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人誰說不能作為“叛徒”？？ ZT

地下黨在文革中的遭遇比軍隊來的倒黴些，軍人比較簡單， 就是上戰場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可地下黨不一樣呀， 身處對方地盤， 不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大喊大叫， 那會找死的，尤其是搞情報的， 還得夥同敵方機要人員一起罵GCD， 別人才有可能讓你接觸到情報吧， 您還能開口就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可事後搞起運動來， “你， GRD， NND， TMD， 和敵人一起罵過GCD！”！！！不是內奸是什麽？！

一不小心被敵人逮進去了， 就算是李玉和， 也得想辦法和鳩山糊弄一番不是？ 隨便說一句， 按文革中的定叛徒條例， 李玉和也可以算成叛徒， 因為他承認了自己是共產黨員， 那段唱詞作證：“ 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

文革期間， 有個油印的江青同誌對小說《紅岩》的講話， 記得有一句， “這部小說是叛徒寫叛徒”。

倒黴呀， 地下黨。

--轉載者

 

地下黨為何成了叛徒集團

林啟山 發布於： 2007-05-18 11:29

地下黨為何成了叛徒集團？

——張必烈回憶原金稱市地下黨支部的悲慘遭遇


原中共金秤市地下黨支部,是早在抗日戰爭前夕,在“塘田戰時講學院”被國民黨反動派武裝解散之後,以講學班學生黨員為基礎,辦了一次黨員訓練班,由馬列主義曆史學家呂振羽同誌（呂係當地人），於1939年在金秤市油塘村建立的。直屬省工委領導。當時有黨員11人,由呂振羽同誌的夫人江明任支部書記。江隨呂北上後,由呂一平接任支書。呂一平去了解放區,李樹榮接任支書。李被國民黨反動派逼走後,由呂楚成接任支書,李毅卿任組織委員,彭義方任宣傳委員。他們堅持在本地工作,以金稱市中心完小為陣地,宣傳馬列主義,舉辦短期培訓班,積極發展黨的組織,擴大黨的隊伍,一邊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一邊為上山打遊擊做準備。
他們艱苦備嚐,出生入死，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麻布袋子兜起丟到河裏去,誰知在日夜盼望的解放後,在“極左”路線統治下,卻成了“假黨員”、“叛徒集團”,有的不承認黨員身份,有的被開除,有的坐牢,有的冤死,有的被自己的同誌丟到河裏喂魚,沉冤三十年,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起死回生,重見天日。

