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機》（八）

之朗呆呆地瞧著將軍。 “曉陽是女流之輩。我對她不抱太大的期望。”當將軍看到之朗臉上顯露出不解之色時，便說，“女中也有豪傑，也有巾幗英雄，但她不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清楚。”他接著說，“你是可以的。” “我----我也不是那塊料----” “不要打斷我，”將軍說，“你可以。我不是硬要拉拔你。你如不行，我也會放棄。強扭下來的瓜不甜。這我懂。我看了你這些年，我覺得你可以。我對你抱著很大的期望。為什麽呢？讓我把理由說給你聽。你在大學裏學到了比較紮實的工科基礎，加上你的長期實踐，你在企業管理和生產指揮方麵已經是個專家了。這你不否認吧？” “這----”之朗有點難為情，隻好不置可否地漫應一聲。 “此外，你不是一個囂張跋扈好大喜功的人。你也不是一個虛頭滑腦滿口假話的人。你更不是一個投機取巧嘩眾取寵的人。還有，你不擅權弄權，愛當人上之人。這些，我是看在眼裏的。我個人，本人，喜歡你這種人。我比較信得過你這種人。我覺得革命理想，如果真從最純潔的起點出發，就應該由你這樣的人去實現，而不是由那種偽君子假理想主義者去實現。寄希望於那種人，遲早落空，夢醒，破滅。這幾十年，經過這麽多次的運動，肅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鄧，把人的頭腦弄成了什麽樣子？把中國弄成了什麽樣子？這些種種，都是必要的嗎？都是應該的嗎？都是有益的嗎？如果是的，那麽，讓我們看一看，是誰，得到了好處？老百姓要什麽？老百姓要的隻是豐衣足食，鈔票夠用，小孩有前途，老人有依靠。一句話，生活幸福。現在，老百姓生活幸福嗎？當初我們搞革命，還不是拿物質利益來吸引群眾的？我們的諾言兌現了嗎？八年抗戰死了多少中國人？幾年解放戰爭死了多少中國人？解放以後的和平年景，又死了多少中國人？如果說為了抗戰，為了解放，不能不犧牲人命，那麽解放以後，死的人都是該死的嗎？”將軍越說越激動，竟氣喘籲籲了。他停頓了一下，看到之朗由於驚愕駭懼而變得越來越蒼白的臉色，他發覺有略加解釋的必要。“不要害怕。之朗。我的想法，不是孤立的。是很多老革命老黨員，那種抱著比較純潔的革命理想的老同誌都有的。革命是變質了。革命的成果被少數人，幾個人，到頭來是一個人篡奪去了。他，成了不穿龍袍不戴金冠的皇上，他的夥伴，不管交情多深功勞多大，不甘心當他的奴才的就一個個全沒好下場。全中國弄到後來就隻有他一個人可以隨意說話，而全中國的人民都隻能重複他說過的話。每一個人都被迫成了騙子，大家騙來騙去，回到家裏也還不敢說心裏話，因為怕什麽人不懂事捅了出去惹禍。這是正常的社會嗎？是幸福的社會嗎？中國人盼望了多少年就是盼的這樣的社會嗎？我們出生入死鬧革命要實現的就是這樣的社會嗎？” 之朗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回答，更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幸虧將軍並不等他回答，又接著往下說，“這些話，我早想跟你說了。家人骨肉之間，如果也像走出去在公開場所一樣地要防這防那，那我們活著真連狗都不如了。”他說，“你也許會想，爸爸說的， 不都是反動言論嗎？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說這個事。這是真心話，不是反動言論。說這種話的人，是看得出真相的人，是有頭腦有眼光的人，不是什麽反革命。打擊這種人，消滅這種人，是非常狠毒非常殘酷 非常不光彩的。我們共產黨要是做得好，做得對，會有多少人來反對我們？即使有，又有多少人會去附和他們？怕什麽？我們做得不好，不對，靠殺人能封住人的嘴巴嗎？嘴巴封住了，腦子能封住嗎？為了 封腦子，就去控製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把教育乾脆廢除了，這是什麽行為？