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關於文革前史與文革史若幹問題的通信

很有意思，不過兄弟對文革初期的“幹部子弟”（當然是高幹子弟）整的對象與作者看法略為不同，文革初期的幹部子女紅衛兵，不但要整社會上的階級敵人，還要整同是共產黨的中小幹部，比如北京那些北大乃至打死的中學領導， 他（她）們也都是共產黨幹部啊，大多也是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的幹部啊，隻不過不如那些打他們的紅衛兵的爸爸大，所以叫做“共產黨的大幹部的孩子打死了共產黨的小幹部”，這叫嘛事呀—轉載者

我在昨天回複信筆遊疆兄的貼子中提到，小弟近些年一直在注意研究文革史和文革前史，也搜集了一些資料，盡管這些資料不全，尚難以對很多問題作出客觀的公正的結論，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許多事情的實際情況可能與現在社會上一般人中流行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現例舉數點：

1．一般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許多老一輩的高級領導人挨整，尤其是原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慘遭整死（同樣被整死的還有賀龍等其他人），所以對他很同情，並想當然的認為，劉少奇和多數文革時挨整的高級領導人都是從一開始就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麵，反對發動文革的，其實，並非如此。

（1）在文化大革命前，從1963年起，當時的中共中央曾開展過一埸全國性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也稱為“四清運動”，這埸運動至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尚未結束。這埸運動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該次運動中，為了取得經驗，指導全局，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親自率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宕公社桃園大隊蹲點。王光美此行的工作總結於1964年9月被中共中央批轉，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稱為“桃園經驗”。這個“經驗”的主要內容是：先搞紮根串連、訪貧問苦，從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隊伍；然後開展背對背的揭發鬥爭，搞“四清”（其主要內容是：清工、清賬、清財、清庫）；再集中地係統地進行階級教育，開展對敵鬥爭；最後進行組織建設。就拿“紮根串連”來說吧，據說王光美帶領的工作隊就象搞地下活動一樣，戴著大口罩，悄悄地溜進村，看誰家的房子破就奔誰家，就跟誰家串連，等搜集完小隊、大隊幹部的“罪狀”以後，才突然發難。據說桃園大隊的原有幹部絕大多數都被整倒了，被戴上“四不清幹部”的帽子（與地、富、反、壞同等待遇）。

在“社教運動”中，中共中央發過兩個綱領性文件，一個是毛澤東主持製定的“前十條”，一個是劉少奇主持製定的“後十條”。這兩個文件的核心內容都是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點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後十條”對形勢的估計要比“前十條”更嚴重得多，認為階級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麵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文件規定整個運動要由工作隊領導（即全麵不相信農村基層黨組織），還提出全國完成這埸運動需要五、六年或更長時間。這樣的綱領性文件，加上“桃園經驗”，實際上使“社教運動”成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埸大整農村基層幹部的運動。

由此說明，劉少奇在文革前，在“大抓階級鬥爭”方麵的思想路線，與毛澤東是完全一致的。

（2）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組到清華大學蹲點（王任副組長，組長叫張承先），進校後即大整給校方貼大字報的學生，將其打成“右派學生”。北京市以及全國很多省市在文革初期似乎都參照了這種做法，向各高校，乃至重點中學派出工作組，而且這些工作組的主要意圖都是抓和整所謂在運動中跳出來的右派學生或右派教師的。

文革初期，可能有很多經曆過五十年代“反右”運動的人犯了經驗主義錯誤，將文革誤認為又一次反右運動，所以，當一些學生和年青教師給校方貼大字報提意見時，一些人認為抓右派、為黨立功的機會來了，紛紛搜集這些學生和青年教師的“反黨”右派言行，積極靠攏工作組，參加整那些提意見的學生和青年教師；也有一些好心人，私下裏用“反右”運動中得來的經驗勸誡那些提意見的學生和年青教師，說他們年輕不懂事，千萬不可給學校領導和校黨委提意見，否則將來一定要吃大虧。

