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峰在1957年(作者:王培元)

“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還是“實行”？實行“費厄潑賴”，就是說要講寬容。魯迅萬萬沒想到當時的親密戰友此馮的後果那麽窩囊, 誰的罪過? 現在是四條漢子, 不過1相信在後來的平反文件上必定印刷的是那句套話"林彪和四人幫集團", 可能30年代馮的整過四條漢子,後來四條漢子又整了回來,隻是馮整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實在沒法把帽子扣四人幫頭上,但後來的這四位挨整,當仁不讓地給四人幫扣上了.--所以費厄(fair)從來不曾潑賴（play）過， 其他周等四人和馮自己都算得上忠誠的信仰者， 不過馮多挨了十年--轉載者

 

1955年6月已有批判馮雪峰的通盤謀劃

1954年《紅樓夢》研究批判，是馮雪峰新中國成立後遭受的第一次重創。此次批判，雖觸及了雪峰部分“現行表現”，他也因而被撤掉了《文藝報》主編一職，但仍繼續擔任中國作協副主席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等重要職務。到了風雲變幻的“多事之秋”的1957年，更大的災難又降臨到了雪峰頭上。

這一年的7月至9月，作協前後共召開了二十五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陳反黨集團。從第十七次以後的幾次會議，批鬥矛頭則對準了馮雪峰。這場鬥爭開始於1955年，又經過翻烙餅式的折騰，終於不可避免地把他也牽連其中。而實際上，早在1955年6月下旬，中宣部在給中共中央《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中，已有批判丁玲之後進一步展開批判馮雪峰的通盤謀劃。

8月14日第十七次會議之前，與會發言者主要批丁、陳時，已漸有人不斷地提到了馮雪峰，把他與丁、陳緊緊連在一起。7月29日，時任作協黨組副書記的詩人郭小川，與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一起商議，聯名致信馮雪峰，敦促其參加作協黨組擴大會。翌日的第七次會議，方紀在發言中提到了“丁玲、馮雪峰為什麽這幾年沉默”；又說，去年肅反結束後不少人請陳企霞吃飯，馮在請他吃飯時說：“企霞，你現在成了英雄人物了！”還說，馮答應為準備辦油印刊物的陳企霞提供紙張。

由於事涉馮雪峰，魯迅遺孀許廣平亦被邀請與會。如此一來，曾認為馮雪峰是“研究魯迅的通人”的她，對這位老朋友的看法也就發生了變化。8月4日第十一次會議上她說：“昨天丁玲同誌死抱住曆史，首先承認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誌要好，因為雪峰和周揚有意見，所以她也對周揚同誌有意見。社會在一日千裏地前進，他們卻還是不知羞恥地公然說出二三十年前搞小圈子，鬧個人意氣的話，還行得通嗎?雪峰同誌方麵，總聽說多病，忙，我是絕少來往的。原來他忙的是那一套反黨勾當，病的是心懷鬼胎，捏造事實，無中生有地白日見鬼似地自處於陰暗。我以老朋友的資格，希望他們回到黨和人民這方麵來。”

在這次會上，事先並未準備發言的馮雪峰被迫做了檢討，說：“我過去認為我隻是反對周揚而不是反黨，這在認識上是錯誤的，反對周揚其實就是反黨……今後要接受周揚在文藝工作上的領導，團結在周揚的周圍把文藝工作做好。”對此發言，周揚和邵荃麟都還表示滿意。但有人卻不以為然，認為“團結在周揚的周圍”這個說法不對，應該說“團結在黨的周圍”。還有人覺得檢討得不深刻，“隻承認反周揚，不承認反黨”。

馮雪峰公開檢討了，下一步怎麽辦？當晚近九時了，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和郭小川等人，來到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處，商量此後會議的開法和行動步驟，近十一時才散。

8月7日下午的第十三次會議，文藝理論家何其芳出場，主要批丁、陳，兼及陳湧，牽出馮雪峰。他說，陳湧隻肯定一個人“懂得文藝”，那就是馮雪峰；又說，陳還主張采取“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的方式，個人影響作家的方式”，“這和胡風向黨進攻的意見書中的組織綱領也是相同的”。