皇帝，軍閥，反動派，國民黨，做過這種事嗎？” 之朗還是呆呆地瞪大眼睛看著嶽父。但他的大腦已開始轉動。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軍人。一個級別不低的幹部。但我不是木偶。我有大腦，我會思考。我聽從上級的指揮，做我必須做的事情，但怎樣去認識所有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能說該說的，我說；不能說不該說的，我閉嘴。因此在這個隊伍裏，我沒有摔過跟鬥。我懂得如何去平衡本人的內心思想和本人的社會角色之間的矛盾。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少見的奸人，或者是特別深沉的兩麵派。不是。我認識的許多人，包括地位比我高得多的一些首長、跟我差不多級別的的一些戰友，還有不少下級。他們都讀過很多書，經過許多事，尤其是知道那個被我們打垮的舊社會。他們都是在比較自由的社會環境裏成長起來的人。隻要不是蠢包和壞蛋，哪有看不出來的道理？”說到這裏，將軍拿起一支香煙，之朗連忙替他點燃。將軍很少抽煙，但不是絕對不抽。 “我舉一個例子。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從理論角度去看，是不錯的，我想也是存在的。世界上有統治階級，有剝削階級，當然就有被統治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這些對立的階級產生矛盾和鬥爭，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中國社會，這個公式不能亂扣亂套。中國農村，我很熟悉，因為我出身農村。我認為，那，大致上是一個宗法社會。這，你恐怕不大懂吧？也許我用錯了詞語。不管怎樣，在中國農村，千百年來，家族聚居，很少流動，漸漸形成了張家村李家莊什麽的，方圓多少裏範圍，多數是同姓，是近親。這些人裏，有勤人有懶人有巧人有笨人，因此有富人有窮人。窮人裏麵，膽大的、活不下去的，就闖出去了。有的一去不歸，很可能在外立足了，當然也可能死在外麵了。有的發了點小財衣錦榮歸了，置一點田產，就比其他人家富了。而且，這種貧富的處境，不是一成不變的。窮的人家有人闖出去闖出了一點名堂，別說闖出名堂，就是男人學做木工泥水匠女人家肯到上海去做女傭女工，家裏的收入就大大強過單靠種田的農戶，就漸漸好轉了。老毛的父親毛順生，幼時家中十分貧窮。十六歲去當兵，幾個月退了伍，開始做小買賣，因為頭腦靈活，膽子大，不幾年就好轉了，再後來就富裕了。這不正是一個極好的實例？而富的人家出了敗子，破落起來也是很快的。不管怎樣，根據我的記憶，在鄉下，不論是貧是富，大家免不了沾親帶故，抬頭低頭，看到時總是“叔公、大伯、阿嬸、親婆，”叫起來很親熱的，禮貌是不可不講的。鄉下人有句話： “人長禮不長，錢長輩不長。”意思是：我可能年紀比你大，可能財產比你多，但輩分是你高，我還得叫你一聲好聽的。這就是那時那地的社會秩序，也是每一個人都遵守的禮數。那時的鄉下人，對讀書人、有文化的人、老師，特別尊敬尊重，因為這些人教小孩子讀書，替鄉鄰寫信念信，給新生的嬰孩起名以及為死人寫神主牌位，總之會給鄉鄰提供許多免費的服務。同時，據我所見，鄉下人對有點錢的人也是很恭敬的，因為有錢人的錢不是拾來也不是偷來的，有錢人總是比較勤勞比較聰明比較有本事或者運氣比較好，而窮苦人一旦急需時，免不了要向身邊宅旁的有錢人告貸，借幾升米糧借幾吊銅錢，而他們的要求多數是會得到滿足的，因為近鄰近親，誰能看著人家落難，誰受得了周圍大眾的責難。前些年，老毛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過，他的母親常常在饑荒時送米送錢給窮人們。這種善良的美德，不會僅僅毛的母親一個人才有吧。當然，惡霸壞蛋欺壓百姓的人也有，但不多，不是普遍的問題。我走南闖北，看來看去，大致上差不多。我們中國人，尤其在最廣大的農村，有我們協調社會融洽關係的特別脈絡，那就是骨肉親情自然產生的宗族輩份、禮貌關係的秩序。