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難忘馬雲鳳 (作者：李敉功)

我認識馬雲鳳是在20世紀50年代，那時他20歲出頭，是北京航空學院（現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前身，簡稱‘北航’）的學生，共產黨員，支部書記。當時北大和清華的名氣不像現在21世紀時代那麽突出，北航也不比北大清華差多少。在他的麵前一片光明。料想不到的是發生了一件事，讓他墮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1956年國際上發生了所謂“波（蘭）匈（牙利）事件”。起因要追溯到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一個揭發他的前任的報告，他指責斯大林獨裁專製，將政治反對派扣上“人民公敵”的罪名，使用秘密警察從肉體上加以消滅。報告是秘密作的，但很快由美國國務院公開發布，從而在國際上引發軒然大波。直接結果之一是二戰後蘇聯和它所控製的一些東歐國家組成的華沙條約組織（與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對抗，也稱作“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些國家產生離心作用，他們企圖脫離這個陣營。最突出的是波蘭和匈牙利。他們的脫離行動就是所謂“波匈事件”。蘇聯當然不願看到它所控製的東歐集團瓦解。於是派軍隊和坦克進入和占領了匈牙利，並且捕獲領導那個事件的匈牙利總理納吉。並將他處死。

“波匈事件”是國際間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對此事件的態度。那時中共和蘇共已產生裂痕。中共反對批判和否定斯大林，認為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頭子，以至中國在“文化革命”中首先要打倒和清除的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但那時還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並承認“社會主義陣營”。所以當時北京的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在北京市黨的幹部大會上作報告，就說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讚揚蘇聯出兵匈牙利。同時也有一個插曲，他提到北京航空學院有一個學生、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貼出大字報，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第二天這個學生又貼出第二張大字報，說前一張錯了。不是內容錯，而是匿名不對，應該署名。於是在第二張大字報署上名：馬雲鳳。彭真還說這件事沒有處理完，“但是支部書記他是不能當了”。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當時我也是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對黨的領導絕對相信。聽到這個插曲後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個學生一定錯了。但也認為他是個非常勇敢的人，很願意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意見。即使感到壓力巨大，以至第一次大字報匿名，在經過思想鬥爭，深思熟慮之後，敢於在第二張大字報署上真名，是個有個性的青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後來得知馬的姐姐是我大學同學，都是1952年畢業。畢業後又同在北京鋼鐵學院教書，還有一段時間內我們是鄰居。因此有緣在到他姐姐家拜訪時，見到過這位勇敢的青年人。次年也就是1957年，在“反右派運動”中，我到他家時，他正陷入群眾反右運動的包圍中，情緒低落，十分苦惱，可以容易地從表情上看出。在交談時，他說苦惱在對他的批判不理解，想不通。這在“反右派”運動中是普遍現象：受批判的人幾乎都不能接受，認為自己不是反黨。更不是“向黨進攻”。於是他想找一位共產黨內水平高的人士談談，來解決思想問題。問我可否找北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學的那位很有名的校長談話。對那位校長我有些了解，勸他不要找這個人。後來證明我是對的，那位校長在反右運動中左得十分突出，在該大學打了五百以上的右派，包括不少知名教授和知名黨員幹部。我相信即使提出要求，那位校長也不會和他談話的。可以看出馬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十分天真，相信共產黨及其領袖的教導。如：要堅持真理；言者無罪；也許還包括“五不怕”（即為了真理，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等）。在共產黨的整風“鳴放”階段，他想為他在1956年貼大字報一事申辯。於是在反擊右派階段就獲得“翻案”的罪名。他想要申辯，也說明他天真得絲毫沒有覺察到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在等待著他。

再一次得知他的消息已經是處理右派階段的運動後期。一天清晨我到學校上班，恰好在進校門時遇上馬伯母提著一個包袱出門。我問她去哪兒，回答是馬雲鳳已經關在監獄，她給兒子送衣服去。我大吃一驚，因為當時處理右派的政策是所謂“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政策，按情節輕重和“認罪”情況分六級處理，但一律不判刑，並且給予公民的“選舉權”，以示“寬大”。於是問伯母：“不是說右派不判刑嗎？”伯母回答：原來有反革命罪，此次又是右派的，一律判刑，並且關進監獄。這一條政策我自然知道，卻沒有想到馬雲鳳僅僅因為貼出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竟犯了“反革命罪”。怎麽樣才算是“言者無罪”呢？雖然右派皆因言獲罪，但究竟還是寬大為懷：“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判刑（那時我尚不知道：在六類處理辦法中，有一種過去沒有，而是這次反右派運動新發明的辦法，叫做“勞動教養”。據受過這類懲處的人說，它比判刑入獄不見得懲罰得輕一些，也許尤有過之。不像有期徒刑，服刑的時間是有定期的；勞動教養的年數卻可以任意增加，並且不需要經過法院審判。加上繼1957年之後而來的大饑荒，有些人未能活到解除勞動教養的那一天）。看到馬伯母帶著淒惶神情，去探視獄中的兒子。心裏有一股難以言說的悲哀和對這位慈祥母親的同情。

此後不僅政治環境日益險惡，人際關係也日益緊張。所謂“親不親，階級分”幾達到六親不認的程度。筆者本人也陷入羅網，我和馬家自然不再交往，也就沒有再聽到馬雲鳳的消息。直到文革後期，不記得從何處偶然聽到消息：也不清楚他犯了何罪，總之最後判了死刑，並已經槍決。在那時這類消息不算罕見，人們的反應變得不敏感，未去追問詳細情況。