作家老舍的發言依然是他一貫的幽默口風，但也頗多弦外之音，“有一次馮雪峰指著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評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評，沒有鬧情緒”；“遺憾的是當時雪峰的批評隻從藝術觀點出發，假若他從作品的政治性上發言，雖更嚴厲一些也更受歡迎”。老舍還談到抗戰時馮雪峰到了重慶，“需向潘公展遞手本，簽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個保人都有靠山，我沒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獄。我不是在這裏表功”。

郭小川在當天日記裏寫道：“何其芳發言尚好，老舍大談他自己的功勞，最後幾句話很厲害”雲雲。

8月8日第十四次會議，《文藝報》主編張光年發言提到一個細節：陳企霞交代1954年檢查《文藝報》時，丁、馮、陳就在一起商量對策，要不要放棄“陣地”。然後又質問道：“為什麽像馮雪峰所說，肅反運動來了，你們就要清理信件，準備被捕?”並由此斷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政治陰謀，這是一個大規模的分裂活動。”這句話說得很厲害，郭小川當天日記說張的發言“簡短有力”。

在8月9日第十五次會議上，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任叔成為批馮主角。一上來他就談馮雪峰用“宗派的眼光”看人的問題，接著又側重“揭發”雪峰的“一些活動”，說雪峰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工作方式，脫離社會主義建設、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和工作製度軌道；他躲在陰暗的一角，看不出這世界的變化；他對周揚的關係極不正常；他極端輕視周揚實際上是輕視黨的領導，等等。之後，又提到他與雪峰在出版社方針任務等四個方麵的矛盾分歧，還“揭發”雪峰在整風中“到處點火”，“動員”舒蕪們“向黨進攻”。王發言時間很長，涉及問題頗多，又再批雪峰文藝思想，而且證據有六條之多；最後強調：雪峰說“他對毛主席的《講話》是有抵觸的，我看不是抵觸，而是反對”。

作協黨組副書記嚴文井在此次會上也發了言，批丁、陳之外，亦涉及馮雪峰，說：“從王任叔的發言來看，雪峰右得很，這次會議上發言也很不好”；還認為馮雪峰的文藝思想和宗派主義也要檢查。

盡管以上幾位批判者所談問題不少，但大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顯得雜亂無章，明顯“火力不夠集中”，尤其未能如周揚等組織者所希望的，觸及三十年代的“曆史公案”。其實，這正是批馮要害之所在。三十年代是周揚的一塊“心病”。

批馮大戲之帷幕正式拉開了

8月9日晚，中南海。“總理和小平召集文藝界同誌談了反右派鬥爭問題，認為鬥爭已經展開，很多大鯊魚浮上來了。……最後決定緊接著就展開對雪峰的鬥爭。”郭小川在日記裏記下了劉白羽的傳達。後來郭回憶道，周揚早就想“盡快地從鬥爭丁、陳轉到鬥爭馮雪峰”，批鬥丁、陳時，“他曾提出一定要同時鬥爭馮雪峰”。

8月11日下午四時，王府井大街64號中國文聯大樓會議室。

周揚和林默涵、劉白羽、邵荃麟、郭小川，與馮雪峰進行了一次五對一的談話。周揚先說：“叫你來，就是要告訴你，也要把你拿出來批判，同批判丁玲、陳企霞一樣。你那天檢討，我當時認為還可以，但大家不滿意。批丁玲、陳企霞，不批判你，群眾是通不過的。你要摸底，這就是底。”接著又說：這一次必須把你許多問題搞個徹底，包括清查你的政治曆史，這是階級鬥爭、大是大非的鬥爭。你的包袱太重了，總以為自己正確。

他還問馮雪峰：“你從陝北出發前是誰交代你的任務的？”馮回答：“洛甫同誌。”周又問：“他怎麽說的？”馮答：“上海沒有黨的組織，黨的組織被破壞了。”

周說：“我們孤軍奮戰，我們這些人又比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們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黨中央的宣言提口號、搞工作的。你一來，就一下子鑽到魯迅家裏，跟胡風、蕭軍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們，我們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們的黨的活動。”周還說他和夏衍等人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可馮卻勾結胡風，給他們以打擊。他特別激憤地說，馮雪峰1936年在上海還說過他和夏衍是“藍衣社、法西斯”，並讓馮當麵答複。馮說：“請調查。”

郭小川聽了這些話，“感到非常驚奇，聞所未聞”。當說到外有白色恐怖、內有馮雪峰的打擊時，周揚竟流下了眼淚。他告訴馮：“要經受一次批判。”馮表示怕搞成小集團成員。周的意思似乎是著重批判思想，暗示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團成員，並叫馮雪峰準備在會上作檢查。馮滿腹疑惑：1936年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中央是肯定過的；組織上也沒認為自己與胡風是“反革命同夥”；那麽，到底要批判我什麽問題呢?