我一直非常懷疑階級鬥爭的說法。我根據自己的觀察，認為階級鬥爭不是我們這個國家過去存在的主要矛盾，或者說一觸即發的社會問題。中國農民之所以窮，在我看來，一是耕地太少，二是耕作方法太落後。以往的鄉下人，最好的脫貧辦法就是脫離農村，一走了之。他們的個人出路是找到了，但農村的問題就丟下來留給比較沒有能力的農民，而那種人，除了更勤力更省儉更熬苦之外更加沒有改進改良耕作方法的意願和能力。所以，我看到，中國農民之困苦，主要不是地主的剝削。尤其在南方，土地的兼並並不嚴重；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紳，多數是在官路上和生意上發了財的人，這種人早就離開農村，不會待在鄉下吃飽了沒事做專門跟幾個最窮的農民過不去，或者一心打人家一間破草屋的主意什麽的，”將軍吸一口煙，把白燒到盡頭的香煙捺滅在煙缸裏，又補充了一句：“像我們的一些文藝作品裏描寫的那樣。那是假的，至少是把極個別的事例誇大成全中國每一個角落都在發生的事情。----這種事兒，說起來就話長了，幾天幾夜都說不完。老實說，在我的記憶裏，鄉下，是十分平和十分友愛的地方。那種氣氛，已經變成一去不返的曆史了。我為什麽要告訴你這些？我的目的是什麽？剛才我說，這隻是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說明，革命者要達到自己的目標，所提出來的理論，並不一定完全附合事實。毛老頭出身農村，比我差不多大了一輩，我看到、知道的東西，他比我清楚十倍百倍。他讀的古文古書，也不知比我多多少。對中國社會，他的了解比我深入得多，真切得多。不過，為了革命，為了鼓動千千萬萬農民、窮 人起來跟他走，他就要創造這種理論，就要堅持這種說法，就要讓下一代的你們相信這種說法。但是，我們可以表示接受可以跟著他走，卻不可在心底裏把自己的判斷力和良知也否定了。”說到這裏，將軍又想要煙了，之朗馬上遞過去並替他點上火。將軍深吸一下，吐出一口濃煙。 之朗這時已經平靜下來。他為嶽父的聰明深刻、有頭腦有主見不迷信不盲從而深深折服，覺得自己這三四十年簡直是白活了。他聽得饒有興味，不時撓耳搔腮。 “說良知，隻不過是內心的問題。多少年來人們把良知踩在腳底也照樣活得煞有介事。而，如何適應這個社會、這個我們既無法改變也無法逃避的生活環境，才是最緊要的頭等大事。 “我認為，要適應，就要主動、真正適應，而不是被動、表麵適應。主動、真正適應，就要從骨子裏認識這個社會的本質和真麵目，你才能在亂石坑窪上如走平地，在急流旋渦中輕舟快進。除了這點，你還要懂得人際關係的真正奧秘。要懂這個，就要先懂人性。獸有獸性 ，人有人性，哪能說沒有人性？毛老頭說隻有具體的階級性，沒有抽象的人性，是顛倒黑白。第一，階級性才是抽象的，而人性是很具體的。第二，階級地位是可變的，人的本性是不變的。窮光蛋一朝發了大財，飽暖就思淫欲了，還有無產階級的特性沒有？皇帝被人篡了位，奪路逃命，餓了兩個月肚子，還有沒有統治者的階級性了？所以，階級性由於階級地位的可變而是非常不可靠的。隻有人性，才是永遠附著在活人身上的。讓我們來看看毛老頭子自己吧。我們姑且承認他原先是無產階級(其實他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一員，有無產階級的特性，有革命性。但是，他得了天下，住的是皇宮，說的是聖旨，把國防部長老元帥說撤就撤，撤了不算，還講得人家一錢不值，幾十年的功勞苦勞疲勞一筆勾銷。把自己先後指定的兩個最好最好的接班人一個下獄折磨死一個逼走落荒死，這還叫無產階級的偉大光榮階級性？說穿了，不過是人性在作怪吧了。殺戮功臣、嫌賢嫉能、陷害忠良等等，就是當皇上的人的普遍人性。因此，懂點人性，懂點人際關係的奧秘，你就能一眼看穿這些年來的什麽群眾運動、什麽路線鬥爭，實際上究竟是怎麽會事。你心中有了數，你才能主動、真正去適應這個社會，知道什麽時候該怎麽做怎麽說，不會陷於盲目，信錯跟錯，一個跟鬥摔到十八層底下去。 “對這些種種，你如果隻能照著黨中央文件所說的那一套去理解去認識，你也是不可能條理清楚順理成章的。因為那些東西也是此一時彼一時，充滿矛盾，前後抵觸，今天打昨天的耳光，明天再打今天的耳光。你去看看<<紅旗>>雜誌吧，當時是革命的理論，過不了幾年就變成禁書和毒草了。你再看看黨史吧，過一陣子挖掉一些刪去一些改寫一些，永遠不能定稿。這種顛三倒四、出爾反爾，老在那裏自出洋相自我閹割，你，你們，難道一無所知，毫無察覺？如果真是那樣，那就是愚蠢麻木到了極度危險的地步了。今天，我倒要問問你，之朗，你給我說說心裏話，你，這個四十歲的人，這個大廠子的黨政領導，你是不是這樣的人？” 之朗沒有多想就回答說，“是的，爸爸。我就是這樣的人。” 將軍笑了一笑，“很好。之朗。你說了大實話。我對這一點是滿意的。古人說：知恥近乎勇。我說，知道了自己的愚蠢，就是清醒的開始。我不責備你。你的狀況，是一代人的縮影。解放以後的教育和二十幾年的現實，把你們弄成了這個樣子。這正是老毛和他的追隨者所希望的樣子。” “爸爸，我這樣爽快地承認，就是我已經有了認識。”之朗非常誠懇地掏心掏肺；這在他，打從成年以來還是第一次。嶽父的坦率真誠極大地打動了他，把他多年來的戒懼一下子消除了。“你對我說的這番話，當然還有以前說過的一切，對我是太重要了。這麽些年來，我，有時候也有感覺，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部機器。頭腦上隻有一個開關和加油孔，身上拖著一個電插頭。插頭一插，開關一開，我就動了，就照著設計規定動了。如此而已。社會上、政治上的種種，我不看，不想。不敢看，不敢想。我自忖：我是什麽？我是黑五類，是狗崽子，是應該待在勞改場裏幹到死的人。這不是什麽人欺負我，虐待我，而是社會的性質為我注定的命運。我一直是這樣感覺的。我打從懂事開始就盡力遠離我的家庭，免得太早被揪出來，但我相信這一天總會來的。到跟曉陽結了婚，有了你這個爸爸在我的頭上保護我，引導我，我心裏的恐懼才消除了一大半，但還沒有完全消除。那是不會完全消除的，因為這個社會還是這個樣子。我明白，不要說反動派反動階級，就是革命派革命幹部，也都在危險中。沒有一個人是真正安全的。而人的毀滅，要是一槍打死，倒也爽快，那種精神肉體上的長期慢性折磨最後還是不免一死，這些年見得太多了，是實在非常恐怖的。我雖然做了廠的領導，但自己總感到自己是“混進黨內”，是“ 竊居要職”，終有一天是會被打下去的。我們那趙書記，不是響當當的老革命？他的出身不知比我好多少，革命資曆不知比我高多少，這麽多年領導幹部當過來了，就是在文革中太走紅在批鄧上栽了跟鬥， 一下子落難了，誰也不理他了。前個月我在路上碰到他，他提了個籃子去買菜，人弄得像個鬼，整個兒萎掉了。我安慰了他幾句，但實在說不出什麽來，也不敢說什麽。他告訴我，他的問題正在逐步升級， 現在要交代的，不光是批鄧，而是幾十年的問題。新賬老賬一起算。很可能馬上就會被捕。這真把我嚇死了。那時，誰不批鄧誰倒楣，如今，誰批過鄧誰倒楣。這，叫人家怎樣去判斷去跟從？我們這種小老 百姓基層幹部，怎麽知道上麵會怎麽變？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革命運動，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直接指揮的文革領導中心，黨的十大是毛主席本人主持召開的，現在，毛主席還是永遠留在十 億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而那批人全成了反革命，我們怎麽跟得上形勢的變化？批鄧那會，虧得爸爸叮囑我躲得遠點，我明白內中定有道理，就吊兒郎當地混日子，更虧得趙書記喜歡獨霸會場放了我一馬，不 然，我這次不也跟他一起倒了？倒了就倒到底了，就從根子上翻老底了，我這個人，底牌比趙書記爛多了，我這樣的出身，哪裏經得起翻？一翻，真是槍斃還死有餘辜哩。”說到這裏，由於激動，之朗差點 咽住。他咳嗆了一陣，把臉都漲紅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