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轉載的）

李  紅

1958年1月，演員們進行“除四害”的表演

1958年， 居民一起上街搞衛生

1958年，上海市普陀區婦女舉著成績牌，展示“除四害”成果

 

群眾在樹上驅趕麻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舉國上下開展了以“除四害”（四害係指老鼠、蒼蠅、蚊子、麻雀，1960年以後以臭蟲取代麻雀。—筆者注）為核心的愛國衛生運動。這場全民性的運動，曾被提升到衛生領域的人民戰爭的高度。

說起“除四害”的種種場景，親曆運動的老一輩人都有難以忘卻的記憶。清晨，大家拿著長竹竿、汽槍或鞭炮爬上房頂，手執旗子、掃帚、毛巾吆喝著，敲打鑼鼓和臉盆追趕麻雀。家家戶戶用開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體去廁所、菜場等場所捕滅蒼蠅……這場運動，留下的不僅是一代人的記憶，也給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衛生製度貼上了鮮明的時代標簽，甚至可以說，也是後來接踵而至的群眾運動的一場預演。

“除四害”，中南海也不例外

1958年注定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是毛澤東外出視察次數最多的一年, 也是“除四害”運動最火熱、力度最大的一年。1月初，毛澤東來到杭州市視察小營巷的衛生工作，向居民詢問這裏的衛生情況。此前的1957年秋天，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特別提倡“可不可以就在今年準備一下，動員一下，明年春季就來搞，因為蒼蠅就是那個時候出世……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猶如隆冬裏的一把火，毛澤東講話和下基層視察衛生的示範舉動，將始於1956年的“除四害”運動推向火熱的高潮。

在你追我趕的年月裏，小營巷的衛生榜樣發揮了巨大的示範效應，激發了人們模仿乃至超越的激情。比起那些高不可攀的鋼鐵產量、糧食增產目標，和小小的老鼠、麻雀、蒼蠅、蚊子作鬥爭，似乎更易於組織實施，也更容易見成效。於是，在“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對於這一運動必須親自動手，抓規劃，抓宣傳，抓檢查評比，並且要推動各單位的行政負責人同樣親自動手”（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的《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1958年2月12日）的指示下，各級黨政負責人親自掛帥領導“除四害”運動，他們甚至同群眾一起，打掃馬路、滅蚊滅蠅。那一年，剿滅四害也逐步上升為常態化、全民化的政治運動。

中南海駐地的黨政機關每周騰出一定時間，暫停日常的行政工作，高層幹部親自動手清掃衛生。一天，時任西城區區長的杜若接到市委通知，讓她帶領工作組去轄區內的中南海檢查衛生。下午，她帶著副區長和幾個專管衛生工作的幹部，由中南海的有關人員領著進入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辦公室的大玻璃。“我們幾個人邊走邊議論，看來這裏也是人人動手搞衛生。陪著我們檢查的人說：‘這些人都是十一二級的司局級幹部。’後來我們來到幹部飯廳，進去後沒有發現一隻蒼蠅，連放筷子的瓷筒內底部都幹幹淨淨。”中南海高級幹部集體擦玻璃的場景，帶給她強烈的震撼，也成為駐留心中的時代記憶。

中南海大多是鋪有木地板的老房子，地板下、天花板上有暗潮的間隙，很多老鼠長期盤踞。為了打一場攻堅戰，大人和孩子被集體組織起來，鏟除雜草，填平戶外的髒水坑，使孑孓沒有孳生的環境。每戶人家還要噴灑藥劑、撒藥毒殺老鼠、蒼蠅；各單位劃片、分工負責，在統一時間裏點燃六六粉劑熏蚊子。考慮到中南海的特殊辦公環境，捕殺麻雀時，大家沒有使用鞭炮，而是拿起旗竿、敲打臉盆，有關方麵還特地派去了攝影師和記者，現場拍攝了紀錄片。陳毅的女兒陳珊珊回憶，也許是由於生活在中南海，常常要考慮種種規矩，孩子們幾乎沒有這樣毫無拘束、淋漓酣暢地縱情過，所以大家都異常的亢奮。當時，大家拿著竹竿、帶著臉盆趕麻雀，麻雀已經在視野裏消逝了，可孩子們還是那樣興致勃勃敲著臉盆。男孩們則還賴在房頂樹上不願下來，也可以在大人麵前公開使用平時不許玩的彈弓了，偶爾有飛動的鳥掠過，便馬上瞄準射擊。

