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念母親

　　　　　　　　　　　　　　　　·黎　京·

今天是１０月１日，是母親的生日，如果老人家還在世，也有８６歲的高齡了。三年前春天的一個清晨，突然接到表姐的電話，告訴我說：五姑不行了，你快回來吧。記得那天是星期六，一般旅行社都是半日上班。太太上午跑去幾家旅行社詢問票價，總算是買到了芬蘭航空公司星期三的航班。這之間還要去領事館辦理簽證。從星期六到轉過來的星期四，這之間的每一天都意味著我將永遠也看不見母親了。內心的焦躁和思念混雜在一起，我隻能用沉默來穩定自己的情緒。星期天，噩耗傳來，母親離開了我們。我終沒來得及見到母親最後一麵。

２００３年３月８日，這天是婦女節。在八寶山菊廳，我們送別了母親。然後把母親葬在了西陵，我的兩個舅舅也在那裏，他們可以相伴而眠了。

今天想起了母親的誕辰，在網上找到了一段簡短的介紹：

黎頻

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劇協北京分會會員。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

在北京人藝的話劇舞台上，扮演過《龍須溝》裏的王大媽，《春暖花開》中的來旺妻，《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其他的人們》中的阿克西尼亞，《三姊妹》中的安菲薩，《茶館》中的王淑芬和龐四奶奶，《紅色宣傳員》中的鎮武妻等諸多人物形象。

母親多年來一直默默無聞的工作在她喜愛的戲劇事業中。由於父親的牽連，無法登上舞台，但她一直忠實於自己的事業，為國家的話劇事業勤奮工作。也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話劇。從當年的電影《龍須溝》到後來的電視劇《小樓風景》，中間曆時了近三十年，母親雖然不能在舞台上表演，但她卻一直沒有放棄與話劇的聯係，從讀劇本到聯係劇作家，組稿、征稿。我知道，母親就是為了話劇的將來而蒼老了，直到退休離開人藝。

其實母親的過去她很少跟我提起，斷續的從親戚那裏也聽說過一些。一直很想把母親寫出來以留下紀念。可惜的是，當年在國內忙於生計，哪裏還顧上聽她嘮家常。後來有了這個念頭後，又身在海外。雖說也曾經去信詢問過，回答隻有寥寥數筆，好似向組織上匯報簡曆，就把我打發了。隻好把道聽途說和在網上胡亂搜索到的信息匯集起來，希望能夠從別人的嘴裏找到一些過去的痕跡。這不，下麵的一段似乎也在她平時的言談中流露過，是我的疏忽，而遺忘了：

天下之大又小，隻能釋為共同的時代命運使然。多少年後，德倫妹即黎頻一日來我妻阮若珊家，瞧了瞧突然說：這兒我來過，當年我跑“交通”，來送過文件。李傳中提到他們常去逛香山，與一對中年夫婦邂逅定交，多年後又偶遇才發現這對夫婦成了我的嶽父母，其家乃我黨秘密電台所在。在這天下之小中我很想提一筆我們的少年夥伴朱邁先（朱自清長子），他可以說是我們之中最成熟、最先進的一個，在全國解放前夕帶動國民黨一個師起義，自己竟亡於“自己人”手。這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一件冤案了，無處可紀可祭，聊附此數語，以誌少年時的夥伴，並寄我們這些幸存者的追思。我們那一代走在前麵的少年先鋒如李德倫，多是把“救亡”放在生命以及視如生命的藝術之前的，並尋找追隨黨領導，這是客主觀均屬必然的。（轉自——黃宗江讀李德倫）李德倫

記得那年我帶女兒回國，正好趕上人藝組織老幹部到北京臥佛寺度假。我也跟著沾了光，雖說因為我回去的突然，已經沒了床位，隻好跟女兒擠在一張單人床上，但是每天能夠跟雙親一起度過，畢竟也是一種幸福的事情。

那天我們去了櫻桃溝，看到那裏新建的學生運動紀念碑。在沿著那道溪水而上的沿途中，母親不斷給我們講述著當年的事情。還告訴我們是在哪裏埋鍋做飯的，我已記不太清具體的位置，好像就在那塊巨大的元寶石的下麵。那裏離開櫻桃溝的源泉很近。也就是在那場學生運動中，決定了母親一生的命運。

