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妻子回憶中的王孝和：臨刑前，他在獄中寫下五十多封家書

圖片copy不出來， 很遺憾。

忻家大姐的話，倒是蠻實在的，同時也對那個期間的社會有些真實的描述，不是教材式的， 不過請大家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讀。--轉載者

 

本文由忻玉英口述、昂俞暄整理）

1949年5月27日，紅旗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22年後再次並永遠地在上海灘飄揚。上海市迎來了解放。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無數英勇的共產黨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用自己的青春和熱血，實踐著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錚錚誓言。

王孝和就是其中一位“拋頭顱、灑熱血”的共產黨人。王孝和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年後進入楊樹浦發電廠控製室當抄表員，並一直從事上電係統裏黨的秘密工作。1948年，王孝和遭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後堅貞不屈，生命定格在24歲。

王孝和犧牲時，身懷六甲的妻子忻玉英年僅21歲。2014年，時年86歲高齡的忻玉英（忻老於2015年離世，享年87歲）在上海家中接受了《檔案春秋》的口述專訪，從一位妻子的視角追憶了王孝和的英勇事跡和生活點滴。值此清明節到來之際，謹以此文重溫紅色記憶，緬懷革命先烈。

王孝和赴刑場照片

本文原載於《檔案春秋》2014年第10期，曾收入上海市檔案館製作的《曆史朗讀者：70年上海傳奇故事》有聲專輯。

訂了娃娃親

1946年，我與王孝和結婚，我們隻拍過一張結婚照，照片上他穿的那件衣服是向鄰居借來的。

我們怎麽會認識的呢？我和她媽媽都是寧波東鄉人。他媽媽家與我媽媽家是隔堵牆的鄰居。我7歲時，他的媽媽和外婆都看中了我，為我和王孝和訂了婚，那時他才11歲。訂婚的時候，我們兩個人都不知道。鄉下結婚都是父母做主，不像現在可以自由戀愛。當時大人講好，最遲我16歲，他20歲時就要辦婚事。

王孝和

那時是封建社會，女孩子一般都不會送到學校讀書，更何況我們鄉下，我也從沒讀過書。他在上海，我一直在寧波鄉下。按鄉下的常規，訂了婚的女兒到了15歲，男方就要送聘禮，16歲正式結婚。一直到我18歲那年，既沒有收到聘禮，也沒有他的消息，雙方大人都很著急。

後來才知道，孝和在上海聽人說我在鄉下既信佛又嗜賭。他曾寫了封給我的信讓他表妹轉交（因我不識字），信的意思是，個人的終身大事不能是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盤菜，你不喜歡吃而要硬吃下去也會吐出來的。他的表妹接到信後卻沒有轉告我。舊社會，姑娘訂婚後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彩的，鄰居會認為姑娘一定是有什麽不檢點的地方，在背後是會有許多閑言閑語的。

忻玉英在王孝和墓前（上海市檔案館藏）

雙方家長不同意解除婚約，我媽媽就陪我到上海來找他。我這是第一次到上海，暫住在我姑媽家。他的家在漢口路雲南路，我姑媽家在“大世界”對麵的一個弄堂裏。我媽媽先將他媽媽請到姑媽家，要她說明原因，為什麽變卦了?兒子的事情做母親的也難知道，更難作主。最後商量好第二天讓他與我直接碰麵。

此時他已在楊樹浦發電廠工作，那幾天是做中班。第二天上午，他睡在床上，遲遲不肯起來。他的阿姨將他從床上叫起來，硬要他來找，他出於無奈，讓大的弟弟妙富陪同到我姑媽家。他們到姑媽家（姑媽家在二樓）後，他自己不上去，讓弟弟上去告訴，說他哥哥已經來了，在門口，要我下去。我媽媽很生氣，好大的架子！到了門口也不上來，還要我們下去！

楊樹浦發電廠

媽媽陪著我到樓下，我也是第一次見到他成人後的摸樣，看他穿著一件土黃色燈芯絨茄克衫，顯得很精神，而我全是一副鄉下姑娘打扮。他準備帶我出去走走，我媽媽對他說，我不認識上海的路，要他送我回來時還是送到這裏。