這次談話，曆時三小時，氣氛相當嚴厲，至晚七時才結束。批馮大戲之帷幕正式拉開了。

8月13日第十六次會議，由與馮雪峰比較熟、關係也很好的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打頭炮。周揚已經催過他，叫他早點發言。邵首先提出：“這場鬥爭是文藝界黨內的一場原則性的大鬥爭，也是整個文藝界的一場大鬥爭。”接下來結合馮雪峰的經曆，主要談他的“反黨錯誤”：1937年馮雪峰“和領導吵了一架，後來脫離黨組織，當時中央要他去延安，他也拒絕，跑回浙江老家去了”，後來被捕，從集中營出來，到了重慶，“和黨的關係仍然不很正常”，“這最突出了、說明了雪峰的組織觀念”。邵又談到，第二次文代會雪峰起草報告“實際上是批評了黨的領導”，還說到雪峰的文藝思想，認為他“陷入唯心主義是由於對共產主義世界觀產生了懷疑和動搖”。發言結束時，邵詰問道：“雪峰是經過長征的老黨員，為什麽思想上會墮落到這樣呢?”

從馮雪峰“脫黨”，到“對黨不信任和懷疑”，再到“內心陰暗”，邵講的時間不算短。郭小川日記讚道：“邵荃麟講了兩小時，一部分談丁玲，一部分談雪峰，雪峰這一部分講得特別精彩。”可是，周揚和劉白羽“都認為會議開得並不好”。這是為什麽呢?郭小川後來悟出：因為“沒有講到左聯問題”。當晚十一時，劉白羽把林默涵和郭小川叫到他家，專門談了“會議的組織問題，決定把各單位的與會人都組織起來，及時告訴他們意圖，供給他們材料”。

組織者的運籌帷幄果然奏效。8月14日下午，攻堅戰打響了。主攻手是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據郭小川日記：“六時多就起來，天下雨……(下午)二時開會，先是蔡楚生發言，然後是徐達，緊接著是夏衍發言，講了雪峰對左聯的排斥，他的野心家的麵孔暴露無遺了，引起了一場激動，緊接著許廣平、沙汀發言，樓適夷發言，會場形成高潮……”

帶著發言稿的夏衍，顯然有備而來。此前，周揚專門召集林默涵、劉白羽等人開過一個小會，明確指出揭批馮雪峰“關鍵是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個有力的發言”；他提議由夏衍來講。一開始夏衍就把話題引向三十年代上海，說馮達被捕後幾小時之內就叛變自首，帶著特務去捉丁玲，“其目的是為了要從雪峰同誌手裏奪回丁玲。因為這時候雪峰同誌和丁玲有了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許廣平8月4日發言隻是說丁、馮“要好”，夏衍則徑指兩人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在政治鬥爭中以此類話題做文章，也是一種傳統“戰法”，頗能令對手顏麵掃地的。丁玲1957年初寫的檢查材料中，也曾“揭露”過周揚解放初期的“男女關係”問題。

接著，夏衍重申了1955年9月1日自己在作協黨組擴大會上的發言，說丁、馮的思想與胡風思想根本上沒有區別，然後直奔主題，專門追究馮雪峰三十年代的“曆史問題”。他說：馮1936年從瓦窯堡到上海，“中央是要他來和周揚和我接上關係的”，但不找我們，先找了魯迅，之後，“你一直不找渴望著和黨接上關係的黨組織，而去找了胡風，不聽一聽周揚和其他黨員的意見，就授意胡風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引起了所謂兩個口號的論爭，這是什麽緣故？”夏繼續責問馮：你“可以找胡風，甚至可以找章乃器，為什麽不找我們？”其中提到章乃器見了馮雪峰後，標榜自己跟“陝北來人”接上了關係，揚言“今後你們不要來找我，‘陝北來人’說上海沒有共產黨組織”雲雲。據稱，馮雪峰還跟文化界一些外圍人士打招呼說，“周揚、沈端先(夏衍)等假如來找你，‘輕則不理，重則扭送捕房’”。夏還援引據說是已過世的錢亦石透露給周揚的一個情況，稱“雪峰在外麵說，夏衍是藍衣社，周揚是法西斯”，繼而怒斥道，“這不是陷害，又是什麽？”