中南海如此，以科學研究為職責的中國科學院也有類似情況。在力學所北邊的三星鉛筆廠附近，有一塊方形的麥地。“除四害”時，錢學森也表現得像一個普通人，他和力學研究所的研究實習員談慶明一起，每人帶一根頂端係有紅布條的竹竿，到麥地裏轟麻雀，一人負責一塊地段，不讓麻雀飛下來休息。麻雀心髒很小，老是飛個不停，就會掉下來死掉。談慶明感慨：“除四害”是一項組織布置的政治任務，研究人員唯恐被“靠邊站”，都踴躍打麻雀，常規的科學研究也時常不做了。

你追我趕，目標創新高

為了趕上和引領形勢，不少地方連續修改“除四害”的時間表，目標時間不斷縮短。各級黨組織成立了“除四害”運動指揮部或（辦公室），統一製定計劃、組織運動的實施。1958年，北京將“除四害”的期限定為兩年，上海定為三至五年，河南定為三年，江蘇定為四年，有的縣市甚至定為一年乃至幾個月。

原上海市愛衛會辦公室副主任潘先生，親曆了這場運動，他回憶了一個普遍現象：20世紀50年代中期，都習慣用過高的標準向下麵布置工作, 而且都要求得很急。一開始，“除四害”運動是為了減少人民疾病、提高糧食產量，後來就升級為必須要完成的政治任務了。

1958年1月6日，上海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在三年內，上海要基本上成為一個沒有老鼠、麻雀、蒼蠅、蚊子、臭蟲和釘螺的“六無”城市，後來加入蟑螂，實際目標改為三年內變成一個“七無”城市。旋即，這一目標再次被修改。3月29日，上海市人委和市政協聯席擴大會議作出決定，要求全市人民拿出決心，千方百計，苦戰一年基本上消滅“七害”，使上海提早變成“七無”、“三潔”（室內外潔、廚房潔、廁所潔）城市。短短兩個月，三年除四害的目標便改為一年除七害。

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有其生長繁殖的自然屬性，如何在短短的幾年內，徹底根除四害，達到減少疾病、提高糧食產量的目標呢？在人多力量大的觀念下，“除四害”運動推行了黨委一把手親自抓、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大檢查大評比的工作模式。據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資料顯示，上海市黨政領導改變了過去層層開會動員布置任務的工作方法，由黨政機關負責人直接領導布置。經中共上海市委倡導，1958年4月17日（周四，當時每周四定為無會議日，有時間參加勞動）和20日（周日，休息日）在全市範圍舉行全民性的“除四害”突擊運動。伴隨四月不斷攀升的氣溫，上海的“除四害”運動不斷掀起陣陣高潮。各區、各局緊急作出部署，各裏弄、單位、街道、甚至農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全體動員起來，采取了大規模、密集型的行動。在17日和20日這兩天的突擊日行動中，全市郊縣各行各業的人們全部投入其中，上到百歲老壽星，下到幾歲的小娃娃也行動起來，參與人數達到500萬人之巨。僅17日一天，共殲滅蒼蠅110餘萬隻，蚊子30餘萬隻，挖蛆10萬條，蛹10多萬隻。按理說，統計這些微小的蒼蠅、蚊子的個數是很有難度的，真不知道為了這組數字，花去多少人的時間和精力。

天羅地網，全民打麻雀

在四害中，麻雀被稱為“害人鳥”，有科學研究得出結論—全國被麻雀吃掉和損壞的糧食數量不比老鼠少。相比於其他三害的老鼠、蒼蠅、蚊子，麻雀也是最容易被發現的，自然，這小小的麻雀也就成了人們重點剿滅的對象。著名漫畫家張樂平，創作了一幅漫畫《天羅地網》，以寫實的筆法，記錄了那戰旗飄揚、全民動員，敲鑼打鼓、放炮打槍的真實場景。