一、 處 境 艱 難

當時,金稱市地下黨支部的活動，是在極其艱難的狀況下進行的：
1942年,國民黨以“限製異黨”為由,活動猖獗，矛頭直指地下黨。武岡縣（當時地屬武岡）黨部安插在金稱市的代表人物呂音南要求當地青年都參加國民黨,否則以異黨論處,其目的就是孤立、挾製共產黨,形勢極其嚴峻。支書呂楚成跑到原邵陽縣城（即今邵陽市區）找到了黨的聯絡員曹廣才向組織匯報。經組織批準,同意呂楚成、李毅卿、彭義方三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掩蓋他們的真實身份及組織活動。
後來,另一股反動勢力——陳南翔、陳中州等流氓豪紳集團,在金稱市成立了一個三青團區中隊,揚言有槍支,矛頭也直指地下黨。黨的外圍組織“營業社”成員呂應中想另成立一個“三青團區中隊”與之抗衡,希望呂楚成支持。呂認為這個背景完全有利於黨支部的活動，決定派張必烈、呂振夷、呂希文三人參加,以了解情況,掌握槍支,後因組隊人數不足,又有地下黨員李眾青、易延慶、呂基學、張賢享等十人參加。進一步壯大了組織力量。
此後，地下黨支部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絡中斷。
1944年日寇入侵,地區淪陷,呂楚成等曾多次尋找組織末果,雖與上級領導失去聯係,但從未喪失鬥誌,仍按原指示精神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分散積極活動,等待上級來人。
1946年,抗日勝利後，內戰迭起,支部除繼續傳播馬列主義,發展組織外,並設法奪取了金稱市中心完小和偽鄉公所的領導權,作為文化宣傳基地和掌握偽鄉公所的槍枝彈藥,為壯大革命隊伍,搞武裝起義作準備。嗣後又奪取了偽古峰鄉的領導權,從而動搖了國民黨在當地的統治基礎,並進一步發動農民群眾抗丁、抗糧、抗稅、清算被土豪劣紳侵吞的校產、會產等,支部工作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金稱市地下黨支部從1940年發展呂振夷入黨，41年發展張必烈、易延慶（易萍）入黨起，到1949年解放前夕，該支部共有黨員31人，除江明、呂一平、李誌國、江景、易延仁等五人先後去了解放區外，堅持在本地工作的26人，雖身在白區與敵人殊死搏鬥，卻無一人投敵叛黨，或半途退縮變節，黨員唐遠蓬在剿匪中不幸被抓，雖慘遭肢解，仍堅貞不屈就是明證。
1949年2月,原四望鄉鄉隊副莫新春在白倉,（時屬武岡,現屬邵陽）舉旗起義,自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第九支隊,被國民黨保安團圍剿,各方黑手都伸向起義部隊,企圖誘騙“招安”。起義後的第三天,該部領導人之一唐道光找到支部成員張必烈,要求幫助尋找地下黨,張必烈立即向支書呂楚成匯報,呂當機立斷,派張必烈、易延躍二人加入莫團,迅速掌握部隊情況,積極幫助尋找組織。恰在這時,支部黨員李眾青的好友莫昆州來了,當得知莫是有備而來後,大家欣喜若狂,李眾青立即陪同莫昆州與唐道光見麵,三人談得非常投機。幾天後莫昆州即陪同縣工委書記龍仲秘密來到白倉,與起義領導人莫新春、李夢麟、唐道光三人商談接受地下黨領導事宜。
同年6月,地下黨縣工委通知唐道光、李夢麟、曾明州、張必烈四人去縣城（今邵陽市區）接受任務。地下黨領導葉苓、江鶩接見了他們,傳達了省工委決定在農村發動武裝起義的指示。通過個別談話,吸收了曾明州、李夢麟入黨（唐道光因急病未到）,張必烈第二次入黨,組成臨時黨支部,曾明州任支部書記。他們回白倉後立即發展黨的組織。此時,原金稱市地下黨支部己有14位黨員參加了起義部隊。張必烈任團部軍需主任,彭義方、李業成被派往大隊或中隊負責軍需,建立了用糧製度。易延躍帶領直屬分隊收繳了偽古峰鄉和五皇衝聯保的槍支,彭義方、呂國華不費一槍一彈,收繳了唯一鄉20支步槍和4支手槍。
6月底,地下黨派江鶩、劉少川、覃文魁到白倉，起義部隊正式命名為“湘中二支隊第三團”,莫新春為團長,李夢麟任副團長,唐道光任參謀長,江鶩任政委,原支部成員呂基賢任團副,張必烈任二大隊教導員,其他黨員都分到各中隊任職。
部隊改編後,江鶩找呂楚成談話,說：“原金稱市黨支部因無上級組織證明,對整個支部的組織關係暫時不宜接收,但承認支部成員,在失去上級組織的聯係期間,仍能堅持艱苦的地下鬥爭,可以重新入黨。”於是批準呂楚成重新入黨,再由呂楚成介紹,先後批準李樹榮、李毅卿二次入黨,重組金稱市黨支部,呂楚成任支書。唐遠逢、唐健梧、夏堂元、李眾青等分別舉行第二次入黨,胡作策、曾令英、呂基賢是在新支部領導下發展入黨的。同年8月,經江鶩批準,還組建了金稱市支部新寧縣回龍寺分支部,曾明英任支書,胡作策任組委,曾令英任宣委,後呂楚成去回龍寺考察,又發展了呂一琦、伍炳訥等六人入黨。
解放後，三團去武岡整編，金稱市支部成員，除唐遠篷、呂基賢隨部隊去武岡外，餘該留地方工作。

二、晴 天 霹 靂

原金稱市地下黨支部成員,懷著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在白色恐怖下,冒著生命危險,開展地下活動,取得了不少成績,迎來了解放,因此在解放之初,這些人自然而然的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戴和黨組織的關懷、重用，成了縣、區政府的骨幹力量,有的當了科長,有的當了區長或區委書記,和全國人民一道,高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心情何等激動舒暢。誰知,1952年整頓黨的組織,平地一聲雷,把這個地下黨支部炸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
當時的中共邵陽縣委,忽視了南方地下黨在白區工作的特殊環境,而用北方老解放區黨組織的標準去衡量,認為金秤市地下黨支部的成員成份複雜,又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活動，不苻合組織標準,報經邵陽地委並湖南省委批準：除李眾青、呂基學兩人保留黨籍外,其餘支部成員呂振夷、李業成、呂基賢、易延躍、呂國華、彭義方、張賢享、曾明英、胡作策、曾令英、曾祥安、肖體新、伍炳訥、呂一琦、鄧集征、江積儒、唐健梧、唐遠逢、李有棟等一概不予承認。解放前夕重新入黨的呂楚成、李樹榮、李毅卿、張必烈、夏堂元等五人被清除出黨。整個地下黨支部被否定,說成是什麽“叛黨支部”、“騎牆支部”、“國共支部”等等,政治壓力極大,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支部成員都被按“假黨員”、“叛徒”對待，他們被壓得抬不起頭,伸不直腰,很不服氣,一邊工作,一邊申訴。答複說：這是中共邵陽地委決定的,湖南省委批準的,是“鐵水淋死”的,你們先參加地下黨,後又去參加國民黨、三青團,不定叛徒,已經很寬大了,還想翻案？！

