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人民選擇權， 給所有人退路

( 來源 : 中國新聞周刊 2011 年 9 月 12 日 )

迄今為止在利比亞發生的一切，隻是再次證明了一個千古皆然的政治命題：不給人民選擇的權利，就堵死了和平協商的變革路徑，也會堵死包括掌權者在內的整個社會的退路。

對利比亞局勢，中國外交部的表態是：“我們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亞形勢發生的變化，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的選擇。”這個表態的意義，首先是承認利比亞半年多來變局的主體是“人民”，其次是承認這半年來利比亞人民充滿折騰意味的行動，隻是為了行使“選擇的權利”，正當，應予尊重。

此輪政治變革先後波及多個中東國家，何以利比亞受到格外關注。顯然，是因為前述幾國變革急驟而利落，惟有利比亞的變革，是通過內戰這種大規模流血的方式，前後遷延半年之久，才終於得以實現。

利比亞人民為實現選擇權利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受到重創的是整個利比亞社會，包括卡紮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價還將在未來體現，內戰造成的社會裂痕、家國仇恨會怎樣影響利比亞政局走勢，尚屬難言。血與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亞人民爭取自由的決心、勇氣，為他們帶來榮譽，卻不能抹平既成的傷口，消解未來的隱憂。

從這一點上說，突尼斯、埃及等國統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況下，卻避免了兵火之災，不啻是這些國家國民與社會的福分。不必為一個人、一個家族或者一個政治團體的私利，讓全社會付出巨大代價，這是利比亞人民求之未得的。

反觀卡紮菲，曾經有妥協的機會擺在他麵前，但是他沒有珍惜。他隻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對派的血，來讓所有的子民戰栗。等到他想起了妥協的好，時機早已遠去。

當然，卡紮菲的不妥協，一直是以“利比亞人民”的名義而行的。這不是什麽秘密——“人民”一詞從出現的第一天起，就充滿了被挾持、濫用的不良記錄。多少罪惡以“人民”之名行之。今天，我們知道卡紮菲並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實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亞人民的對立麵。但這一點不是在他大勢已去時才能判斷，而是在他威脅屠殺自己的國民那一天，甚至更早——從他剝奪了人民的選擇權那一天起，就與“人民”分道揚鑣了。正是“誰堅持到最後，誰就代表人民”，或者說，“成王敗寇”的心理，使卡紮菲執意不放棄暴力。誰笑到最後誰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邏輯，實質上鼓吹的是一種暴力思維、“槍杆子至上”思維。由此邏輯能得出的惟一結論就是，即便一個政權的統治力量已經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讓人民通過法定的程序行使選擇的權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協、談判、“改革”，這些詞語或承諾即使有，也常常隻是一種欺騙策略。從不再尊重乃至剝奪人民的選擇權那一天，卡紮菲就沒有為人民留下退路，也沒有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後洪水滔滔”。

卡紮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時，流了更多的血，利比亞這個國家留下了更加難以痊愈的傷口。不願正視人民的存在，不讓人民表達自己的訴求，不準人民行使選擇的權利，最後收獲的，卻是最激烈、最極端、最血腥的變革形式。此時，這當年的革命者，還能談什麽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

廣而言之，每一種社會形態改變、利益與權力的重新分配，都是變革。但由於對待人民選擇權態度不同，結局會有天壤之別：可能是和風細雨的漸進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萬人頭落地”的恐怖圖景。從另一麵講，“革命未能成功”，同樣會有“千萬人頭落地”的可能。這種惡例更多。

文明社會的核心指標，不是掌權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權者如何下台。麵臨保住個人、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誘惑，麵臨將權力把持千秋萬代的誘惑，不惜以謊言和偽造的民意來增強自己的合法性，最終，卻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選擇玉石俱焚的極端手段。出現這種局麵，可能有民眾不懂得、不善於通過和平手段表達訴求的因素，但在威權社會的現實背景下，首先必定歸咎於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曆史擔當的掌權者。

幾乎每天都會有大大小小的掌權者離開權力中心。他們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是否承認人民選擇的權利並確實臣服於它。“當我離開克裏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說這句話的人叫戈爾巴喬夫。 20 年前，他放棄了權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後人評說，但我們至少需要承認一點：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那些轉型國家，盡管經曆了巨變與折騰，但幾乎沒有流血 ; 而長期“穩定” ( 實則停滯 ) 的利比亞，如今卻麵臨著可怕的社會裂痕。

卡紮菲的錯誤，是一種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除非逐步但堅決地給人民選擇的權利，否則，全社會退無可退的可怕圖景，終會是每個轉型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