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的求真求美者 電影《聶耳》作者於伶 (圖)

 電影《聶耳》劇照

        2007年是我國著名的劇作家於伶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也是他去世十周年。他的劇作《長夜行》和電影《聶耳》等都在中國的話劇和電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夏衍對於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一閉上眼，仿佛可以看見一條漫長而艱險的道路上，一個怯弱可又是那麽悲壯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態，顛躓、挫折、無情的嘲笑、一時的迷失，荊棘刺傷他的肌膚，崎嶇磨損他的腳底！可是他摸索著，行進，沒有絲毫的後悔。”
      夏衍的這段文字寫於1941年的《於伶小論》，在我讀來卻深刻地概括了於伶的整個生命曆程。這也是我所見，所親身體會到的一個活生生的求真者和求美者。
       在我青年時期，時常去於伯伯的家裏。如師如父的於伯伯，是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前輩。我八歲喪父，自幼性格多愁憂鬱。古稀之年的於伯伯依然思維敏捷，性格樂觀豪爽。經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坎坷和九年的牢獄之災，他仍然保持著樂觀的人生態度。他的人格魅力即刻成為我內心崇敬的楷模。那時他住在上海巨鹿路和常熟路交界處，站在他的小書房隔著樓前的小院子，可以看見街上的景色。周末他家的小客廳是我向往的傾談場所，那裏時常高朋滿座，幽靜時與他觸膝談心，聽他平易的教誨。有時他會高興地告訴我，聽誰誰誰說了，你的電影文學水準不錯。又有一次，他從北京開會回來，挺認真地告誡我，某位前輩關照他要好好幫助我，聽說我的觀點太新潮。所有這些點點滴滴，都讓我體會到一個慈祥的父輩關切的目光。
      有一次在他家見到剛剛拍完電影《巴山夜雨》的電影導演吳永剛，影片放映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那天吳導的心情很不好，滿臉愁雲。吳導向於伶訴苦說，有人將他解放前導演的影片說成是反動影片。於伶聽了安慰吳導說：“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他們看過你拍的《神女》嗎？《神女》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神女》是吳導的處女作，由阮玲玉主演，是中國默片時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吳導接著就歎了口氣說：“我現在最怕來訪問，問了出去就亂寫，有些捧你，捧得你也不舒服；有些罵你，又罵得毫無道理。”於伶就說：“主要還是記者們的素質問題，有些事情他們自己都沒有搞清楚。”於伶以前一直是吳導的領導，聽到於伶的理解，吳老心情好多了。臉上也有了笑容。臨走的時候又說又笑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盡管於伶已經不在領導崗位上二十多年，但是在文藝界人們的心中，他是成就顯赫的前輩，他更是平易近人，可以信賴的朋友。
       1982年11月，於伶伯伯生病住進華東醫院，我去就見他正和護士發脾氣，於伶說：“你們應該給他換單人病房。”那個護士也不怕於伶，反而問：“他是什麽級別？”於伶聽了有些氣不打一處來，說：“他級別沒我高，可他在國際上的影響比哪個部長都大！”我聽了好久也沒聽出於伯伯在為誰的事打抱不平。後來護士走了，臨出門於伯伯還叮囑了一句：“去告訴你們院長，就說是我說的。”
      於伯伯這才告訴我，巴金在家裏摔傷了，家屬打電話到醫院，讓派救護車，醫院也不理。後來好不容易住進了醫院，又給安排了一個三人病房。巴老已經七十多歲，這樣怎麽休息得好？當時巴金依然是一個不受薪的作家，還沒有行政級別，所以醫院給的待遇也就不一樣。後來巴金的事反映到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周揚那裏，再通過上海市委才得到解決。從這些事例我可以感受到，為什麽於伶會在同行心中那麽受到尊重？是因為他的無私和樂於助人。不管是誰的困難，隻要他知道了，他都願意出來為之申訴，為之主持公道。也因為這樣，大家信賴他，尊重他，愛戴他。
       於伶伯伯在文藝界的前輩中受冤案的牽連較早，自從1955年5月，隨著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的冤案發生，於伶也被免去一切職務，接受審查。文革開始後的牢獄之災，隻是從55年開始的受審查生活的延續。
       1983年初，潘漢年的案子終於得到平反，但是，潘漢年和董慧夫婦早已離開人世。於伯伯懷念戰友，淚如泉湧，他寫了一組悼念潘漢年的組詩。他讓我讀了談談感想。我記得詩中有這樣幾句：“敵壘森森步從容，出生入死立千功。”“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舊笑春風。”我就說年輕人讀了可以了解潘漢年智勇雙全的革命鬥爭經曆；了解作者對潘公的深厚戰友情誼，字裏行間都可以體會到作者對死者很深的感情。
      於伯伯聽了頗有感慨，他說：“解放初期你爸爸以群結婚時，陳毅、潘漢年、夏衍都參加了在中蘇友協舉行的舞會。我們都不會跳舞，就在一邊打撲克。陳老總走過來把牌一擼說：'你們不跳舞，還拉走了我的舞伴。都去跳舞。'陳老總好厲害啊。現在有些電影，拍地下工作者就是跳舞，我們三個都搞地下工作，都不會跳舞。”
       我表示了作為一個年輕後代對於曆史悲劇的極度困惑，像潘漢年這樣的功勳卓著的人物，竟然冤死在和平時期自己人的手裏。對於我的困惑，於伯伯隻能沉默歎息。
“那麽現在潘漢年的案子終於平反了，你可以徹底揚眉吐氣了吧！”我說。
       誰知他歎了口氣說：“那又怎麽樣？”這是我極其難得聽見的歎息聲。夏衍曾經感歎：“於伶為此熬白了少年頭！”一樁從上到下的曆史冤案扼殺了智勇雙全的潘漢年的生命，也耗去了於伯伯二十年的黃金歲月。可是他對生活的熱愛，對藝術事業的熱愛沒有絲毫的減弱。
      於伯伯的精神世界中悲壯的成份占了絕對的優勢，但是生活中他又極有人情味。我結婚的時候，他不僅欣然接受我的邀請參加婚禮，還替我請了一批爸爸的老朋友。於伯母柏李作畫，於伶題詩作為禮物送給我。當時我們的合影後來一直放在他寫字桌的玻璃下。
       1995年歲末我從舊金山回上海去看於伶，那時他住在華東醫院已經一段日子了。當我走進病房時，他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他有深度近視，不戴眼鏡看不清人。聽見有人進來，他把臉轉過來問：“誰啊”我低下頭湊近他的耳朵輕輕地說了我的名字，他倏地睜開眼，從被窩裏拿出手直直地伸到我的麵前。他的動作那麽迅速、有力。 “你去得太久了！”他的語氣中帶著稍稍的責備。那年距離我出國前與他辭行已經六年了。我用雙手緊緊地握著於伯伯骨感有力的手，久久不願鬆開！那也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

[奧林匹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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