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郭沫若（2）

                                                                                         二
         隨著建國後日益頻繁的政治運動，文藝界首當其衝，每一次都是遍體麟傷。不論是自己的朋友，或是其他人被整肅，置身在這樣的氛圍中都會增加自身的不安全感。在友人們的記憶中，昔日豪放、浪漫的郭沫若，不再有開懷歡笑的時刻。
         在那個年代,做一個領軍人物也有其不易之處，重要的場合都要出現，每次政治運動都要參與，還要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所以後來有很多責備的聲音衝著郭沫若，因為他表態太多，太醒目。等到歲月流逝，塵埃落定後，人們質疑他的有些言辭此一時，彼一時，互相矛盾，不知哪是他真實的心聲。其實這又何嚐不是他的同時代人們共同的尷尬處境？ 隻是處於不同階層的人物，各有其不同的尷尬而已。   
        據《收獲》主編靳以的女兒章潔思回憶，1959年第2期的《收獲》有兩個版本。原來編發的是《蔡文姬》。刊物已開始印發後，靳以接到郭沫若辦公室緊急來電，原來郭沫若收到校樣後，需要修改，不讓發表。靳以隻得將打好紙型的《蔡文姬》抽出，填補上其他作品，重新印刷、裝訂。已經開印的雜誌裝訂了12本，於是那一期有了兩個版本。 當年《收獲》編輯彭新琪回憶道“郭沫若當時抽回去說修改，其實他很緊張，害怕出什麽問題。……說明1957年反右，老知識分子心裏害怕，特別是郭沫若，他當時是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
        十天一氣嗬成的美談不再發生，對於自己醞釀已久的曆史人物，郭沫若下筆時依然有無法消弭的困惑。不知道領袖會如何看？建國後他慎而又慎保持低調，即便是友人間書法相贈，他也以書寫毛澤東詩詞為內容，難得見到他書寫自己的作品。詩人的郭沫若消失了。後來所能見到的隻是政治口號式的郭沫若詩詞，與他青年時的作品大相徑庭，判若兩人。
         從郭沫若和陳明遠的通信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內心的掙紮，良知的煎熬和靈魂的痛苦。1966初，“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以群在跟郭沫若談及陳明遠關於郭沫若詩詞研究的稿子時，也表明了這種預感。當時他問郭沫若:”現在形勢變化較大，這些稿子恐怕一時不能印了，怎麽處理好呢?”誰也想不到郭以痛苦的語調說：“算了吧，關於我的那些東西，最好都燒掉！＂他轉而對陳說：“我看你還是戀戀不舍，確實舍不得麽，我並不強製你。不過，我自己的文章，恨不得一把火燒掉，燒個精光大吉。”詩人的激情，在瞬息間閃現了一些回光返照。可是卻籠罩上了深重的悲劇陰影。
        這樣的話後來他又重複多次。1966年4月，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上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後，立即發言：”我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的話許多人都不理解。後來在接見日本客人時，他又說：“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可惜此鳳凰已經不同於四十年前那隻涅磐的鳳凰。
        在這之前，1966年1月29日,他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麵陳述。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裏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曆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準。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辭職信言辭懇切，卻又顧慮上級引起不必要的猜想。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接受。
       “文革”開始時, 有一段日子郭沫若希望人們把他徹底忘記, 他離開了辦公室,誰也不告訴,住進了一個隱秘的住所。可惜熬不了多久，隻能回家了。當時誰也沒有預料到“文革”要搞十年，誰躲得過去？誰逃得過去？比起古代的文人，尚可找到地方隱居，或是像陶淵明一樣“采擷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生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郭沫若卻沒有隱居的權利，他無處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