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論中醫

巨人論中醫（轉貼）

曆史巨人毛澤東論中醫——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

中醫藥學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瑰寶，是我國勞動人民在長期與自然災害和疾病作鬥爭中反複實踐、總結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論體係和方法。毛澤東曆來十分重視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相信和重視發展中醫藥，都是他的一貫主張。沒有專門學過醫的毛澤東，在學習曆史和社會經驗的過程中，學到了許多中醫藥學辯證思想和中醫藥學思維方式，他倡導的中醫藥發展思想對
中國醫藥學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１９１３年，毛澤東就曾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對中西醫學方麵的最早論述。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 那時，在井岡山紅軍醫院裏，有西醫也有中醫，許多內科病都是用中醫治療，多數是采用自製中草藥。毛澤東曾經指出：鑒於根據地缺醫少藥，必須發揮中醫中藥的作用。他說：“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敵人是封鎖不了我們的。”當時，紅軍醫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參加反“圍剿”的傷員，全部采用中醫中藥治療病傷。中醫藥以它不可低估的藥用價值，挽救了許多紅軍戰士的生命，幫助紅軍度過了艱難歲月。

在延安時，由於環境條件惡劣，毛澤東曾患風濕性關節炎，發作時往往痛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仍不見效。一次，開明紳士、名中醫李鼎銘到楊家嶺來看望毛澤東。他為毛澤東切脈之後，很自信地說，吃四服中藥就可以好了。那時，中西醫之間矛盾尖銳，毛澤東身邊的醫生都是西醫，他們不同意毛澤東服用中藥。毛澤東則力排眾議，堅持把李鼎銘開的四服中藥吃了下去。吃完後，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動自如了。這更使毛澤東認識到中醫藥的神奇功效。毛澤東又介紹李鼎銘為八路軍的幹部、戰士治病。很快，中醫中藥成了八路軍必不可少的醫療方式。不久，李鼎銘還為八路軍培養了一批中醫，他們活躍在各個部隊。

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澤東在接見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代表時，從保護和發展中醫藥這一寶貴的祖國文化遺產出發，提出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提高技術，搞好中醫工作，發揮中醫力量。

１９５３年，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小憩時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他把中醫擺在“三大貢獻”之首，表明了其對中醫的情結。

１９５４年，毛澤東作出重要批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曆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院。”於是，在全國範圍內調集名醫，於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了中國中醫研究院，毛澤東還接見了第一任院長魯之俊。

１９５６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指出：“應該學外國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要發展中國的新醫學。”並說：“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套用外國的東西。”他還說，曆史上中醫的一個很大特點是從不拒絕接受外來的好東西，比如中藥胖大海，實際上是進口貨，但中醫拿過來了，現在誰能說它不是中藥呢？中醫得到發展，是由於兼收並蓄，博采眾長。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澤東在對衛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毛澤東的一係列講話和批示，為中醫藥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延安時期，針對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毛澤東指出：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有關中西醫結合發展創新的思想，毛澤東早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兩法治療”。在延安時，毛澤東對名中醫李鼎銘說：“現在延安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的醫藥事業應如何發展？”李鼎銘說：“中西醫各有所長，隻有團結起來才能取得進步。”毛澤東說：“你這個想法很好，以後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

在學習方法上，毛澤東曾認為中醫帶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麵教讀醫書學理論，一麵帶他看病，使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這種教學方法很先進，帶一個出一個，很少出“廢品”，所謂“名師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話，因為他們讓學生從一開始就懂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講中談道：針對１５０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內，還有１００多萬文盲，２０００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群眾。……新醫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來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

在毛澤東中西醫結合思想影響下，陝甘寧邊區醫務界在延安最先開展了西醫學習中醫的活動。許多西醫虛心拜中醫為師。例如，魯之俊、朱璉等就曾拜老中醫任作田為師，學習針灸知識。陝甘寧邊區政府表彰了任作田與魯之俊團結中西醫的成績，並授予他們特等模範獎。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央軍委總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和各大軍區衛生部部長作了明確的指示：你們的西醫隻有一兩萬，力量薄弱，你們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 這一題詞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製定衛生工作方針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

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澤東在一次關於中醫工作的講話中說：中國６億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醫，不是靠西醫，因為西醫的人數很少，中醫對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國醫藥有悠久的曆史，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要建立機構研究中醫藥，應按對待少數民族政策那樣對待他們，各機構中應有他們的成員。對有本事的中醫要當專家看待，按專家的待遇對待。