在很多人的記憶中，他們印象最深的不是抓老鼠、拍蒼蠅，而是打麻雀。男女老少，一齊上陣，用“轟、打、毒、掏”的綜合戰術，給麻雀以殲滅性的打擊。家住曹家渡、現年70多歲的退休工人張師傅，對當年打麻雀的場景曆曆在目。那時，他隻有十八九歲，在機械廠上班不久。清晨5點，工人們必須到廠裏，帶著紅旗、拿著長竹竿、汽槍或鞭炮登上辦公樓頂，敲打著鑼鼓和臉盆追趕麻雀。天還沒發白，整個城市就像炸開了鍋一樣翻騰起來。為了追趕麻雀，工人們甚至停止了工作，中午輪流吃飯，午飯後也不肯休息，堅守崗位繼續戰鬥。剛開始的時候，一個人收獲幾十隻、上百隻麻雀的不在少數，有的自己燒著吃，有的拿到公共大食堂去換回一些飯食。為了展示勝利成果，人們敲鑼打鼓，用背簍背上各小組捕獲的麻雀，用細麻繩將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將一串串麻雀穿起來，套在竹竿上，再送到區（縣）上巡回展覽。

筆者曾訪談過安徽農村的一些老人，他們也回憶，那個時候，不僅是麻雀，甚至連兔子、狗、雞等也受到“牽連”，不停地到處亂竄亂叫。還曾發生過大黃狗撞牆而亡、咬死人的事件，更有不少雞狗失蹤、累死在荒郊野外。老人們還說出了打麻雀的隱密甜頭：順便可以捕捉麻雀、貓、老鼠、兔子等動物，偷偷煮著吃。當時，吃麻雀是被允許的，報刊上還有介紹怎樣吃麻雀的文章。但是，1958年的農村搞人民公社大食堂了，農戶不許私自燒飯，偷煮食物是要扣工分、受懲罰的。為了填飽空癟的肚腹，享受舌尖上的美味，這偶爾的“逾矩”行為，既有刺激，更多的是無奈。

   北京是“除四害”運動的先進城市之一，其大規模發動群眾的典型做法時常見諸報端。據報載，1958年4月19日清晨4時左右，首都數百萬“剿雀大軍”拿起鑼鼓響器、竹竿彩旗，開始走向指定的崗位。830 多個投藥區撒上了毒餌，200 多個射擊區埋伏了大批神槍手。5 時整，北京市圍剿麻雀總指揮王副市長一聲令下，全市8700 多平方公裏的廣大地區裏，立刻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槍聲轟響，彩旗搖動。三天便殲滅麻雀40萬多隻。以數百萬人剿滅40多萬隻麻雀，若不是報紙留下的真實記載，後人或已視為天方夜譚。即便幾十年後的今天來看，這場慘烈的人雀大戰，也是孰忍視之的。但在當時，消滅麻雀是被視為“一場對敵鬥爭，必須打主動戰，打殲滅戰，大幹特幹，速戰速決”。

穿越當年，情感縈繞不去

“老鼠奸，麻雀壞，蒼蠅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糧食搞破壞。”伴隨這句耳熟能詳的順口溜，青少年學生、街道裏弄及農村不受組織約束的民眾，也被納入到組織範疇，男女老少各顯神通，全力捕滅四害。

曹家渡的張師傅向筆者講述，每到傍晚，裏弄幹部會挨家挨戶發放浸泡過“敵敵畏”或者撒上“六六粉”的紙，然後，鄰居們統一時間，緊閉門窗熏蚊蠅。噴藥水前，家裏都會收藏起所有吃的、用的，人也全部走到弄堂裏。隨後再用噴霧器噴藥。一到晚上，家家戶戶同時行動,放眼望去,四處煙霧彌漫,場麵十分壯觀。集體行動後的幾天裏，大家睡覺都不用點蚊香、掛蚊帳了。“效果呢，還是有的。”他說，“那個時候，也沒有環境汙染的概念，煙熏後，大家都很興奮地搜尋蒼蠅、蚊子的屍體，上報戰果了。”

他的鄰居畢師傅也補充說，當時的各級愛衛會的成員們與居民一起，分組分地段地參與，一起除草、一同打掃公用場所。每到禮拜四，隻要居委會幹部的鐵皮喇叭一喊，居民都會自動出來大掃除，用麵盆把自家的水端出來，衝水的衝水，掃地的掃地。“除四害”之後呢，幾乎聽不到鳥叫了，整個城市就像洗過澡一樣，幹淨、清爽。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熱情？對於筆者的疑問，他說出部分原因：因為你參加了這樣的活動，就等於融入到社會當中去了。你要是積極參加，表現好，還能有獎勵；如果表現不積極，你會被大家盯著，家裏人也覺得臉上沒光，何苦呢？

