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照片的由來
冷明
來到烏珠穆沁草原插隊的第二年，我18歲。夏天，忽然來了位為人照相的漢族人。牧民小夥子們身穿蒙古袍，腳登烏黑鋥亮的大馬靴，騎著高頭大馬，肩背半自動步槍，紛紛攝影留念。我湊上前，想仿照“草原女民兵”的宣傳畫，拍一張我日思夜想，但在現實生活中又不能實現的“草原男民兵”。
我的家庭問題早已不是什麽秘密，誰也不去捅破它，可在發槍的問題上卻一點不含糊：貧下牧民和出身好的知青都發了槍，而我，一個反革命的“狗崽子”怎麽能發給他一支槍呢！
我要借用民兵連長丹僧的槍照相，他照完相，索性將身上漂亮的鑲滿了金邊的新蒙古袍也脫給了我。
我身穿嶄新的金黃色庫錦貼邊，釘著亮閃閃銀扣的綢緞蒙古袍，背著半自動步槍，依偎在我的馬旁。腳踩綠茵茵的草地，眺望遠方，在心裏憧憬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憧憬著“騎馬跨槍走天下，” 憧憬著“解放全人類，把毛澤東的旗幟插遍世界每一個角落。”
棗紅馬並不買我的賬，仿佛早參透了我叵測的前途，對我的一廂情願嗤之以鼻。
“哢嚓！”
棗紅馬耷拉下耳朵聳起了鼻子，沒能留下最美的瞬間，而我對將要到來的災禍卻渾然不覺。
父親曾是九死一生黨的地下工作者，建國後又成為反間諜戰線的第一批公安戰士。1969年10月，卻成了戴手銬的旅客，一家四口被帶槍的公安人員押解著，被強行遷往四川酉陽大山中的農村老家。我接到電報急急忙忙往回趕，因草原交通閉塞，整整走了十天才到北京，沒能見到他們最後一麵。心灰意冷沒有生活出路的我冒死趕回草原，半路上險些凍死。
幾年後，知青們陸陸續續全都離開了草原，失戀、貧窮、孤獨、寂寞與寒冷、暴風雪好似一對對殘暴的孿生姐妹，輪番向我發起了進攻。愛情的芳香雖然早超越了所有的清規戒律，對女人的渴望卻是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樓。
突然，有位女同學不知為什麽心血來潮，給我來了封信。我靈機一動，妙筆生花，把草原和我的插隊生活描繪得花團錦簇，美輪美奐。一來二去，雖遠隔千山萬水，見她與我藕斷絲連，我幹脆把這張唯一的“靚照”寄給了她。當時我穿得像個叫花子，連最窮的牧主子弟都不如，一米七的個子瘦得不足百斤，純粹是一具行走著的骷髏。
我是多麽英俊的小夥子，我是多麽威武的草原民兵，我的生活無憂，我的前途無限——自然家庭也沒多大問題。
蒙在鼓裏的姑娘對我情有獨鍾，我卻知難而退：我連去見她一麵的路費也沒有，更不用說她出身革幹。
我寅吃卯糧，月月借錢過日子。我每月到糧站低三下四地哀求人家換我幾斤全國糧票，那是維係一家四口人的生命線。
後來有人告訴過我另一位當年“黑五類”子女的經曆。他中專畢業萬幸沒去插隊，“文革”期間分配到北京一家飯店當大廚。盡管他表現不錯，積極要求進步，每天下班卻要卑鄙地昧著良心往衣服兜裏偷裝幾把大米。米攢多了，不惜用比糧食貴的多的郵費寄往同樣轟回了農村老家的父母。
我的長篇小說《為了你走遍草原》封麵上、博客上都采用的這張照片。
草原戀的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 現在的設計不過是幾個圖案的拚接。”沒錯，封麵是拚湊的。
倉促中，我求同在草原上插過隊的好友金堯、近大給我傳來些草原的照片，再加上我的“騎馬挎槍走天下”。
事隔幾十年，我不得不再用同樣拙略的手法，用這張妄圖欺世盜名的相片，用一句煽情的歌詞來遮掩書中真實的苦難，來述說“狗崽子”們的風流，來描繪人性的凶殘與慈善。
我試圖用這張照片引起我對青春、初戀、愛情的甜美回憶，它卻似一張寫滿了屈辱、謊言與絕望的名片，帶給我曠日持久的苦痛和對往事不堪回首的悵惘。胡適先生說過：“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唯一辦法是忍受痛苦-----這話也適用於愛國與學理。”多少年後，我們這些過來人才稍稍理解了一點這話的含義。俄國民主派先驅赫爾岑的這句話應該永記:不能像僧侶那樣在禱告與靜思中令精神枯萎，不能讓抽象概念和平凡事務淘盡我們的勇氣與活力。
曾經牽動著無數個家庭的心，使整整一代人遍體鱗傷的知青和知青歲月，或褒或貶，或喜或憂，不論說生不逢時還是青春無悔，一切都將成為過眼煙雲。用幾千萬學生的青春、苦難、血淚甚至生命構成的“知青”一詞，怎能不是對曆史最大的嘲諷。正如我的照片充斥著謊言和欺騙，可那是我的曆史。
2009、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