隨後他帶著我從大世界走到跑馬廳（現在的人民公園），一路上，他問了我許多問題，問我信不信佛，平時喜歡什麽，鄉下的局勢怎麽樣等等。我說，我不信佛，在鄉下就一直幫母親織布，國民黨很壞等等。那一天我們談得很投機，不知不覺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他帶著我到遠東飯店吃了一頓中飯。

那一頓飯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們一共點了4個菜，其中一個是蹄髈，蹄髈上還蓋了一些草頭。因第一次在一起吃飯，大家都有些拘束，那個蹄髈一動也沒有動，至今我還會經常想起那次的約會。下午，他要去上班了，他將我送到姑媽家，還偏要送到樓上，並且將姑媽家的傳呼電話號碼記下來。

王孝和

第二天他就打電話約我和媽媽出去吃飯，以後的幾天，幾乎天天打電話找我。我因是鄉下姑娘，不會使用電話，他就一定要我聽，還說聽聽就會聽的。姑媽家人多，房子小，我們住著很不方便，準備回鄉下去了。他就讓我住到他們家，但他們家的房子更小。

看來他對我還是滿意的，但他還得要征求組織的意見。領導他的人名叫沈鴻春。有一次約會，沈鴻春就在馬路對麵看我，他看了後說，鄉下姑娘好，樸實、單純，對我們開展工作有好處，不識字更有利於我們的工作。結婚後，可以培養我協助他們搞地下工作，讓我們家成為地下組織的一個聯絡站。這些都是我在他犧牲之後才知道的。

工資分四股

孝和住的房子是在漢口路（當時稱三馬路）一個隻有五六個平方米大的房間。這個房間的周圍都是煤球爐子，房間裏睡了人，其他人就不能再活動了。床是用幾塊鋪板拚起來的，床尾還鋸了一段，因要放一個馬桶。

當時家裏有他媽媽，爸爸，還有兩個弟弟，雖然他爸爸在船上工作，不每天回家，一個弟弟在外麵學生意，也不天天回家的，但日常生活中三個人在這麽個房子裏居住也夠擠的。到了晚上，床上睡不下，就睡在地上，地上也沒有多大的地方，有空的地方就睡，甚至鑽到床底下睡。

王孝和寫給父母的信（上海市檔案館藏）

我們準備結婚了。考慮到工作的方便，家裏又增加了一口人，他準備在外麵租房結婚。帶有嚴重封建思想的孝和母親覺得兒子是娶媳婦，應該住在自己家裏，盡管房子很小也要擠在一起過日子。他媽媽覺得家裏地方是小，但再搭一塊鋪板，擠擠也能湊合的。他不同意，執意要在外麵租房。他媽媽見兒子不聽她的話，很不開心，既然你在外租房子，家裏什麽東西都不讓帶走，包括孝和自己的換洗衣服和生活用品。

結婚之後，他去婆婆那裏拿以前穿的衣服，婆婆不肯給，說要留給他的兩個弟弟。王孝和是大兒子，也是個孝子，結婚後，我沒有工作，每月的生活費全靠他，我們將他的工資分成四份，一份還債；一份給他媽媽；一份日常開銷；還有一份陸續添置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記得在我們結婚的第一個月，因孝和有事沒按時將生活費送去，她母親就在發工資的第二天到廠門口鬧，說兒子有了媳婦忘了娘，對他的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他很生氣。但從此後再有什麽事情，發工資那天婆婆的錢是一定準時送到的。

有時候外麵罷工，他定期捐錢，他是一心一意為工人階級的。

楊樹浦發電廠前的王孝和烈士塑像（圖源：澎湃新聞）

那時候我們隻有一個房間，開始連飯桌都沒有，後來還是楊樹浦發電廠幾個同事湊錢，買了一張八仙桌，四把椅子（現存於提籃橋監獄陳列室）送給我們。結婚以後，總有一批批人到我們家裏來，而且都是夜裏來。家裏有一張桌子，他們就弄一副麻將牌擺著，看上去是在搓麻將。

我當時還不懂，想窮人家，你怎麽還搓麻將。他就說：“我們不玩，你到外麵去，如果有陌生人來了，你就敲三下門。”我問：搓麻將為什麽還這麽偷偷摸摸的？他說：你出去看著，防止有人來抓賭。我就搬著小凳子出去在樓下的門口坐著，有時候進去上廁所，看到他們根本不在搓麻將。孝和就說：“我們等下就好。”