三、在 劫 難 逃

原組織委員李毅卿，在1956年審幹中，因追查所謂的“叛徒”曆史，被迫自殺身亡；
黨員李有棟，新寧縣人，1943年入黨,53年先後任新寧縣副縣長、縣長,58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中又說他為“右派翻案”，被逮捕入獄，死於獄中；
易延躍，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參加莫新春的起義部隊，任該團直屬分隊分隊長。1968年被誣為“黑殺隊”，嚴刑拷打，遍體鱗傷，不治身死。
黨員呂基賢、以所謂“叛徒”“鬧糧荒”被捕入獄,死於獄中；
支部書記呂楚成,1939年入黨,翌年任職,直到解放,同國民黨反動派做了十餘年的殊死搏鬥,為武裝群眾抗日、打擊國民黨反動派出生入死。家鄉解放了,奮鬥目的達到了,心情是何等的舒暢！誰知在整黨運動中,擔任了十多年的支部書記,不僅被強行否定,反而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清除出黨。1957年又被劃為“右派分子”。叛黨加右派,老帳新帳一起算,被開除公職,遣送回老家交貧下中農監督勞改。盡管如此,他還能利用自己衰老的軀體,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自食其力,苟延生命。1968年農曆7月28日，“文革”中“抓黑殺隊”,又誣說他是“黑殺隊員”,被抓後酷刑拷打,五花大綁,丟入芙夷江中喂魚,連葬身之地都沒有。
黨員呂基學,出身貧苦，靠呂楚成多方扶持，成家立業。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51年任邵陽縣一區區長,53年任十二區區委書記,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8年親眼看到老支書呂楚成被打得遍體鱗傷,又被丟到河裏喂魚的慘狀,就想不開了：解放前,國民黨特務專抓共產黨員,抓到了就裝入麻布袋子往河裏丟,當時拚死鬥爭,未被抓住,。現在解放十多年了,反被自己的同誌大張旗鼓地丟到河裏喂魚,連屍體都不準收,這究竟是為什麽？到底是那裏出了問題？那有如此惡毒的深仇大恨？活著還有什麽意義？不如自己及早行動,免受吊打之苦,便投河自盡了。
李眾青,1943年入黨,1951年劃縣後,任十一區區長,52年“三反”後任縣建設科長,後任縣農林水利局副局長,以後又改任縣文化科科長。56年內部肅反,因李眾青曾於抗日戰爭時隨其兄李江（中美合作所福州氣象站站長,後參與起義）在外讀書一年多,因其兄李江在審幹中屬“反革命”,他亦涉嫌“反革命”,批鬥時逼得吐血,飲食不進,臥床不起,。1957年,他放棄科長職務,去中學教書,正科級的78.5元的月工資不要,隻領48元。後又申請回家務農,在家時精神頹廢,思想混亂,尋求寄托,相信“因果報應”,篤信迷信,謨拜嶽飛、關王、藥王、家神,被縣委領導批評。他說“迷信不違法”,拒不認錯,於1966年5月16日去找縣領導評理,因當時他身為農民，手拿鋤頭一把，便誣陷他“用鋤頭挖縣委領導”，立即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捕入獄,拷打問罪，百般審訊淩辱，1968年端午節死於獄中。
張必烈,1941年入黨,曾以地下黨員的身份加入莫新春起義部隊,是領導骨幹之一。1950年4月任十七區民政幹事,十月任區文教助理,兼任武東中學校長。51年冬劃縣後,任十二區區長。52年任縣人民銀行副行長,兼任縣保險公司經理。53年調省保險公司。1958年2月因所謂“叛徒曆史”下放回縣，在一中教書,時李眾青任縣文教科長,兩人經常促膝談心,1965年，張調十中（白倉）,李在家,兩人又經常接觸,相互勸勉,後因李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而備受牽連,就地關押審訊。由縣公安局一個姓劉的股長負責。審訊的方式比較獨特：在一間小房子裏砌四個土磚,要張坐在土磚上,雙眼平視,腰挺背直,兩手下垂,必恭必敬。然後要他交代怎樣與李眾青搞反革命組織的,還有哪些成員？反革命組織的目的和綱領是什麽？交不出來，就這樣坐下去。從天黑到天光,又從天光到天黑,一天24小時,一直這樣坐,又不準打磕睡。審訊者輪流換班,不打磕睡不口幹,盡職盡責。這樣坐了三天三夜,渾身疼痛,覺得生不如死,產生了自殺的念頭。怎樣死法？看守很嚴,懸梁、割頸、投河都不行。終於想到了學校的小便池,請假屙尿還是允許的,經過反複思考,決定走這條絕路。一天深夜,趁向看守請假屙尿之機,縱身跳入尿池。誰知池內藏尿不多,淹人不死,空費了一番心思。但轉念一想,當年加入共產黨,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為什麽今天反而經不起考驗了呢？既便遭受冤枉,相信隻要有共產黨在,一定會把問題弄清楚,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又有何意義？豈不是害怕邪惡勢力？畏罪自殺的帽子自然會落到自己的頭上？這樣一想,腦子忽然清醒了許多。趕快爬出尿池,向看守匯報,說：“瞌睡來了,頭一暈就跌到尿池裏去了”。第二天立即轉變以硬碰硬的鬥爭方式,改為順著杆子爬,以等待時機。便承認和李眾清有過非組織活動,目的是推翻上層領導體係,奪取各級領導大權。大帽子盡往自己頭上扣。審訊者覺得大有收獲,就是反動綱領沒有交代清楚,於是狠挖反動綱領。可是張必烈也著得自己水平太低了,老是編不出一個象樣的反動綱領來,編來編去,總不象樣,硬是通不過。如能蒙混過關,就可以與李眾清一起坐牢了,就免得坐土磚了,因為坐牢比坐土磚好受。誰知審訊者又轉了話題,問：“我們研究要逮捕李眾清,可是他卻提前投案自首了,是誰給他報的信”？至此,張必烈已經坐了七天七夜,聽到這樣的問話,再也忍不住了,站起來說：“姓劉的,你的意思是我給李眾青報的信！別的東西我都可以編出來,是誰送的信我怎麽知道？我也編不出來,你把我抓去坐牢好了”。奇怪,發了點怒氣,他們反而不審了,解除了坐土磚之苦。短短的七天七夜,他身上的肉,飛跑了十多斤。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過了一年多,全縣到處“抓黑殺隊”,張必烈又變成了“黑殺隊員”,被酷刑批鬥,掛黑牌遊街示眾。行程幾十公裏,捆綁、罰跪、拳打、腳踢,是家常便飯。最難熬的是“吊半邊豬”,用麻繩栓住他的一個右手大姆指,和一個左腳大腳趾,在屋梁上懸空吊起來,一個腳趾頭和一個手指頭要承擔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已是何等難受,還要往身上加土磚,從三個加到六個,手指被吊斷,人被摔倒在地,土磚壓身,昏死了不知多少次,蘇醒後又被押往塘渡口，在縣公安局關了三個多月,1969年被開除回家,交貧下中農監督勞改,修水輪泵抬石頭,挑河沙,都揀重的幹。
此外，還有一大批同誌因參加金稱市地下黨支部的工作，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都被以叛徒、特務、內奸、工賊等罪名，被整得嗚呼哀哉，九死一生。