但是，形勢的發展出人意料，工作組被毛澤東否定，被中央下令撤回，所有高校和中學的領導全麵被打倒。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文中，稱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整革命群眾，實行白色恐怖，“用心何其毒也”，即指工作組整給領導提意見的學生和教師之事。於是，當初積極靠攏工作組和校領導，協助抓右派學生和右派教師的人倒了黴，多數下埸很慘；當初好心勸學生和年青教師不要給校方提意見的人，其言論成為革命意誌不堅定的證據，被目為“保守派”；而那些最早起來給校方提意見（其實這些意見大多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尤其是挨過校方和工作組整，被隔離或批鬥過的學生和青年教師，則成了“造反派”的元勳，他們挨整的曆史成為文革中最值得炫耀的政治資本。在“造反派”的內部，這些有“與走資派殊死鬥爭”曆史的“老造反派”，看不起那些在形勢明朗化以後才參加進來的“新造反派”，產生了新老兩派的權力鬥爭，這就埋下了文革後期“造反派”內部大打“派仗”的根源。

所以，不能因為劉少奇後來慘遭整死而認為他在文革初期的做法是正確的。

（3）據我了解，全國最初的一批“紅衛兵”大多是“紅五類子女”，其主要負責人大多數是高幹子女。就以北京紅衛兵為例，劉少奇、陳毅、賀龍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子女都參加了最早的紅衛兵，並成為其中的骨幹，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是清華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的負責人，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是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紅衛兵組織最早的起源地是北京清華附中也說明了這一點（能進得了這所中學的學生都有點背景）。這批紅衛兵起初的革命對象不是“走資派”，而是“地、富、反、壞、右”等社會上的所謂“牛鬼蛇神”，當時這些人被稱為“黑五類”（後來黑五類中又加進了“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反動知識份子”等，發展到“黑七類”、或“黑九類”）。

在北京，最早一批紅衛兵的組織被稱為“紅一司”，而後來形勢逆轉後出現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則被稱為“紅三司”。至於“紅二司”，則可能是介於“紅一司”和“紅三司”之間的中間派，存在時間很短，影響也很小，我手頭基本無“紅二司”資料。“紅一司”實行的是嚴格的講究家庭階級出身的組織路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披“基本如此”）的對聯就是“紅一司”的人提出來的，這一路線被稱為“譚力夫路線”，原由是紅一司中有個叫譚力夫的人（其父也是當時中央身居要職的高幹）在北京某高校的一次講話中，狂熱地主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理論。所以，在“紅一司”的成員中極少有“黑五類”子女，至於那些介於“紅五類”和“黑五類”之間的家庭出身的人，則需要經過嚴格的考查以後方能被批準加入紅衛兵。在“紅五類”子女內部，那些高幹子女看不起普通工人、農民的子女，羞與為伍，所以，北京“紅一司”中有人主張再搞一個隻有“紅三類”子女才能參加的內部核心組織，即將原來“紅五類”中的貧農、下中農排斥在外，隻保留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這三類人的子女，之所以保留工人子女，是因為按馬克思的說法，工人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如果排斥工人，他們自稱為無產階級司令部豈非失去了根據？更有甚者，在紅一司內部還有人搞起了一個“帥將校革命軍人子女紅衛兵”的組織，規定參加該組織的人其父親或母親必須具有校級以上軍銜。

之所以要化這麽多筆墨來談紅一司的組織路線，就是想說明，這一組織基本上是由當時中央和北京市的高級領導幹部子女控製的，紅一司的下屬組織“西城糾察隊”，以及後來“紅一司”垮台後出現的“聯合行動委員會”，其成員更是以高幹子女為主，很多老一輩的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女都在這個組織中，而這些高幹子女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父母的政治態度不可能沒有關係。