實際上，他們是在開會。開完會以後有材料，第二天讓我送出去。怎麽送，送給什麽人，我也不能問。那時候，隆昌路申家灘一帶是有山有墳地的。他告訴我在什麽地方，看到有人拿著鋤頭鋤地的就把東西給他。

有時候，是一個人咳嗽吐口痰，就把東西塞給這個人；有時候有個人摸出一塊手絹，擦擦鼻子，就把東西給這個人。接頭的人各種各樣，我都認識但叫不上名字。還有一些材料，藏在我們陽台上的一個洞裏，洞口放了爛泥巴和磚頭。要用了，就把洞再挖開來。前幾年我去看，陽台上的洞還在的。

王孝和寫給父母的信（上海市檔案館藏）

那時候家裏弄點醬油湯、炒青菜，人的精神蠻好，也蠻開心的。孝和在家裏待的時間比較少，常常在外麵工作、開會。他在家裏，經常想事情，看書，寫東西。有時寫好以後，就讓我到陽台上放好。雖然我們在一起沒出去玩，也沒看過一場電影，但是兩個人感情很好。他教我寫自己的名字、門牌號，還不時跟我說說英文，Byebye、Hello都掛在嘴邊。

有時，他自己也開玩笑說：“怎麽回事，我吃中國飯，放外國屁。”他不僅英文很好，還會說日語。他在楊樹浦發電廠控製室工作，控製室相當於發電廠的頭腦，裏麵有各種儀表。在控製室工作的大多是外國人，隻有幾個中國人，都是說英文的。控製室工資高一點，才能分四股開支，否則我們飯都沒得吃了。

孝和也常做我的思想工作，跟我說：你在鄉下多少苦，我們窮人要團結起來就有力量了。這就等於一根筷子一拗就斷了，單打獨鬥是沒用的，國民黨就要壓迫你。但團結起來，一束筷子就拗不斷了。那時，樓下鄰居都在問我說：“你們王先生是共產黨員哦，怎麽進進出出那麽多人。”我就回答：“不是的，都是朋友、同學。”確實，我那時也不知道他幹什麽，隻知道他是好人，不會幹壞事的。王孝和看到我維護他也很開心，總說：“你協助我工作，幫了我大忙。”

他一直跟我說：“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對不起你。”我說，隻要有口飯吃就可以了。生活苦一點，等債還掉就會好起來。但誰知道債剛剛還掉，生了個小孩，家裏剛去訂做了被箱，他就被捕了。

法庭上的王孝和

黎明前的黑暗

我們結婚後，他說不要生孩子，以後我才理解他是擔心他萬一被捕我會受苦。我不同意，因為鄉下公婆要說，女人家怎麽可以不生小孩？於是，我們就有了第一個女兒佩琴。

忻玉英和兩個女兒

王孝和被捕前，國民黨駐廠特務萬一來過我們家很多次。他來勸說孝和：“你為什麽要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都是窮人，你幹嘛要這麽苦呢？你到我們這裏來，毛森，我們的頭頭很看重你的。”萬一還對我說：“嫂嫂你做做他工作，你為什麽要在這種地方，生煤球爐子？我們頭頭房子已經給你們弄好了，可以燒煤氣，幹嘛要這麽苦呢？”

我問孝和：“我看不懂了，我們鄉下的國民黨橫行霸道，抓人搶東西，上海的國民黨怎麽那麽好呢？還讓我們去住洋房，叫我不要用煤球爐了。他們到底搞什麽？”孝和告訴我：“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是想利用我。”

1948年4月19日夜裏，萬一到我們家裏來發出最後警告：“孝和你當心。已經要動手了。”孝和理直氣壯地說：“動什麽手，我做什麽了？我就是為楊樹浦發電廠工人謀一點福利。”萬一說：“孝和兄，你這個人相當好，但是我和你黨派不同，我是國民黨，你是共產黨。”萬一告訴孝和說：“你已經走不開了，明天去自首還能有一條命。”還說很同情我們。

