是人類良知渴望真誠的一脈相承的追求，也都應該成為我們為人處世的箴言。真誠是一種高尚的素質，需要勇氣和執著扶持。如果一個社會氛圍不提倡和培養這樣的素質，虛偽必將盛囂塵上。
說真話，做一個誠實的人，道理上沒錯，但在現實生活中，太難了！我真的找不出一個方法來教我的孩子在“威武不能屈”的同時保護自己不受到傷害。我自己也常陷於兩難之中：看到不合理的現象時，應該與它決裂、抗爭，還是妥協、接受？抗爭，值不值得？妥協，安不安心？在現實與信仰之間，很難找到一條平衡的路。因此，我從不強求自己或我的孩子在任何情況下都說真話，做一個真實的人。我隻希望我的孩子將來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麽，不做什麽，做不到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