隨後，夏又對馮發出了連珠炮一般的質問：你介紹和批準胡風入黨，還把他引進了黨的工作委員會，“你和胡風是怎樣一種關係？”“(你)在上海既不參加當地黨的工作，又不回解放區；中央打電報給博古同誌，叫你立即回延安，你拒絕了，寄居在許廣平先生的三樓上，鬱鬱寡歡，常常終日不語。抗戰的炮聲為什麽不使你感到興奮，反而感到憂鬱，這是什麽緣故？”他又提到了幾件事，一是馮雪峰離開上饒集中營剛到重慶時，由老舍、姚蓬子和韓侍桁“擔保”的事情；二是跟在王芃生領導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的馮達見過麵。這就扯出了“叛徒”、“特務”，於是什麽立場、感情問題都提出來了。夏衍認定馮和胡風、劉雪葦、彭柏山是“一條線”的，振振有詞地追問：“這些人和你之間這條線隻是思想上的共鳴呢，還是有什麽組織活動?”

夏衍的發言，立刻產生了爆炸性的驚人效果，連郭小川都“極感驚心動魄”。馬上有人高喊：“馮雪峰站起來！”又有人喊：“丁玲站起來！”於是，“站起來！快站起來！”的叫喊聲，震撼了整個會場。馮雪峰垂首恭立，啜泣無言；丁玲站著哽咽，淚如泉湧。

當夏說到馮“用魯迅的名義，寫下了這篇與事實不符的文章(筆者按：指‘答徐懋庸’信)，究竟是何居心”時，許廣平突然站了起來，指著雪峰大聲責難：“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麽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馮雪峰完全被打蒙了。他臉色慘青，呆然木立，手一直在發抖。丁玲也不再嗚咽，默默聽著。會場突然安靜了下來，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下也能聽見。

這次批馮會議可謂大獲全勝。周揚是滿意的。林默涵也讚賞夏的發言，晚上見到郭小川時說：“夏衍這樣的人，政治上不強，這次發言可真不錯。”與會的中宣部文藝處工作人員黎之後來說：夏的發言以“大量篇幅糾纏人事關係”，“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篇‘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泄私憤的長篇牢騷”。而從當時的效果來看，夏衍的“爆炸性”發言，無疑強有力地引領了“鬥爭大方向”，給了馮雪峰致命一擊。

晚上，雪峰打電話求見周揚。見麵後，周對他說：“今天會場的激動情況，我也沒有預料到。”又特意強調：夏衍的發言“事前沒有商量”，他昨晚打電話來說要提，“我同意他提”。無疑這是當麵撒謊！前文已寫到，周揚召集過一個小會，確定了批馮的關鍵及發言者夏衍。之後又開過一個小會，專門討論夏衍發言的內容，並定下了發言的“基調”。

雪峰不解地問：“我的問題究竟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周以輕鬆的口吻回答：“什麽問題都讓大家揭發嘛，批一批，對你也有好處。”雪峰又問：“有些事實，我可不可以申辯？”周答：“可以，你可以在會議上發言。”馮雪峰覺得，周說話態度很平靜，與白天在會場上不同。他哪裏知道周揚他們背後的所作所為呢？

兩人談完，馮雪峰沉重而茫然地走了。

乘勝推進，一舉拿下有浙東人硬氣的馮雪峰

組織者決定一鼓作氣，乘勝推進，擴大戰果，一舉拿下倔強執拗、有浙東人的硬氣的馮雪峰。

第二天上午，在文聯大樓召開參加黨組擴大會的各單位負責人聯席會。周揚、林默涵、邵荃麟和郭小川都出席了，邵做了一下總結，決定“繼續打開局麵”，又具體安排曾是左聯成員的陳荒煤、沙汀和周立波，以及理論家何其芳發言。下午樓下開會鬥爭蕭乾，樓上陳荒煤、沙汀和周立波在做批馮發言準備。

