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連續看的都是有關深圳富士康員工自殺的報道。就納悶在那座號稱是台灣首富郭台銘的“紫禁城”裏發生了什麽事。反正如今這個社會,各色人都會借用媒體或是互聯網發出自己的聲音,有些聲音還頗為獨特。
被郭董請去測風水的道士先生說:郭董今年流年不利,有刹,需要調整化刹。聽下來是郭董的命理出了問題。
又有台灣的八卦說:深圳富士康廠區的風水出了問題,員工宿舍的建築布局像靈骨塔,正麵看去像是墓碑,兩側還有挽聯垂掛。那是建築設計師的問題。
還有網上傳言:對死者富士康會付出高額撫恤金,一跳保全家。可是我批偏就不信年輕的農民工,對自己的生命到了如此輕賤的地步,在幻覺中數著鈔票,為了不確定的所謂高額撫恤金,出售了生命。
更有北京清華大學的某位心理學專家在接受台灣電視媒體采訪時竟然說:“世界衛生組織有個統計數據,自殺率按10萬分之幾來算,富士康的自殺率是10萬分之2、3,還是低的。”
我不知道這位中國名校的堂堂學者的話是被記者隨意閹割並曲解了呢,還是學者的語言表達出現問題,連最起碼說話的“語境”都分辨不清。首先,沒有說清楚世界衛生組織的自殺率統計數字是10萬分之多少,是10萬分之4呢,還是10萬分之10?何以在並未弄清之前就妄下斷言:“富士康的自殺率是10萬分之2、3,還是低的。”
到目前為止,在今年已經有13條鮮活的年輕的生命,或跳樓,或割腕自殺,已造成十死三傷的人間慘劇。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去年在富士康自殺的人數。當10條活生生的生命屍骨未寒,還有3位傷者還躺在醫院的時候,堂堂的學者怎麽已經急著下此荒唐斷言:自殺率還算低的。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某大戶人家的老子得了癌症死了,學者前去吊唁,開口便說:按照癌症的死亡率,老爺子早該死了,就是因為他有錢,才維持到現在,他已經超出了正常癌症病人的生存期限。”我想我們的學者是萬萬不會如此這般的唐突,盡管三百尺以外還在談笑風生,而進得門去一定是顧作悲哀,,立馬鞠躬下跪,涕淚橫流。
我就納悶,如今的學者怎麽就連起碼的人道悲憫都不具備!
魯迅先生在文章《立論》中曾描述了另外一種情形:“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
如果我們的學者真有說必然的魄力,而又不怕遭打,最起碼可以說一些對改善這個社會有益和有用的話。如果實在無建言可以提供給郭董,提供給政府的管理者,他倒不如對年輕的農民工說一些大實話,他可以說:這些年輕人不死,按照現在的收入,我看還是買不起房子,娶不了對象,他們的未來渺無希望!這或許也比他在此談死亡率更為有意義。
我還記得卓別麟的電影《摩登時代》裏麵有一幕工業社會對人性殘酷摧殘的經典描繪。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機械的做著擰螺絲的動作,流水線走多塊,工人的動作就有多塊。等到下了班,工人還是見了什麽就擰什麽,難以從流水線上機械式的動作中解脫出來。
可是,如今富士康的年輕人,每周工作七天,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每六秒鍾要做一個壓盒子的動作,每一個小時要壓出600個手機盒子……我們的那位心理專家這個時候卻沒有從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裏去找出一個數字,說明一個正常的成年人一天當中的生理極限是什麽,心理極限又是多少?心理專家的選擇性失憶恐怕才真正體現了這個社會最可怕的問題—社會對弱勢群體缺乏最起碼的人道關懷!
現在許多輿論把問題歸咎於80或是90後的農民工。似乎他們不如老一代能吃苦。經受不起挫折。可是試問在富士康那樣超出人的心理和體能極限的工作壓力麵前,是人都難以承受。況且,富士康的問題還不僅僅是一個勞動時間和強度的問題,還有保安對員工的任意毆打,工廠內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關係。使年輕的生命進入到廠區裏,就形同進入到一個冰冷的,毫無人性的機器人的世界,一個個有血性的年輕生命被異化成為機械運動的機器人。因為如此,即便報道中提到富士康建立了許多員工活動中心,可是工人除了工作,就是睡覺。公司提供的福利設施,員工都沒有時間去用,也都形同虛設,成為點綴。
富士康員工中,死去的是提前崩潰者,存活下來的又有多少隱忍的內傷和後遺症。
西方資本主義在早期的發展時期,也經曆過一段十分殘酷的原始資本積累過
程。可是富士康的悲慘故事卻是發生在標誌著中國現代化崛起的今天,輝煌背後的濃重陰影,愈顯出其中的不和諧和醜陋。現在緊隨著蘋果公司之後,惠普、戴爾和索尼都派出了獨立調查組對富士康事件進行調查。蘋果公司的聲明明確指出:員工必須受到應有人格尊重。
所幸胡錦濤和溫家寶也已對富士康的問題高度關注,並不因為學者所說:富士康的自殺率還是低的,而忽視了這一危機事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麵影響。事件的發展中國和世界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