1958年的小張師傅或許沒有料想到，在這場“除四害”的熱潮中，他的左胳膊也被“光榮”了。在單位，他不僅要完成工作指標、衛生指標，回到家，幫助裏弄幹部發放滅蚊蠅的紙，還要打掃自家衛生、滅蚊捕蠅，常常忙到深更半夜還未入睡。而早上4點多鍾又要起來，5點鍾及時趕到廠裏上班。有一次，他和單位同事站在房頂上驅趕麻雀，因為頭暈不慎摔到地上，左胳膊咯吱一聲—骨折了。可是生產任務、衛生指標還沒完成呢，於是，“在醫院治療兩天後，我打著石膏、綁著紗布，就回來上班了，除四害的任務我也沒落下”。那一年，他還超額完成了工作任務指標，得到單位的表揚。“那時候，你隻要能幹活，說話也底氣足。我評了先進，廠裏廂還發了火柴、肥皂等獎品，我也成了廠裏廂的大紅人了。你說，這麽好的事，誰不爭先恐後去做呢？”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小張變成了老張，在向筆者回憶“除四害”運動中一波三折的際遇時，他的神情宛若穿越到了當年。

像小張師傅這樣受傷的人不在少數。據上海地方誌記載，1958年，在上海消滅麻雀活動中，共有72人受傷，5人因誤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據上海房管部門統計，1960年，因人們爬屋頂捉麻雀或搖旗呐喊，損壞瓦片達100萬塊以上。

對於很多中小學生來說，打蒼蠅，滅蚊子，定期上交“除四害”的戰利品，是學生時代經常要完成的作業之一。1958年，高建國還是普陀區某小學二年級的學生，有一天學校領導說要放十天假，不用上課，專門“除四害”。十天之內, 每人要消滅蒼蠅、蚊子各一百隻, 老鼠十隻, 麻雀十隻。蒼蠅、蚊子要驗全屍, 老鼠交尾巴, 麻雀交腳爪，沒有完成任務的，不準進課堂。為了完成任務，同學們會不約而同地來到公廁聚首，把打死的蒼蠅、蚊子裝在小瓶子裏，老鼠尾巴和麻雀腿用廢報紙包好，到時候上交給老師。可是，在人人動手滅四害的年代，要完成任務也是不容易的，他們七八個同學經常哄在一起，跟在大人後麵追趕麻雀，圍捕老鼠，常常吃不上晚飯。到上交的那天，老師在講台上點數，同學們挨個將“戰利品”上交。當一位女生打開報紙時，全體同學“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原來，裏麵有一大包清一色的綠頭蒼蠅！他回憶說，“瘋鬧一陣後，也就不太感興趣了。我親眼看見很多麻雀、黃雀、烏鴉等鳥類，被追趕得口吐鮮血，羽毛脫落，渾身發烏，最後墜落下來摔死。那場景怪嚇人的。”

可是，環境的改善卻沒有帶來相應的糧食增產。1959年春,一些大城市的樹木發生了嚴重的蟲災,農村也出現遍地蟲害、糧食減產的現象。一個事與願違的現象出現了：四害幾乎絕跡了，糧食咋沒增產呢？1959年底，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為首的一批科學家就麻雀問題寫了一份報告，提出：“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這個建議也為中央所采納，麻雀被“平反”，代之以臭蟲，1960年以後，“四害”也相應變為老鼠、臭蟲、蒼蠅、蚊子。當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現已列入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名錄。（政策可以變化，四害可以改變--轉載者）

半個多世紀倏忽而逝，那些揮汗如雨“除四害”的大姑娘小夥子們，如今都已是垂垂老者，在這場時代的運動中，他們的內心深處又有怎樣的記憶和情感？訪談結束時，曹家渡的老張師傅感慨道：“那時候人們的衛生意識和自覺性很強，（除四害）隻要上邊一號召，家家戶戶聞風而動，而且常年搞。工廠裏、街道上進行評比，做得好的還獎給紅旗。不像現在隻管自掃門前雪了。”言語之間，那依稀的懷舊心態，隱含了怎樣的時代密碼呢？

（其實各人真正把自家門前的雪掃幹淨了，整個街麵不就幹淨了嗎？ 因為這個街麵就是由各個不同的門前緊密地組合起來的， 後來的門前三包， 實際就是要每家必須掃幹淨你自家的門前， 曹家渡的老張師傅啊， 儂哪能拎勿清，格末要儂一家頭自覺去掃整條馬路，儂定軌勿肯個，道理1就清爽了，對伐？轉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