今年反右運動已過去50年，經曆運動的人多數已進入耄耋之年。隨著年齡增長，經曆的事件的增多，對於以往不免要重新思索，取得經驗教訓。記得1949年召開新政協，商議更改國號，決定國旗、國徽，原擬國名更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後來去掉“民主”二字。沒有這兩個字，我想也不說明就是“專製”。“人民共和國”仍說明人民是主體，是主人。在我們這個國家到處可見“人民”。如“人民”幣、“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日報……。在各地所見，如廣場、公園、醫院……等，幾乎無不冠以“人民”二字。這些都應該是顯示人民地位高。按照《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論述，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民是對敵人行使專政權的。但是，誰是人民，誰是敵人，由誰來決定呢？在我們這裏卻既不是由法律，也不是由作為主人的人民來決定，而是由“仆人”（人民的仆人，即通常說的公仆）說了算。就是由政府，甚至是執政黨的幹部來定。據以劃分的準繩不是法律，而是毛的一篇文章中的所謂六條標準。特別是其中的兩條：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領導和擁護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定下來的數十萬右派，幾乎都可以界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更為嚴重的是，在界定什麽是反黨，什麽是反社會主義時有很大的隨意性。可以是對黨的政策有不同意見，也可以是對政策的執行者，即黨的幹部，如基層黨委或基層支部書記的批評意見，都可以界定為反黨。特別是具體執行這種界定的人，恰好正是這些基層領導者，有這些批評意見的人也就很可能在劫難逃了。

還有另一種隨意性。這裏要說的是毛的重要文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劃分敵我的六條標準中的第六條：“（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犯了這條而會陷入“敵人”的深淵之中的人不在少數。當時所謂“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最要緊的就是和蘇聯的團結。隻要有反蘇之嫌，很可能要劃成右派。有名的顧準，為學界公認為思想家，兩次劃為右派。第一次就因為與蘇聯專家意見不同，以“頂撞蘇聯專家”，“反蘇”的罪名劃為右派。馬雲鳳第一次犯的“罪行”也和反蘇有關。但是這一條規定的有效性，未免持續的時間太短；“六條”於1957年公開發表，十二年後的1969年中蘇兩國的就在黑龍江和蘇聯邊界河流的一個小島――珍寶島上打了一仗。打仗是直接兵戎相見，比“頂撞”蘇聯專家的性質可要嚴重得多。顯然此時六條中的這一條已經失效。更有意思的是，1957年之後還發生過另一次蘇聯入侵東歐國家的事件。有人曾說“大的曆史事件常發生兩次……”。匈牙利事件十餘年後，在捷克再次出現和匈牙利類似的情況，企圖脫離華約，同樣發生了蘇聯軍隊的入侵。不過這次主角變了，克裏姆林宮的主人已不是赫魯曉夫，而是換成了勃烈日涅夫。中共對事件的定性也發生根本改變，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入侵，因為此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蛻化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可是在常人看來，這兩次事件並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因為同是蘇聯軍隊入侵鬧獨立的東歐國家。那麽，這一“定性”和馬雲鳳的看法，以及他大字報中的觀點也就沒有多少區別。當然，可以有另一種解釋：中共的前一次和後一次的定性都是對的，隻不過蘇聯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由社會主義國家蛻化成“社會帝國主義”。這種解釋很常見，因為中共領導總認為他們的前後兩種不同意見，前一種是對的，後一種也是對的，因為對事物要用發展的觀點來看。但在普通人看來，兩次事件卻沒有那麽大的差別。對於類似的事件你可以把它定性為“入侵”，可以反對；怎麽別人也是反對入侵就成了“反革命”？要知道馬雲鳳這個朝氣蓬勃，勇敢善良的青年的一生就這樣斷送了。盡管我和他隻有很少的幾次接觸，卻在過了半個世紀之後，他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裏麵。雖然他後來的經曆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處死的原因，如是否犯有刑事案件，但是無緣無故將人定為右派加反革命，長期的監獄和勞改也足以毀掉他的一生。

後來我逐漸醒悟到，做大事的，例如“君臨天下”的人，和我們“芸芸眾生”的許多想法是不同的。例如對待人，對待人的幸福、不幸和人的生命，常人看到的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是親人、朋友，期待他們的幸福，對他們的不幸乃至死亡感到痛苦和悲哀。而做大事的，如指揮戰爭的人，打一個戰役，要準備有多少人會在戰鬥中死去，如果他太過“溫情”，他就難以成就大事業。又如籌劃鞏固他的政權和他的威望的人，在策劃一場“陽謀”，準備打擊對他認為實現其目標有妨害的人（他認為有妨害，實際不一定，甚至可能相反，對他有益）時，我猜想此時他想的主要是他的目標，而對於人的關懷則不一定占重要位置。現在改弦更張，要貫徹“以民為本”的思想，可能要下大功夫：不僅要健全民主和法製，對我們民族從帝製時代流傳下來的某些思想文化傳統中的糟粕，恐怕也需要批判和清理。

對此文記述的主人馬雲鳳，我還不能算是他的朋友。現在能記起與他的交談僅一次，聽到說起他也僅兩次，一次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到，一次聽馬伯母告我。雖然對他的遭遇留下深刻和強烈的印象，以至在我的晚年仍有強烈願望，要把我的記憶留下來；但是畢竟了解很少，很膚淺。對這樣一個為了尋求真理，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走上祭壇的勇敢者，他的記憶不應該在親友的心中湮沒。我期待和他熟悉的親友會寫出更好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