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吳之翰： 名利思想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博客中看到毛囡兄的同濟大學教授花名冊，隨便找了找一位二級教授，無意中發現這麽一篇思想改造的文章， 挺有意思的， 貼到這兒，供大家欣賞。轉載者

 

大同大學土木係教授　吳之翰

當我小學畢業，選擇升學方向的時候，我的級任教師曾勸我投考工業學校，而不主張我升入師範學校，其理由是：“終身為小學教員，沒有出息。”從此在我的思想上，有了“有出息”的觀念。當時隻知道像小學教員這樣，和小孩子們“廝混”，待遇低生活苦，在社會上沒有地位，被人家瞧不起；要是學會了一種工程技術，將來做大官賺大錢，那就完全不同了。

於是，抱著這樣的思想考取了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的土木科，一直讀到畢業。我當時家庭情況困難，無力升入大學，曾在滬太長途汽車公司充當過低級技術員。但我以為該公司規模甚小，毫無名氣，又設在寶山縣城內，和僻處在鄉下一樣，加以收入微薄，生活又苦，這樣幹下去，和我起初要學工程技術的想像太遠了。因此做不到兩個月，便決心辭去。其時適同濟大學招收免費生，我去投考而錄取，非常高興。幻想將來大學畢業，必能高官厚祿，再不至於像在滬太公司般“可憐”了。

同濟畢業之後，考取了偽上海市工務局，以技佐名義派在第一處工作。當時的局長和處長都是同濟校友（都是德國留學生），我易於有機會和他們接近。我看到他們出入汽車，生活舒服，尤其局長的場麵闊綽，使我羨慕。因此我便感覺到不留學不能出人頭地，而且要“取法乎上”，向局長看齊。他是博士，能領導一個單位，獨當一麵，威風凜凜；他的待遇，是全工務局最高的，他的享受也超出一般同人之上。

此後不久，我便向親友借了一些錢，作為川資，前往德國。最初想先在德國工作，積蓄些錢再進學校。可是僅做了半年多工作之後，各廠因緊縮而裁員，便無法再找機會，而不得不勉強進了學校。後來，靠國內外的資助，才畢了業，考了博士。

回國後，在機關裏服務不到一年，使我體驗到我雖是有博士頭銜的留學生，但是我既無裙帶關係，又無政治關係，決不可能飛黃騰達。因此不得不改變方針，向所謂“清高”方麵謀取地位，而以大學教授為對象。同時想像將來會桃李滿天下，真可以名揚四海。再能寫幾本書，那便可更垂之永久。除拿每月固定的薪水之外，還可以拿稿費版稅。收入不會少，享受也不會差。

其實適同濟缺少教授，經人推薦，欣然接受。同時我想到在教書工作上要有出息，必須要做成名教授；要做成名教授，必須要有威信；要有威信，必須要把書教好；要把書教好，必須要把全部時間用在業務上。所以在進大學教書之後，完全采取“超政治”態度，甚至於盡可能避免擔任行政工作，唯恐損失了我的時間。和同學們接觸亦僅限於課程方麵，從不談政治思想問題。就是在解放之後，我仍然不主動地去參加他們的課外活動。

因為有成為名教授的思想，所以在講堂上表現出自高自大，在上課的時候聽到有人隨意講話，或是在考試時候見到有人作弊，便認為是輕視了我而有損我個人的“尊嚴”。我每怒不可遏，當場申斥。但從不去探尋客觀原因，而加以諄諄勸告。在訂教學提綱時候，務求表麵上完美，以示內容豐富，而不問是否能完全照做。提綱寫得籠統，隻寫章目而不寫細節，以期便於伸縮，總之是把它形式化而敷衍塞責。在學期做總結的時候，遇到教學提綱未能全部實行，則不就主觀努力的方麵檢查，而強調同學的程度不齊，致不能按照預定的進度講授，或是推諉到臨時性的停課太多，致無法彌補。在選教材的時候，每忽視客觀的需要，而喜歡在德文參考書中選一些中文和英文書中所不常見的資料，來自顯淵博。到考試的時候，遇到成績較差的同學，除在批分數時加以鄙視外，從不想到再給予特別的指導和幫助。我覺得拿薪水隻為上課，課外工作是額外負擔。偶而做一些輔導工作，便以為特別賣了力，覺得這對於我的時間上已是吃了虧。

我的教學態度，一般說來，是過於嚴厲的，而在大同以兼授的德文課為尤甚。由於自高自大，不容許學生不重視我的課。德文為第二外國語，易於被學生忽視，所以一開始便嚴厲而愈演愈劇。我以往在同濟補習德文時，有一位教師非常嚴厲，我不加以批判地摹仿他。因此有些同學們怕上德文課，也有些把時間化在德文自修上太多，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課程。這都是不合理的現象，而妨礙了同學們的學業。同學們曾向我提過意見，而我不深自檢討，貿然將嚴厲改為幽默。例如曾有一位同學把德文讀成英文的音，按以往的作風，我必然會當場申斥，而這次我說：“你的‘美國之音’可以改去了。”這種不真誠的態度，同學們當然不能接受。我現在認識了：發脾氣和玩弄幽默，是同樣地不正當的。教師授課應對人民負責，所以應該誠懇地耐心地幫助同學們鼓勵同學們，使他們能堅定信心加強勇氣，在感覺興趣的氣氛中求進步。

教書原可寫書，我早有此想。但是又想要“不寫則已，一寫驚人”。既無驚人的可寫，也就不寫了。後來觀念改變，開始寫了，覺得年事日增，精力日衰，教課工作漸不適宜，想寫幾本書，以維持將來的生活。故其目的不在“驚人”而在“銷路”。

綜合上麵的情形來看，可以見出我的讀書、教書和寫書，都是由個人主義出發。讀書是為了向上爬，因此隻重視分數和學位，甚至為了滿足我讀書時代生活上的欲望，寧願接受國內反動機關（如當時的工務局和鐵路局等）的資助，替他們做些報告，點綴門麵。更進一步，不惜接受國外資助（如德國的洪寶助學金委員會），把交通經濟方麵的重要情況供給他們，以充實他們處心積慮的侵略計劃。這完全站在敵人的立場而謀個人的名利。教書是為了成名，因此隻求能盜虛聲，而為反動派服務，替他們培養工作幹部。到了解放後，還保持著老作風來應付教學工作。一方麵不肯主動地領導同學建立勞動紀律和整體觀念。例如在動員治淮時，我就未能盡量發揮我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麵不肯多用功夫去改進教學內容和方法，使同學們獲得切實的知識，每使畢業同學或在專業實習期內服務的同學，遇到解決現實問題感覺困難。這兩方麵，都使同學們的學業和祖國建設蒙受不可補償的損失。寫書為了維持生活，因此隻求能多拿稿費或版稅，著眼於銷路，或隻求速成，而不惜粗製濫造。書本裏的錯誤是最能貽誤青年讀者的。

人民教師對於祖國前途的影響很大。所以必須先把個人主義的名利思想加以批判，痛改前非，方能負起教育下一代青年的責任，為了培養建設祖國的幹部而努力。

（原載1952年9月3日上海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