王孝和的兩個女兒佩琴、佩民在1950年代的合影（上海市檔案館藏）

我把萬一送走以後，看到外麵有很多人。我就跟孝和說：“外麵便衣警察有很多，前麵後麵都有。”孝和也知道國民黨要動手了。那天夜裏，他把家裏寫了字的東西，對共產黨不利的東西，要燒的就燒掉，要藏的東西就藏在陽台上的洞裏，泥巴挖開來，藏進去。

收拾好已經半夜了，他讓我把燒剩下的灰出去倒掉。我出去倒灰的時候，外麵還有很多人，我知道真的要抓孝和了。我求他快點走啊，但他一直沒接到組織讓他撤離的通知，堅決不走，還一直對我說要讓我受苦了，我們倆抱在一起哭。

那時候他還不知道我肚子裏有了第二個孩子。他說：“你奶水足，我抓進去以後你可以去做奶媽；小孩可以交給我媽媽去養。生活困難，家裏凡是有的東西，五鬥櫥、衣櫃都可以賣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來，都會把這些東西買回給你。但是平常我讓你做的事情、認識的人，絕對不可以講出來。”

他講了很多話，交代我應該怎麽做。他說我從鄉下來，人思想單純，年紀又輕，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騙上當。他如果出不來，我年紀輕，要另找忠實可靠的對象，隻要把我們的女兒佩琴養大。

其實，他不知道，我懷上第二個孩子了。王孝和抓進去之前，我就開始嘔吐反應了。他還說：“你怎麽會吐呢，等我空了陪你去看看醫生。”我說看什麽醫生，吐吐終歸會好的。哪裏知道是有喜了。我們結婚隻有一年九個月，他就被抓進去了。這第二個女兒是他犧牲以後才生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市民在王孝和墓前獻花悼念

“隻能喊冤枉”

1948年4月21日，孝和被抓去威海衛路國民黨警備大隊。與平時早上去上班一樣，他從樓梯上走下去，我們十個月大的女兒就站在床鋪邊上扶著走，腳還不時地蹬蹬地，臨別時孝和還跟她說Byebye。

王孝和坐了5個多月的牢，在監獄裏寫了五十幾封信給我，他一直說對不起我，讓我為了他吃苦。他被關進去以後，地下黨一直沒有跟我斷過聯係，組織上的一些東西也是我從監獄遞出來送進去的。

王孝和寫給妻子的信（上海市檔案館藏）

有一天，國民黨把我叫到楊樹浦發電廠裏去，凡是他們懷疑的對象都被叫進來開會。萬一對我說，你看這裏有誰認識的，我將孝和每月的工資交給他，讓他帶給你。我看了一下，在座的有很多人雖然叫不出名字但他們經常來我家，我是認識的。

但我想起孝和被捕前叮囑我的話。我把頭抬起來說：“認來認去，就認識你萬一。你經常到我們家裏來。別的人我都不認識。”後來上海工人文化宮有一位李姓領導，他說：“我們幾個人的性命，都在忻玉英嘴裏。她雖說是一個鄉下人，當時萬一讓她認人的時候，我們很多人她都認識的，但她一個都不說。”

王孝和被捕以後，國民黨到處抓人，地下黨很難開展工作。黨組織派人悄悄帶話給我，讓我去救孝和，當時我也管不了許多，就到處去告去鬧。國民黨警備司令部把我叫去，問我認得什麽人，是什麽人教我這麽做的。我說：“沒有人教我，我這麽做是因為我要給王孝和洗冤，他是個好人。你們不講道理，亂抓人。”

王孝和寫給妻子的信（上海市檔案館藏）

我在國民黨政府門口，在大光明電影院門口鬧，在楊樹浦發電廠門口鬧了三天。9月27日前，報紙刊登特刑庭準備對王孝和執行死刑的消息，監獄門口也貼著執行槍決的告示。我馬上抱著孩子，挺著肚子，帶著婆婆到監獄門口去鬧。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造成監獄門口交通阻塞。

