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1966年底，風起雲湧，各路神仙齊上陣，上海市委被搞得焦頭爛額，底下的老百姓趁機圖謀一點自己的福利。
借用造反的名義，首先跳出來的是那些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這些人的工作，實際遊離於體製外，收入福利很不如正式工，此刻，披上造反的大旗，把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體製，栽到劉少奇鄧小平的頭上，成立了紅色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並且串聯了其他省份的類似工人，成立了全國性的紅色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把中央嚇了一跳，於是堅決取締了這個組織， 再三重申絕不能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
同時，對文革前的工資福利勞保等等不滿的基層人員， 肯定都是紅五類，借個由來逼各級領導同意這個補發那個經濟項目的事情，反正一律賴到了劉少奇鄧小平頭上，到底各級領導是真是為了自己不要受罪，還是革命群眾逼得太凶，好像真的是發放過一些鈔票或實物。
上海的住房一直是最要命的項目。
1949年陳毅當上海的政時，立誓為上海的中下層老百姓謀福利，不要求老百姓唱呼呀嗨喲，五十年代初修建了相當簡易的工人新村，即二萬戶工程，不管咋說， 那是實實在在解決了很多住房條件特別差的工人家庭的住房，我有很多同學就是住在二萬戶工程之一的日暉一村，最開始隻有老工人（還是技術工人），特別是勞動模範，才有資格搬進去， 如今很多人不太像承認自己是在這種工人新村出生或長大的， 覺得坍招式，其實不必。
這一批人搬進去後， 讓廣大市民看到了希望，緊接著在很多地方排著隊修建工人新村，比如就是日暉一村附近，三五年之內， 日暉二三四五六七村，江南一村二村修建起來了，江南造船廠的領導向搬進日暉一村的職工承許，很快我們就會繼續修建更多更好的工人新村，你們不會在日暉一村住太久的，大家夥眼巴巴地盼望著。
殊不知情況是在不斷的變化，沒幾年後，一會兒自然災害了， 一會兒蘇修逼債了，工人新村的建設明顯地延緩甚至中間還停過一小段時候。
五十年代初期的小夥子小屁孩，肚子再吃不飽，也是會長大的呀，而且早期分房的中青年工人還在繼續生孩子，二十四平方米起初的六口人，由於又添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人均麵積四變成了三，雖說上海從來沒人計較青春期異性子女能不能住一間房當回事，太擠總還是不方便的。
分房初期的學徒工，自然是沒有資格分房的，到了六十年代，總該結婚生孩子了吧，總體住房的越來越緊張， 讓他們想要分到一間哪怕八平方，也成了難度很大的事情了。
這就是搶房的社會基礎。
房管部門，不是他們心狠， 他們厲害也生不出房子來啊，於是也借此東風， 無論是在走資派的領導下（這兒打個重點劃線）還是不久之後的造反派領導下，動起那些原先住房比較寬敞人家的腦筋，，注意中間那個劃線黑體字節點。
一般來說， 上海文革前的政策執行不極端，所以成分不好不太好高知資本家等的住房， 從統計上來說比普通工人特別是沒有技術的輔助工大些，因此在那個劃線黑體字節點前，動這些人的房子，不容易引起對立，一個資本家，叫他搬進汽車間，讓勞動人民住進你家打蠟地板臥房，哪能， 儂敢老卵伐！
過了那個劃線黑體字節點之後，節點之前的一些官兒成了真的走資派，那麽動一動你家住房吧。
這一種， 至少還是打著組織上實施的公搶。
還有一種就是自說自話真的搶，比如我家附近江南造船廠在文革前開始湊了一些錢， 在原先花園般的江南新村內見縫插針地修建了幾棟五層樓的65型無抽水馬桶的房子，刮經濟主義妖風前完工不久，空著等分配呢， 造反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那陣，各級領導疲於奔命，相當一部分正在被掛牌子遊街批鬥， 行政處房管科的人，也不敢自說自話將房子分給王二麻子瘌痢頭吧。
就有一些剛結婚的愣頭青，強行把門砸開裝上自己的鎖， 搬了進去，這就是私搶，不過房子的事在上海最大，很快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其實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短命幾天而已， 很快改名成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站住了腳跟， 在刹住經濟主義妖風的同時，一個通告發出來，私搶者趕緊自己搬出來， 否則我們就要采取革命行動！！！ 三個驚歎號。
那時的革命行動是真的很革命的， 效仿的是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雖然他們還是要吃飯的）為準則，膽敢不搬， 叫你嚐嚐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鐵拳！
很快， 那幾個赤佬搬出去了，其中一個老阿哥，隻好再回到爹娘家裏房間中間拉塊布簾子，在那兒生兒育女，一家人親親密密地吵吵鬧鬧到改革開放後的九十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