文革時的第一批紅衛兵的矛頭不是指向領導幹部，而是指向下層的所謂“黑五類”、“牛鬼蛇神”，破四舊、抄家、剃陰陽頭、把人捉起來遊街、設立“牛棚”、逼唱“牛鬼蛇神歌”等都是紅一司的業績；至於私設公堂，毒刑拷打，甚至將人活活打死，這些事都發生在紅一司。據說，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主席戴紅袖章時，毛澤東問她叫什麽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澤東又問，是不是文質彬彬中的“彬彬”二字，她回答：“是”，毛澤東就隨口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據說後來成為有名的“鋼鞭司令”。當這些高幹子女紅衛兵用極不人道的，甚至是殘忍的法西斯手段，對待所謂“黑五類”（或“黑七類”、“黑九類”，在後增的這些類別中，大量高級的或普通的知識份子都被卷了進去）時，並未見到他們的父輩中有哪一個出來反對或製止（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還沒有失去權力）。

但隨著運動的發展，一批又一批的高級幹部被打倒，情況發生了逆變，紅一司的那些高幹子女們意識到革命革到了他們自己頭上，原來這次運動要打倒的是他們的父母，而他們父母的權力和地位的存在，是他們在中國社會中高高在上的基礎，於是，紅一司開始與中央文革和“江青阿姨”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衝擊公安部等重大事件也是紅一司幹的，而造反派“紅三司”的興起，導致了紅一司的最終垮台。紅一司垮台後，其中的一批死硬派高幹子女組織了“聯合行動委員會”，到了這時候，“聯動”的宗旨已經是與中央文革對著幹，誓死保衛其父母等“革命老幹部”了。“聯動”處於半地下活動，一度被中央文革宣布為反動組織。

從紅一司的經曆來看，可以認為，文革剛開始時，中央有許多老一輩的高級幹部及其子女，也包括劉少奇及其子女在內，誤以為這次運動要整的是其他一些人，所以都抱著積極的態度參加，至於後來才知道，原來要整的是他們自己，這是他們始料所不及的。

2．現在再來談談老一輩領導人的生活作風問題。信筆遊疆兄在參觀劉少奇故居時聽到一些關於劉少奇反對浮華鋪張的小故事，我認為不足為奇，假如在另外一些埸合，也會有人向你講關於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崇尚簡樸的類似的故事。說實話，在老一輩領導人中似乎確實普遍存在著一種崇尚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以及在麵對普通群眾時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從這方麵說，要比現在的大多數政府官員強多了。但是，我也懷疑這中間存在著一種“隱醜揚善”的現象，因為這些領導人都身居高位，而按照中國官埸曆來“為尊者隱”的傳統，他們的下屬們可能會誇大宣傳他們身上好的一麵，加油添醋地講一些關於他們優秀品質的故事，而對不好的一麵，就有可能被“隱”了。例如，當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黨中央設在延安後，發生了許多中共高級領導幹部“換妻”的現象，原因是有大批國統區熱血青年投奔革命來到延安，其中不乏來自大城市的年輕漂亮女性，她們成了當時根據地人們眼中的“公主”，而當時的某些已婚的高級領導幹部紛紛拋棄了原來在革命鬥爭中患難與共的妻子，改娶了這些“公主”，其中既有毛澤東，也有劉少奇，而且據我所知，劉在延安換妻不止一次。另外，建國以後中央的高級領導人都是實行“供給製”，名義上工資不高，但實際上的生活水準究竟有多高，外界是不得而知的，隻有當某些人政治上垮台以後，才作為揭發批判材料，被披露出來，例如我手頭就有關於林彪和王洪文窮奢極侈的材料。但我有疑問：中央領導人的生活供給，應該會有統一的管理機構，這個管理機構既然能讓林彪和王洪文得到如此窮奢極侈的生活條件，難道其他領導人就享受不到嗎？

以上隻是一些片斷的想法，拉雜寫來，很零亂。前麵說過，我對文革史和文革前史正在研究中，我的原則是，盡可能地了解曆史的真實麵貌，力求客觀和公正，全麵分析對比各種不同的資料和觀點，認真思考，決不盲從。對劉少奇和其他老一輩中共領導人，既不能簡單地肯定，也不能簡單地否定，因為人和曆史都太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