為給批馮提供更具殺傷力的彈藥，晚上九時，郭小川還去訪問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共地下黨特科係統工作的王學文，請他具體談馮雪峰與左聯的關係。郭在當天日記中寫下了一句：“他(筆者按：指王)對雪峰印象極其不好。”

午夜，電閃雷鳴，風雨大作，把服了安眠藥後入睡的郭小川驚醒了。

第二天下午，鄭振鐸、李伯釗講話後，有人要求主席團命馮雪峰交代問題。馮隻得上台發言，他講了若幹事實經過，但否認夏對自己說過周、夏是藍衣社特務、法西斯，以及摧毀上海地下黨等指控，就昨天發言中一些與事實不符的指責為自己做了辯護。據說，他的發言是在周揚指定邵荃麟的“幫助”下準備的，以關鍵當事人的身份，按照周揚定下的調子，為“兩個口號”論爭、“四條漢子”等曆史問題重新“定性”。然而，馮雪峰的陳述仍不能使與會者滿意，被認為“講得很空洞”、為自己辯解，沒講完即被粗暴打斷，硬給轟下了台。

8月16日下午第十八次會議，先後發言批馮的，有張天翼、袁水拍、陳荒煤和何其芳。陳荒煤申明其發言是以“自己的親身體會”，來揭發馮雪峰在上海如何以“欽差大臣”的姿態出現，“打擊”、“分裂”、“破壞”上海地下黨的活動。他還揭發了一件事，說胡喬木到邊區去的時候，馮雪峰派李凡夫一路監視。但他主要還是拿曆史問題說事，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要馮雪峰回答：“發起兩個口號的論戰，動機是什麽？”“你對各地組織隨意打掉，否認別人的黨籍，你自己呢？”“為什麽你二十年來對叛徒、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毫無警惕，相處泰然，把他們當作知己，這樣親近，而對地下黨員卻戒備很嚴，仇恨很深，為什麽？”前一個問題他自己替馮做了回答：“蒙蔽魯迅，假魯迅之手打擊左聯，打擊地下黨。”

何其芳在發言中先呼應夏衍，說夏的揭發使自己“很激動，很憤慨”，接著給馮扣了兩頂大帽子：“反黨分子”和“個人野心家”。他回憶1945年、1946年在重慶時，曾有一個地下黨員告訴他：“雪峰是胡風派。”又指出當時在黨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胡風發言反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於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提法，後來馮雪峰就以“畫室”的筆名寫了《題外的話》公開響應，譏笑“政治性”、“藝術性”的說法經不起“一連反問三次”。馮雪峰還寫了《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更極力為胡風的反動文藝理論辯護”。何其芳又以馮雪峰的其他論文和雜文為靶子，批判其“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以及“一些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宣揚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驚的反動思想”，所列舉的幾篇文章中，就有1954年12月31日毛澤東批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及陳伯達、胡喬木、胡繩等人閱讀的《火獄》。何其芳最後斷定馮雪峰“有很大的權力欲望”，從陝北到上海時“把個人駕乎黨之上”，“以欽差大臣自居”雲雲。

8月17日上午，郭小川和周立波、沙汀又一起去找王學文。王跟他們談了馮雪峰“確實說胡風是黨員，而又決定停止左聯的黨員活動”的情況。回到文聯大樓，周揚立即召集邵荃麟、林默涵、劉白羽和郭小川開會，商討下午會議如何開。林默涵認為馮的問題已經搞得差不多了，黨組負責人中應當有人出來講講話。他建議由黨組副書記郭小川發言，說他有“分析能力”，因為8月4日郭批判丁玲的發言給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郭表示不願意講，說自己來作協後，主要做事務性工作，並不了解馮雪峰。周揚和劉白羽都讚成他講。郭推辭不掉，隻好應承下來，但提出了“講什麽”的問題。

林默涵馬上出了個主意：可以看看胡風的“供詞”，講講馮和胡風的關係，他們兩個人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還說胡風“供詞”，他家裏就有，郭可以去取。郭又提出，發言光講這個問題是不夠的。林說：“把大家的意見歸納一下嘛。”

