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一葉周
溫柔的海是美麗的,洶湧的海充滿了挑戰。生命的曆程如同滄海，個體的生命是匯聚成大海的水滴。
八十年代中期，一位華發全白的老人，在上海寫了一篇文章遙寄大洋彼岸的張愛玲，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這位已逾七十古稀的老人回憶起１９４３年初次見到張愛玲的情景仍晃若昨日的經曆，記憶猶新。
“那大概是七月裏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
當時老人在上海編輯《萬象》雜誌。雜誌的編輯部設在在福州路晝錦裏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裏，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裏。當時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裏，他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
這位老人就是作家柯靈。後來他們又多次見麵，歲月已經過去了幾十年，老人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每次張愛玲不同的服飾，甚至是細節。
上海“孤島”時期，“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麵。”
１９５０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裏，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張愛玲的旗袍顯然留給柯靈極深的印象。如今她留給觀眾的深刻印象，不也就是一個裹挾在上海旗袍中的多情善感的女子嗎？後來沒多久，張愛玲就去了香港。
用今天的話來講，柯靈曾經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1944年秋，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請柯靈提意見。後來柯靈還為劇本上演，在多家劇團間奔走了一番。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朱端鈞。
柯靈的文章裏提到的朱端鈞建國後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副院長。他堪稱中國話劇的開拓者，一生執導了九十多部話劇，其中包括了他所經曆的年代中中國所有著名劇作家的作品。我還記得１９７６年北京舉行毛澤東主席遺體告別儀式時，因為我家有一台九英寸的凱歌黑白電視機，住在樓下的朱端鈞上樓來看電視，邂逅了特地步行了二十分鍾也來看電視的柯靈。兩位熟人卻隻是簡單地點點頭，整整兩個多小時連些許的寒暄都沒有。當時兩人都從牛棚裏放出來不久，尚未獲得平反，還都是戴罪之身，恐怕不便多言。
朱端鈞住在公寓的一樓，他家的陽台上種了不少盆景，時常看見他在陽台上澆花，有時又通過陽台到公寓的大花園裏散步。作為一位中國戲劇界著名的導演，朱端鈞性格內斂溫和，他行走不便，有一次我陪他去學院劇場看學生的演出，他拄著拐杖，說話輕聲細語，頗具仙風道骨。博學的他守護著一個傳統的婚姻，他的伴侶是一位沒有文化的傳統中國婦女，為他養育多個兒女。我還記得朱端鈞的死是那麽令人措手不及，１９７８年的秋天，文革結束才兩年，他在住家對麵的戲劇學院排練場裏，為上戲表演係的教師執導複排話劇《雷雨》。排完戲演員們尚未離開，他率先走出排練場，突然倒地。送到醫院終告不治。他死於心血管破裂。那時他已七十高齡，《雷雨》是他文革後複出排的第一出戲。他曾說：“今後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場。”最終他如願以償。
在《小團圓》中，張愛玲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場景：邵之雍（以胡蘭成為原型）過境上海，到九莉家去，坐到客廳裏，正巧燕山（以桑弧為原型）打電話來，九莉裝作若無其事地去接，不想讓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張愛玲這樣寫九莉當時的心情：“她頓時耳邊轟隆轟隆，像兩簇星球擦身而過的大的噪音。她的兩個世界要相撞了。”那時的張愛玲一個人沉在兩個情感世界中。左右為難。