我沒法找到當時關於母親的過多資料，在查找親戚們對舅舅的回憶時，發現了一些關於母親的簡單文字，這是九姨李濱的一篇回憶，在新浪上可以找到，題目是《悶棍擊倒李德倫》：

而１２月１６日的遊行則沒有那麽幸運，當天李德倫和兩個姐姐李菊同、李菊坪一起跟著北平三萬多學生和百姓走上街頭。

遊行從白天進行到夜裏，學生們已經堅持了六七個小時。遊行隊伍剛剛進到校場口，街邊的路燈突然全部熄滅，迎麵打過來很多手電筒的光柱，一群保安隊、警察拿著水龍頭、大刀衝進學生隊伍。學生們被突然的一幕驚呆了，隨之四散躲閃，李德倫也在混亂中被打了一悶棍，倒在地上。

“當天夜裏，哥哥一個人跌跌撞撞走進門，兩個姐姐隨後回來，但沒有受傷。”哥哥李德倫一進門，年紀小的幾個弟弟妹妹看見他被撕扯壞的衣服嚇得躲進大人懷裏，他頭上、手上的傷更是讓全家人感到震驚。

李菊同是我的三姨，後來參加革命後改名黎穎。李菊坪是我母親，參加革命後才用了黎頻。

雖然隻是寥寥幾句，我想起母親曾經在一次跟我閑聊時提起過那時的情況。當年她們在學校操場玩，突然從校門外跑進來一個年輕男學生，他被特務打的渾身都是血，一進校門就大聲喊，我們要求抗日，他們不讓，還打我們。母親們看見了，群情激憤就是這樣走上了街頭，參加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運動。也就是上麵九姨寫的那段曆史，我也是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舅舅被悶棍打昏。

下麵是家裏發生的另一件事，也與母親有直接的聯係：

哥哥李德倫生前曾和家人談起姐姐出走那天的情景，姐姐當時在北京大學上課，平時很早離家，１９３７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李德倫朦朧中感到有人走進自己的房間，是姐姐，她帶著不舍看了看“熟睡”的弟弟———李德倫以為姐姐是要去上學，怕耽擱她，便假裝熟睡。就這樣李菊同不辭而別，一去就是幾十年，直到解放後，姐弟才再次相見。

姐姐出走之前家裏正在為婚禮做準備，嫁妝都已備齊，幾個年幼的弟弟妹妹時不時會在一起說笑姐姐當新娘的樣子，而姐姐突然的出走也打碎了家中的一團喜氣，母親整日以淚洗麵。家中一下陷入慌亂。

李菊同離家後選擇了投奔山西省“民訓幹部訓練班”，後來化名黎穎，抗戰爆發後成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幹部，之後一直在太行區黨委堅持抗日工作，解放後留在了山西，“文革”前擔任山西省婦聯主席。

關於三姨的出走，母親也曾多少跟我說過，那時她是跟後來成為我姨父的陳大東一起走的。當時全家隻有我母親一人知道此事，也是在她的協助下才順利出走。

母親好像是１９４２年去的上海，是去找舅舅的。後來結婚生了我姐姐一直在上海。記得那年我跟爸爸去看望柯岩老先生，爸爸見到他後直呼舅舅。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還有這麽一門親戚。從柯岩家離開後，爸爸對我講起那段曆史。當時國民黨鎮壓共產黨和愛國進步人士，柯岩也被列入黑名單。為了躲避抓捕，他來到母親和舅舅住的地方藏起來了，對外稱柯岩為舅舅，以掩人耳目。這就是舅舅的來曆。母親認識很多名人，有些還是一般人高攀不上的。比如王光美和葉群——當年叫葉宜靜，都是母親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文革開始後，母親曾把家裏的老照片找出來給我看過，還指給我看王光美和葉群。後來那些相片在抄家時被搜走了，再也沒還回來，有些事我也是後來才知道。解放初期，王光美和葉群都曾經派人來找過母親，畢竟是同學一場。可是母親都回避了，找了借口而沒去赴約。也為此在文革中避過幾場大難。當然，盡管這樣，還是被造反派詢問過多次。因為沒有事實和現行來往也就不了了之了。