20日下午兩時會議開始，袁水拍發言後，經過充分準備的郭小川，終於披掛上陣。他先給馮雪峰接觸的人列了一個表，有胡風、姚蓬子、韓侍桁、馮達、黎烈文、孟十還、彭柏山、劉雪葦、吳奚如、潘漢年、蕭軍、尹庚、丁玲、陳企霞、顧學頡、舒蕪、張友鸞，說這些人中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特務，有的是右派分子、反黨分子，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政治麵目不清、思想反動的人。之後以反問方式下了個結論：“雪峰所接近、所信任的人中間到底能找出幾個好人來呢?”接著又著重談馮雪峰和胡風及丁、陳的關係，一麵判定“兩個口號”論爭、魯迅“答徐懋庸”信，都“是馮、胡的共謀”，“十分殘忍地打擊了上海黨組織”，“分裂了文藝界，也分裂了黨”。說到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是雪峰起草好了，跟胡風商量的”，“這不是挑撥是什麽？”他說：“雪峰還要把周揚送出去留學，送到延安，而後又假借中央的命令，停止了黨團活動，這兩方麵雙管齊下，必欲置上海黨組織於死地而後快。”還說胡風和馮雪峰“一個反革命分子，一個個人主義野心家”，“在上海那樣的曆史條件下結成了反黨聯盟”。再從左聯時期的丁、馮關係提起，一直說到五十年代，結論是，“中國文藝界的兩大反動集團，雪峰都沾了邊”。

郭小川語速特快，雄辯滔滔，講了一小時有餘。火力很猛，效果不錯，達到了預期目的。林默涵認為“還好”。至此，這一戰役似乎可以鳴金收兵了。

但周揚卻始終未表態。或許是因為郭講得過於露骨，與事實出入太大，這一點周揚心裏應該清楚。會後馮雪峰也就此向邵荃麟提出。邵表示：“事實是可以查對核實的”，而問題的要害是“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

之後，為了保住黨籍，在邵荃麟的點撥下，他被迫為收入1959年版《魯迅全集》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撰寫了違背曆史事實的題注。結果呢?保留其黨籍的承諾並未兌現，馮雪峰依然被開除出黨。

這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詩人、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研究家，受到了毫無誠信的欺騙和戲弄，被狠狠地耍了一回，涮了一把。

9月4日第二十五次會議，即作協黨組最後一次批馮擴大會議，馮雪峰再次做了檢討，提法、口徑是合乎組織者、批判者的要求的，什麽“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懷疑周揚”，“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反黨”，等等，等等。組織者心裏一直懸著的那塊石頭，終於可以落地了。“雪峰的檢討似乎是有些進步”，郭小川在日記裏如是記錄。

麵對袞袞諸公的毫無情麵的批鬥，馮雪峰如同走入了“無物之陣”(魯迅語)。

孤立無助，百口莫辯，連為自己“辯誣”的權利亦被剝奪；對於橫加在自己頭上的種種謠諑、攻訐和詆毀，隻能被迫地、屈辱地接受下來。最終以羅織鍛煉的莫須有罪名，戴上了一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荊冠，丟掉了他格外珍視的黨籍，撤銷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文聯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所有職務。

9月16日，周揚在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作了《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道路》的總結性講話，滔滔不絕，午前開講，直到午後兩時，用去三個多小時。第二天上午八時四十分接著講，十時多才講完。

這個講話稿，周揚先擬好一個提綱，9月11日下午與林默涵、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張光年等會商一次。後據毛澤東意見做過修改，又於11月20日再呈毛審閱。毛修改後，24日批示周揚，讓他閱後即送胡喬木轉鄧小平，並指示：“作一二次認真的討論”，“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後發表”。毛還強調：“這是一件大事，不應等閑視之。”由周揚及其他文藝界負責人參加討論並再度修改後，又送毛審閱。

毛親筆改過後，以《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為題，發表於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此文有關部分，對馮雪峰作出了最具權威性的、完全徹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結論。

馮雪峰的命運，也便由此鑄定了。他步入了近二十年隱忍苟活的漫長苦難人生，直至1976年1月30日飲恨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