提籃橋監獄的警衛用寬皮帶抽我，新聞記者就上來圍著拍，圍觀群眾也憤怒起來了：“你們打她幹什麽，她那麽大肚子，還抱著小孩，她又沒有犯罪！”很多人自發趕來，抗議國民黨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執行。解放後才知道，我是起到了地下黨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威海衛路147號國民黨警備大隊，王孝和遭受酷刑：“磨排骨”、坐老虎凳……“磨排骨”就是拿一根粗糙的木棍，從肋骨上用力往下壓、摩擦下去，血都會滲出來。他被捕19天後，家屬獲準去監獄裏探視。他戴著腳鐐手銬，一步一步拖著走出來，本來很神氣的一個人，竟然變樣不認得了。

我看到他，就一下子哭出來了。可是他反而安慰我說：“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體。”我把他的衣服換出來的時候，他的白襯衫上都是滲出的血跡。後來他的獄友告訴我，他在監獄裏堅強得不得了，很痛的時候就緊緊捏牢拳頭，咬咬牙。

他就這麽能吃苦，沒出賣一個人。孝和犧牲前，組織上讓他不要喊共產黨萬歲，隻能喊冤枉，因為當時國民黨就希望王孝和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所以他到死都沒有喊共產黨萬歲。

劊子手在顫抖

9月30日，國民黨對孝和進行秘密執行。執行任務的劊子手說自己這雙手不知道打死過多少人，但就是槍殺王孝和下不去手。為什麽呢？劊子手說：“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講的道理感動我，我下不了手，卻讓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槍，沒打準，我的手在顫抖。”

解放後，這個劊子手也被抓起來，當時，《大公報》記者記錄下了王孝和最後的鬥爭情形。特刑庭判決王孝和死刑，問他有什麽話要說。他說：“你們既沒取證，我又沒有律師出庭，你們這是暗殺。”他們無言以對。孝和還用英文向外國記者揭露國民黨的行徑。他當眾解開襯衣，露出身上血跡斑斑的傷痕，揭露國民黨酷刑逼供。他還說：“天就要亮了，我王孝和一個人倒下去，會有千百萬個人站起來。”

庭長氣急敗壞地大叫：“不許多說，現在已經判決，立即執行。”24歲的王孝和犧牲了。給他做了三七後的兩天，我因來不及去醫院，就在我家隔壁的一個保健站生下了我們的二女兒。兩個女兒的名字都是王孝和取的。他在遺囑裏麵寫著，未來的孩子就叫佩民。他說：“阿英，你隻要告訴孩子，不要忘記他們的爸爸是被什麽人殺害的，我就感激你了。”

王孝和在國民黨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外（上海市檔案館藏）

現在，共產黨給我享受離休待遇，日子很好過了。我時常和二女兒佩民說：“解放了，媽享受到共產黨的優厚待遇，但是你爸爸是最苦的，一點沒享受過。”

王孝和犧牲後，家裏沒有錢開銷了。我就住到婆婆那裏去，日子也不好過。一開始，會有地下黨來，塞一點鈔票給我。威海衛路警備大隊的大隊長（也是地下黨黨員），他以國民黨軍官的身份來看我。我嚇壞了，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結果倒沒什麽。新中國成立後，他對我說，他當時心裏在暗自傷心，沒辦法，不能哭出來，也不能給我錢。

忻玉英和大女兒佩琴（後）、二女兒佩民（前）在王孝和墓前

新中國成立後，黨組織送我去夜校讀書。1952年我去正規學校學習，在上海電力專科學校，脫產讀了四年中專。楊樹浦發電廠也幫我解決了工作。組織上給我在小南門分配了房子，是兩間廂房的石庫門房子。我搬到那裏以後，還是常想起孝和，每次都哭。

我後來的老伴陸祖蘭當時住在我樓上。他看樓下這個女同誌哭得這麽傷心，還帶著兩個小孩。陸祖蘭也知道王孝和的事情，很同情我。後來就這樣認識了。他當時還是小青年，未婚，比我小三歲。他不顧家人反對，和我結婚了。

到如今，一個甲子過去了，大女兒王佩琴音樂學院附中畢業後在上海芭蕾舞團拉小提琴，現移居澳大利亞。我們的小女兒王佩民退休前從事地方誌工作。現在，祖國繁榮昌盛，普通人的日子越過越好，我為身處盛世而欣慰。

新媒體編輯：方亞琪、梨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