母親這點我還是很敬重的，不去攀附權貴，母親認識的名人確實很多，可是她從來不為自己去爭取什麽，所以直到去世，還是居住在一套５０多平米的小三居。按照她和爸爸的級別，本應該是１４０平方米。

生活中有多少的不盡人意，一般人在年輕時都會有理想和抱負，也會幻想自己將來的事業和成功。母親成功了，但是她的成功是在付出了更多的無謂為代價的。母親早在建國初期就參加了《龍須溝》的演出。在老舍的《茶館》一開始上演時就扮演王掌櫃老婆。如果按照這樣發展下去，在人藝的舞台上少不了母親的身影。爸爸１９５７年離家到興凱湖後，母親也就離開了舞台。我不知道當時母親的心情是怎樣的，也許她深知命運的無情，也是無力抗爭的。離開人藝後，她為了教學工作依舊是廢寢忘食，把那些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我多次到學校去玩，跟那些學生們在一起，還有母親一同到北海公園去劃船，大家不停地說笑著、感到了母親和學生之間並沒有距離，而夾雜在其中的我也好像成為了那些學生中的一員，不過地位有些特殊，經常是坐在某個男學生的肩膀上。也看過那些學生們的匯報演出，清楚得記得那是在演出話劇《魚人之家》。母親教的是導演，是導演係的教師。我想，要不是學校因為全國經濟問題下馬了，她的學生也會導演出很多膾炙人口的優秀劇目。

離開學校母親又回到了北京人藝。也許由於母親看書的博（這點也傳染給了我和姐姐，都是酷愛讀書的。我女兒也被冠以書蟲子的名號，這也許都是從母親那裏遺傳來的），劇院成立了一個文學組，組長組員就一個，全部由母親擔任。主要任務就是看劇本，隻要是投稿到北京人藝的劇本，第一關就是要經過我母親的篩選，然後推薦給導演。至於能不能上演，就由他們來決定了。母親平時的工作還不算繁忙，一旦有新的劇目開始排練，媽媽就開始忙了，從印刷劇本到每天的排練記錄，都由媽媽來負責。除此之外，還要出差到外地觀摩地區匯演，一走就是很長時間，家裏生活全部由我們自己管理。回來還要寫匯報，給劇院提供新劇目。我們很少能夠跟母親在一起。

後來我上中學了，那時每天中午要到首都劇場去吃中午飯。每天半斤糧票，兩毛錢。正在長身體，不僅僅是饞，也是身體缺少適當的營養。我知道家裏放食堂飯票的地方，有一次實在禁不住那些好菜的誘惑，一天下午放學後，家裏沒人，我偷偷打開了抽屜，拿出了一些糧票和餐卷，沒想到就在這時候，平常不在家的母親突然推門進來了。她看見我慌慌張張的樣子，就明白了我在做什麽。可是她當時一句話都沒說，進屋辦自己的事情，然後轉身出去了。要是當時母親把我大罵一場，我可能還好受點，而母親一句話都沒說，直到現在我都有一種負疚感，深深感到對不起母親。當然，那些糧票我又都放回了原處，以後再也沒敢動去人偷的念頭。

爸爸離開家後，一家的生活費用就全都由母親來承擔了。按說母親的工資在當時已經算是很高的了，養活我們姐弟三人不會有問題。可是，那時還有我的後奶奶，和她的兩個跟我爸爸同父異母的弟弟。爸爸去勞改，也需要補充一些生活日用品，這些全靠母親一人來負擔，八口人的吃穿。我小時候家裏日子一直很緊張。

我從小就覺得好像母親身上集合了所有的病，那是小時候的記憶。不過要是細數起來也確實應該算是病魔纏身了。常年的高血壓導致後來的冠心病，年輕時因為查出了風濕性心髒病而沒去成解放區。糧食困難時，肝髒也出現問題。後來是膽道蛔蟲、膽結石。老年後還發現了乳腺癌，幸虧發現及時手術後沒有複發擴散。還有一次被車撞了後腦，也是奇怪，那時發現後腦大麵積淤血，本來醫院要給她手術的。她在家裏練習氣功，後來居然吸收了。這樣過了幾年，還是沒有抗過衰老。那時母親和父親居住在海澱陽台山老年公寓，就在鳩峰山麓，那裏環境宜人，周圍是大片果園。出了老人院就可到鳩峰公園裏散步。周圍還有一些古老的寺廟。那時父親時常攙了母親一起四處尋古，老人院的負責人還允諾等到春暖花開時，派車帶著二老到七王墳去。沒想到，就在桃花剛要露出花蕊，滿山的枯枝蒙上一層青翠的時候，一天，母親對父親說眼睛看不見了。父親要帶她進城看病，母親不去，說：“去了就是再見了。”父親也沒了主意，又過了幾天，看情況越來越不好，父親還是找來了老人院的大夫。大夫一來，立刻通知了院裏的救護車送到了山下的溫泉醫院。一個星期後，母親離開了我們。