桑弧是通過柯靈認識張愛玲的，如果說柯靈是知遇，那麽桑弧就更是名符其實的推手了。抗戰勝利，戀人胡蘭成背著漢奸的罪名逃到溫州避難，張愛玲也受牽連。在當時的上海，輿論對張愛玲很不利，她被左翼文人視為文化漢奸，處境艱難。在無奈的沉寂中，桑弧邀請她改編作品無疑重新點燃了張愛玲的創作欲望。
張愛玲與桑弧合作的第一部電影是《不了情》。張愛玲隻用了兩個月就寫完了。影片上映後轟動一時。桑弧趁熱打鐵，又讓張愛玲寫了部劇本《太太萬歲》。電影上映後也轟動一時。兩部成功的電影，把張愛玲的影響力從文學領域，擴展到更大的範圍。這兩次成功的合作大為改觀了張愛玲在都市文化氛圍中的窘境，也改善了她的經濟生活。他們在創作中建立的友誼，後來曾發展成愛情。可惜好景不長，由於個性和家庭的原因他們分手了。
桑弧建國後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做導演，擅長拍攝文學作品改編的作品，文革前他曾拍攝過根據魯迅小說改編的《祝福》以及中國的第一步彩色影片《梁山伯與祝英台》。文革後，他還拍攝了根據茅盾著名小說改編的《子夜》。影片拍攝時為了幫助年輕的演員熟悉了解十裏洋場上海的曆史習俗，桑弧特點請來了老演員孫景璐到場為年輕演員輔導。那時我還在上大學，通過劇作家於伶的安排，帶著同學去攝影棚參觀，我看見溫文而雅的桑弧坐在現場，神清氣定，安安靜靜地指揮著拍攝，特顯出著名導演的風采。那天拍攝的是上海證券交易所裏股事狂瀉的一幕，隻聽得付導演一聲令下，攝影棚裏的一個個股民像吃了興奮劑似的一個個躁動起來，狂嘯不已。不過《子夜》並沒有像《祝福》那麽成功，當時男主角挑選了擅長出演農民和共產黨幹部的著名演員李仁堂出演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吳蓀甫，似乎是一個失策。
“文革”以後，柯靈在散文的寫作上大大突破，達到了一個高峰。柯靈以精雕細琢的態度來鍛文煉句，文字精致清雅。幾乎每寫一個句子，都有千錘百煉之功，他自稱文字生涯為“煮字”為“墨磨人”。他把寫好一篇文章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起草文章後會在案頭上放上一段不短的時間，然後反複地琢磨。年輕時向他求教時曾聽過他的諄諄教誨：“寫文章要厚積薄發，泛泛而寫不好。”柯靈的家住在上海西區複興西路上的一棟西式小洋樓裏，門前寬闊的街道上長著遮天閉日的法國梧桐樹。柯靈時常會在苦思冥想的時候，走出家門，在幽靜的路上躑躅踱步。
晚年的柯靈，也曾有過宏大的構想，希望創作一部關於上海百年的曆史小說，也寫作和發表過一些章節，但最終未能完成。但他寫了不少回憶往事的文章，《遙寄張愛玲》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比起他對張愛玲的那份感情，對於其他人他的文字要吝嗇得多，對於一些建國以前的恩怨，他的文字並不豁達。
老作家夏衍１９４９年後曾經想邀請張愛玲到他領導的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當編劇，但因為有人反對而擱置。不過對於張愛玲來說，去亦難，留亦難。擅長於描寫上海弄堂房子裏家長裏短，男男女女的張愛玲，要改變風格，去描寫新中國的工農兵生活談何容易，除非她真的得了孫悟空的變身法寶，能夠脫胎換骨。之後她去了香港，又去美國。似乎上海是她創作的源泉，她成名於上海“孤島“時期，那一個畸形的城市環境和文化氛圍。她在那裏如魚得水，揮灑自如。可是離開了上海，她的作品少了，即便有也盡失往日的光彩。就像一朵被拔離沃土的燦爛玫瑰，她漸漸凋謝。
柯靈的文章恐怕張愛玲並沒有看到，因此他傳出去的問候未能環繞回來連接成一個圓滿的循環，張愛玲那方麵沒有反應。晚年的張愛玲獨居在洛杉磯市區的老人公寓裏，１９９５年逝世後數日才被人發現，走得未免孤單。人生時常呈現滑稽的結局，若是張愛玲留在大陸，經曆頻繁的政治運動，就衝著她和漢奸文人胡蘭成曾經的戀情，恐怕性命都難保。她的同時代人柯靈、桑弧和朱端鈞等在文革年代經曆了煉獄般的磨難，幸存下來，晚年亦老樹發華枝，創作出名篇佳作。他們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中完成了人生的謝幕。或許這是人生不同的抉擇所帶來的不同的命運。孰幸孰哀，一語難言。
８０年代末，我就職的上影文學部曾有一位年輕編劇和我商議改編拍攝張愛玲的作品，可是後來也未能實現。如果當時我們的前輩柯靈、桑弧聽到這樣的建議，恐會覺得是時光倒流。又過了十年，張愛玲的作品卻真正的在華人的世界裏輝煌地凱旋了。
他若有幸再多活幾年,讀了"小團圓",不知有何感想.
柯靈後來說：走了好，如果留下來，反四清她就過不去了。
所以以常德公寓比較其美國寓所是沒有意義的。就算她留下，亦不能是常德公寓的主人了。
另外，與桑弧的一段情應是傳聞。有人提議過兩次，張隻是“搖頭，再搖頭”。她的心裏，應是“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