１９５４年，毛澤東發出“西醫學習中醫”的號召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進措施：要抽調１００名至２００名醫科大學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他們的臨床經驗，而學習就應當抱著虛心的態度。西醫學習中醫是光榮的，因為經過學習、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醫界限取消，成為中國真正統一的醫學，以貢獻於世界。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在中醫研究院成立的同時，全國第一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開學，從全國調來７６名有經驗的西醫脫產兩年半學習中醫。從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初，衛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天津等地舉辦了６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從全國範圍內抽調部分醫學院校畢業生及有一定臨床經驗的西醫參加，係統學習中醫理論和治療技術兩年半。參加學習的共有３００多人。１９５５年９月間，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等地的中醫學院相繼成立。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衛生部黨組向中央寫了《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毛澤東作了“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這一批示中，毛澤東還指出：“我看如能在１９５８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７０人至８０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１９６０年冬或１９６１年春，我們就有大約２０００名這樣的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毛澤東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西醫學習中醫的積極性。據１９６０年全國西學中經驗交流會時統計的資料，全國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有３７個，學員２３００餘人，在職學習中醫的有３６０００餘人。高、中級醫藥院校，也大多開設了中醫學課程，培養了一大批西學中人員。其中，大多數成為以後中醫或中西醫結合研究的技術骨幹和學術帶頭人，為今天中醫藥能夠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毛澤東認為：“學習各國的東西，是為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西方的醫學和有關的近代科學、生理學、病理學、生物學、化學、解剖學等，這些近代的科學都要學。但是，學習西醫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學中醫，以便運用近代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整理和研究我國舊有的中醫中藥，以便使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 在這裏，毛澤東最先指出了中西醫結合研究的內涵。

針對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嚴肅地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 近百年來，中國曆史上有過許多次歧視、消滅中醫的沉痛教訓。

盡管中醫藥教育長期以來以“祖傳師承”、“開辦學校”兩種方式在民間延續著，但在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時期頒布施行教育係列方案時，中醫藥學就被排斥於正規教育體係之外，此舉曾引起中醫界的抗爭，引發了近代中醫抗爭運動。國民黨政府在１９２９年曾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方針；１９３６年又提出“國醫在科學上無根據”，一律不許執業的謬論。國民黨當局始終也沒有同意中醫辦教育。隨著西學東漸，特別是抗生素等藥物的產生和應用，西醫急性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診療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傳統的中醫藥學臨床應用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如何認識中醫藥，怎樣利用中醫藥，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麵前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在充分肯定中醫藥學的同時，也指出了中醫藥學的曆史局限性，即缺少現代科學的解釋，應加以提高。他說：“看不起中醫是不對的，把中醫說得都好、太好，也是錯誤的”，“我們對中醫必須有全麵的、正確的認識，必須批判地接受這份遺產，必須把一切積極因素保存和發揚”。

新中國成立初，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對立的傾向。一是有些人對中醫抱著一種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說中醫“不科學”，中藥“不衛生”。二是在中醫界內部，有些人把中醫神秘化，認為中醫“百病皆治”、“完美無缺”，不需要用現代科學、也不能用現代科學方法來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頭幾年裏，衛生部門領導也一直沒有認真執行。

１９５１年，衛生部的個別領導公開發表文章，稱中醫為“封建醫”，把中醫中藥知識看作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應該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被消滅。這一錯誤觀點流傳很廣，並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為有些衛生行政部門的幹部實行排擠和逐步消滅中醫的理論依據，從而引起廣大的中醫和人民群眾的不滿。特別是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衛生部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與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４日公布的《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均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和過於苛刻的辦法，使大多數中醫不能合法執業。在國家實行公費醫療製度中，中醫藥治療費用不能報銷，中醫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衛生部發出的《關於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通知》，盡管目的是組織中醫進修業務，但講授的大都是西醫課程。對中醫的提高和改造要求過高過急，不是從保持中醫傳統的理論和醫療特色出發來發展中醫，而是錯誤地認為中醫必將被西醫代替，由城市到鄉村，由鄉村走向自然淘汰。
當時，由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僅就華北地區６８個縣來講，竟有９０％以上的中醫師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對中醫師的考試，由於多為西醫內容，使得大多數中醫師被淘汰。如在天津中醫師考試中，其結果僅有１／１０的中醫師通過。在高等教育中沒有中醫藥這一學科，使得中醫藥人才的培養問題沒有著落。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１９５５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
為了全麵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衛生部於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發出《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製。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衛生部發布了《關於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並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１９５８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並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

毛澤東不僅關心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還與許多名醫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誌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遊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麵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

最後，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誌擔保了的，我不怕！”