母親走了，但母親的一生是成功的。得到了很多喜愛她的觀眾的愛戴。一次她到雙安商場買東西，一下就被那裏的售貨員認了出來，從此也跟他們結下了友誼。我回國陪母親去逛商店，到了那裏看到很多店員都過來跟母親打招呼問好。

文革剛剛結束，人藝上演過幾台保留劇目，母親又重返舞台了。可是時光荏苒，人畢竟是要老的，也需要讓位給年輕人。母親離休了。

離休後的母親曾演過幾部電視連續劇。我記得其中有《帶後院的四合院》、《小墩子》、《小樓風景》、《今生是親人》等。而戲份最重的要數《小樓風景》了。那部電視連續劇裏有著名員朱旭、王馥荔、李明啟、張光北等人，演員陣容強大。在電視台播出後反映很好。

《帶後院的四合院》裏母親扮演了一個專門喜好探聽四鄰隱私的老太太，用母親話的說：一輩子都演的是好老太太，這次是第一次演這類角色。後來我到國外後，曾經把這部連續劇借給朋友看。朋友的老公是比利時人，她就邊看邊翻譯。後來見到他們時，那個洋老公居然說出成串的中國話：“這也是人打的嚏噴。”逗得我大笑。原來這是劇中一句台詞，被母親用純粹的京韻說得惟妙惟肖，有好長一段時間成為他家的經典語言。

《小樓風景》快要開機時，母親到居住在花園路的六姨家玩麻將，夜裏回家，這事也很邪門。當時母親身邊一邊是父親，還有一邊好像是十姨，母親走在中間。不知道是什麽人，把當街的下水道井蓋打開了，黑燈瞎火的正巧走中間的母親掉了進去，把腿給摔斷了。還要上戲，瘸了條腿怎麽辦。幸好母親演的是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基本總是坐著說話，把腿的問題遮掩了。可是在全劇就要結束時，有一場母親伴著《黃河》的樂曲跳舞扭秧歌的鏡頭。沒有人能夠看出來，已七十多歲高齡的母親，居然用一條骨折剛剛痊愈的腿在那裏跳躍。

與母親的告別是在八寶山的菊廳，梅蘭菊竹，母親是菊。

菊和蘭、梅、竹一起以其各自獨具特色的花、姿、色、韻，被稱為花中“四君子”。菊花姿色俱佳，……傲霜淩寒不凋，

母親安詳地躺在靈床上，遺像上方高懸的字幅上寫著：今生是親人。那是她生前參演的最後一部電視劇的名字。很多生前友好前來祭奠。原來我們本不打算通知過多的友人，因為畢竟那生於死的別離是痛苦的。隻是告別，向最親的親人告別。沒有預料的是居然來了很多人，菊廳顯得太小了。沒有悼詞，沒有哀樂，隻有大悲咒的梵音增添著肅穆。大家有序地進入靈堂，跟母親見最後一麵。

很靜，幾乎沒有悲戚地哭聲，大家生怕打擾了熟睡中的母親，讓她老人家安睡吧。一生辛勞的母親需要休息了。我們知道母親不需要眼淚，她希望我們愉快，愉快地度過每一天。

你是一個好人，一看就知道有顆好心。生活得那樣忙忙碌碌，忙碌得那樣認認真真。你是一個好人，一看就知道有顆好心。從沒有什麽過高的奢望，隻相信汗水就是黃金。你是一個好人好人，你是一個好人。好人是這個世界上的魂，願天下的好人，好人有好報，天下的好人都交好運。你是一個好人好人，你是一個好人。好人是這個世界上的根，願天下的好人，好人有好報，天下的好人都交好運。你是一個好人，活著是不是有些艱辛？風雨中播下期望，期望著好夢成真。你是一個好人，活著是不是有些艱辛？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默默地履行做人的責任。你是一個好人好人，你是一個好人。好人是這個世界上的魂，願天下的好人，好人有好報，天下的好人都交好運。你是一個好人好人，你是一個好人。（《小樓風景》主題歌）獻上這首歌，也代母親祝願天下地好人一生平安。