四  重 見天日

七十年代末，黨中央把落實地下黨的政策提到了議事日程,並向全黨發出通知。《通知》明確指出：“由於對白區工作的特點缺乏全麵了解,也由於‘左’的影響和工作失誤,全國各地的地下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待遇……”。
1980年,中共邵陽地委和邵陽縣委,根據中央的《通知》精神,組織聯合調查組,對原金秤市地下黨支部進行了全麵的實事求是的調查、核實,做出了如下結論：“該支部較好的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白區工作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堅強的支部。其中黨員的大多數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決定撤銷1952年的錯誤處分。原金稱市地下黨支部成員,在1952年被清除出黨和不予承認黨籍的同誌,全部恢複黨籍,恢複職務。
1981年12月,原金稱市地下黨支部得到了徹底平反,撤銷了對呂楚成及其他同誌的處分決定。並對健在的原支部成員,因年事已高,一律作離休處理,其中張必烈定正縣級,彭義方、夏堂元、李業成定副縣級。對非正常死亡的呂楚成,1980年糾正錯劃右派問題,1985年平反“黑殺隊”,對其愛人張金姣給與撫恤。李毅卿、李有棟、易延躍等人的老伴也享受同等待遇。
至此,經過了近三十年負屈含冤的原金秤市地下黨支部,被人為扭曲的“猙獰”麵目完全恢複了常態,又成了一個光榮的地下黨支部，可惜幸存者卻寥寥無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