於是，舒同的夫人石瀾便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擔當起了為毛澤東抓藥、煎藥的特殊任務。
３天後，毛澤東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毛澤東感到特別高興。
毛澤東問起劉大夫的藥方裏有一味“酸棗仁”是起什麽作用的，為什麽要“生、熟合起來搗”。
舒同夫人石瀾回答：“藥用的酸棗仁，數陝北的最好。當年在延安，主席您住過的那個楊家嶺滿山都是酸棗樹。我們常去摘一些酸棗回來，放在衣兜裏當水果吃。酸棗仁這東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搗碎入藥，就能同時發揮兩種作用，平衡中樞神經。所以您不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這正是劉大夫的高明之處呀！”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對坐在一旁的舒同說：“看看，你的夫人講得多細，將來可以改行當醫生了！”１１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劉惠民為毛澤東診治感冒。在開處方時，毛澤東忽然提了個問題，問劉惠民民間常說的“上火”怎樣解釋。劉惠民用中醫理論解釋後，毛澤東笑著說：你講的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麽辦？劉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說：“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主席就懂了。”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說：“對嘍，所以我說，關鍵的問題在於西醫學習中醫。”

毛澤東接受中醫治療最精彩的一幕是針撥治療白內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毛澤東知道後，欣然同意做手術。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示意播放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做了白內障手術後，需要休息幾天，但毛澤東隻隔一天就忙著看起書來，唐由之勸阻不住。毛澤東看了一會兒，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來說：“唐由之啊，我們的爭論，你勝利啦！”他還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Ｖ”字形手勢。唐由之說：“主席，您亦勝利了，因為您要我們用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今天給主席做的白內障手術，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澤東聽後會意地笑了。

中國的針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曆史。針灸的起源，可能比藥引還要早，是我國最寶貴的醫學遺產之一。針灸療法以操作簡單、應用廣泛、療效迅速、安全經濟等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針灸療法在中國人民對疾病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我國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但是，自西醫傳入中國以來，由於崇洋媚外思想的影響，有一些人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對針灸治病的實際需要，一味地說中醫針灸“落後”、“不科學”，是“土東西”，全盤加以否定。

毛澤東熟讀史書，對曆史上針灸的治療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讀司馬遷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時就知道，約在公元前５世紀的扁鵲，用針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 “屍蹶”病人蘇醒過來，經過其他綜合治療，使病人完全康複，被譽為“起死回生”的妙術。《後漢書?華佗傳》裏，也記載有華佗用針灸治曹操頑固的“頭風”。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時，熟悉名醫甄權的傳記，當時魯州刺史庫狄苦於“風痛”，兩手無法拉弓射箭，雖經不少醫生治療均未奏效，後請甄權診視。甄權認為隻需針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針刺“肩髁”穴後，兩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許希傳》裏也講到宋仁宗的病被許希用針刺醫好。這些史書所述，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紀以後，清政府對針灸療法蠻橫地加以排斥和打擊，並於１８２２年下令永遠停止在“太醫院”中施行針灸療法。從此針灸被當成“土東西”而被忽視。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張對包括針灸術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繼承。他認為：“針灸是中醫裏的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廣。”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讚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麵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麽祝酒詞呢？

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他打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著說道：“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啊。”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在毛澤東“針灸是科學的”正確思想指引下，中國的針灸療法獲得了飛躍發展。針灸不僅在民間廣泛地流傳和應用，滿足了人民群眾醫療上的需要，而且不斷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和信賴。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詹姆斯?雷斯頓來華訪問。《紐約時報》是美國的一份大型傳統日報，以及時、準確、權威而著稱。該報十分重視選擇頭版要聞，對於較長的文章，經常是第一段登在頭版，其餘部分則登在後麵。詹姆斯是美國資深記者，擅長時政報道，獲過多次新聞大獎。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國采訪，在北京參觀了很多單位，包括到中醫院參觀針灸治療。他在訪問中不幸患上闌尾炎，在北京一家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治療。當時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手術做好，千萬不能感染。術中使用的是常規藥物麻醉。術後他感到腹部不適，便接受了針灸治療。回美國後，詹姆斯於７月２６日在《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手術》，頭版隻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題為《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闌尾切除手術》，文章占了將近一整版，並配有作者訪問北京一家中醫院針灸診療室的照片。詹姆斯當時已經６２歲，由於他的不平凡的經曆和《紐約時報》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國人心中，像這樣的記者寫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極高的。用小小的銀針可治療好多病，沒有毒副作用，這在西方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神奇事。當時又正值白宮剛剛宣布尼克鬆總統將於１９７２年訪華，美國公眾對東方大國——中國有一種神秘感，從而使針灸醫術的神奇療效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了濃厚興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在向尼克鬆贈送的禮品中，還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針刺麻醉》一書。美國醫務界對中國針灸醫術開始有學習的願望。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醫藥機構，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實現了毛澤東的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