其二

祭奠母親

發表於 2011 年 10 月 02 日由黎京

十月一日，對於我的意義在於，是我母親的誕辰。

母親生於一九二零年的十月一日。很巧，這個日子在我母親出生二十九年後，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我小時候，每逢國慶都是要慶祝的，所以也不太記得到底這個慶祝是為了什麽。

我家並不太在意每個人的生日，也可以說，不過生日。小時候是因為家窮。家窮不過生日是借口，家散了才是真實的原因。到後來，我們也都離開家，用當時都在說的話，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了。有時也慚愧，直到如今還掛著知識青年的名頭，可要說起來，哪裏有什麽知識，充其量就是個青年。

濫竽充數。

我幾乎是跟新國家同齡，我的年齡加一就是新國家的壽辰。那時總想，要是再晚點的話，我就名符其實與新中國同齡了，所以多少會有點缺憾的感覺。有時到了國慶日，老師會出命題作文，年年都要寫的。於是年年都要歌頌祖國前進，可是到底前進了沒有小孩子隻能把大人的宣傳借用過來，寫在自己的作文中。隻要抄得好，五分還是穩拿的。

再往後，不用自己寫什麽，逢時報紙上有現成的，班組會上念一遍社論，也省得大家再寫心得什麽的，全國上下一條心，通過報紙就和諧了。

很快，今年十一又到了。很想母親。她已離開我們近九年了。有時會非常慘然，也是因為思念吧。總是說，時間是治愈心靈傷口的靈藥。我卻從來沒覺得這藥真那麽靈。如果是在心裏的思念，怎麽可能會隨時間而減弱，尤其是自己的母親。

時常感到遺憾的是，對母親的過去知之甚少。小時候，大人不會跟我們講。到懂事時，開始是跑到很遠的地方插隊，沒機會講。後來從草原返回北京，工作、結婚、生子、去國，沒一刻空閑似的，很能給自己找借口。以前也曾寫信問過母親一些家裏的事，隻是寫了很短的幾個字，非常簡約就把一生匯報完了。想想，人的一生也許真就是那麽簡約，真的歸結起來，也並不比旁人輝煌哪裏，可當初卻為何非要轟轟烈烈呢？為何就沒明白，平平安安才是幸福的道理。

其實母親是懂的。

我想是。

按說，母親應該是老革命，資格很老的。但她好像一直並不為此感到光榮，也沒為此而爭取過榮譽。直到退休，要不是後來有離休政策，她可能也就算是個普通演員吧。即便是按照離休政策算，她也隻說自己是1948年參加革命的。那年在上海全家參軍，包括我還沒到周歲的姐姐。

後來發明了離休製度。曾有人找我母親證明，因為那時我母親是“民先”的小小負責人。在“一二九”“一二一六”運動中參加的革命。母親的證明很管用，一下把人家拉進了“三八”幹部的行列。而母親這個證明人，卻隻是個“四八”幹部。母親就是這樣，與世無爭。我一直不解這是為什麽。很多人見了榮譽、名利就奮不顧身。母親卻永遠甘心遠離。是淡薄吧，那些東西要想得到，活的會比別人累。這麽想，感覺母親的一生其實要比很多人瀟灑。

現在的人對“民先”可能知道得不多。早先我隻是知道在北京抗日時期，有這麽個組織，是由彭真領導的。那時民先集中在北京臥佛寺外地櫻桃溝，母親當年也經曆過那段生活。一年我帶女兒回國，全家一起到櫻桃溝，所經一處，母親都會講出當年的一些事。可惜沒有全部記錄下來。隻是依稀記得，在元寶石下，母親告訴我們，在哪裏埋鍋做飯。還在山坡上那幾座紀念塔下留影。

在網上找到一張一二九紀念碑的照片及一段文字，現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