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通商與上海人特性的形成

通商口岸的辟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一方麵，外國軍隊、商貿、宗教勢力紛紛進駐中國，掠奪中國資源，奴役中國人民。某些租界成為“國中之國”。另一方麵，通商口岸客觀上促進了西方現代文化、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刺激了中國人的覺醒。

開埠通商的三個特點與近代上海城市

所謂開埠，就是開辟通商口岸。拓展東方市場，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向外擴張的內在要求與必然步驟。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對外貿易隻限於廣州一口，在廣州又對外國通商活動作了種種限製，這遠遠不能滿足資本主義列強的需求。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來華，麵見乾隆皇帝，所提要求之一，就是在中國增開通商口岸。嘉慶、道光年間，東印度公司又不止一次地派人到中國沿海地區打探情況，也不止一次地向中國提出增辟通商口岸的要求，均未果。鴉片戰爭以後，列強以武力強迫中國接受了包括開辟通商口岸在內的要求。

《南京條約》規定辟為通商口岸的是五個城市，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與上海，合稱五口通商。五口之中，廈門開埠最早， 1843年11月1日；其次是上海，1843年11月17日；再次是寧波、福州。廣州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不久就宣布開埠，但由於廣州人堅持反對洋人進城，直到1859年，廣州沙麵租界才基本議定。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中國被迫增開天津、漢口、九江、鎮江等11個口岸。這樣，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中國就開了16個口岸。以後，列強又逼迫中國開辟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至1930年間，中國共開放77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 。

說到開埠通商，有三點特別需要指出：第一，通商口岸並不等於租界。在一部分通商口岸，列強設有租界，而更多的通商口岸則沒有租界。近代中國先後存在過26個租界，並不是所有通商口岸都有租界的。上海先是三個租界（英、法、美），後來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並為英美公共租界。漢口曾有五國租界，天津曾有九國租界。第二，租界並不等於殖民地，所有租界，無論是上海租界，還是天津租界、漢口租界，無論是公共租界，還是單管租界，土地的主權都仍然屬於中國，租地者都要向地主繳納租金。第三，並不是所有租界都是中外混處的，上海租界在開頭八九年實行的是華洋分處原則，廣州沙麵租界自始至終實行華洋分處原則。一般說來，華洋混處的租界對華人社會影響較大，華洋分處的租界影響較小。

就上海而言， 1843年開埠， 1845年開始設立租界， 1943年租界在法律意義上收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完全被收回。西方列強依恃不平等條約，在治外法權的庇護下，將上海租界建設成對中國進行政治侵略、經濟掠奪、文化滲透的大本營。另一方麵，西方人將歐美的物質文明、製度文明、精神文明（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帶到這裏，將租界變成一塊西方文化飛地，成為展示西方文化的一個窗口。這極大地開闊了上海人視野，刺激了上海人學習西方的熱情，也有利於上海城市的發展。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兩租界與越界築路地區，是上海城市的重心，其麵積是華界市區麵積的七八倍，上海城市的精華部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方麵，均集中於租界。開埠以前，上海隻是一個普通的沿海城市。開埠以後，人口持續增長。1875年，上海已是中國第三大城市，僅次於北京與廣州。到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過100萬，躍居全國第一。那以後，上海一直是中國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已相當於蘇州、重慶、香港、成都四個大城市人口的總和。1947年，上海人口相當於三個北平，或四個南京。至於在全國的經濟比重更是高得讓人難以置信。金融方麵，1936年，外國在華銀行總部全部設在上海，華資銀行58家設在這裏，占全國總數的35%。抗日戰爭前，除東三省外，外國資本主義對華出口貿易和商業總額有81.2%集中在這裏，銀行投資的79.2%、工業投資的67.1%、房地產的76.8%，都集中在這裏。1936年，上海對全國各通商口岸貿易總值，占全國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

就開埠與近代上海城市關係而言，人們已經說了千言萬語，大概還有萬語千言要說，但說得最為直接、簡明、透徹的，是著名士紳李平書。他在清末便說過：

自通商以來，五洲萬國莫不知地球上有此繁盛之區，而上海之名，洋溢乎泰西遠東，更無論中國二十二行省矣。然當未通商以前，自元迄於本朝道光中葉，遙遙五百年，上海一縣，亦如直隸之靜海，浙江之臨海，廣東之澄海，其名不著於中國十八行省，更何論五洲萬國乎？……在通商以前，五百年中，如在長夜，事誠無足稱道；通商以後帆檣之密，車馬之繁，層樓之高矗，道路之蕩平，煙囪之林立，所謂文明景象者，上海有之。中外百貨之集，物未至而價先爭，營業合貲之徒，前者仆而後者繼，所謂商戰世界者，上海有之。然而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內地則黯然也。商戰者，西人之勝算，華人則失敗也。

吾一言通商以後之上海，而為之愧，為之悲。愧則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華，而吾則因陋就簡也。悲則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視一切，而吾則局促轅下也。要之，通商以來，“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內地也。商埠也，非縣治也。豈非所謂喧賓奪主耶？抑非所謂相形見醜耶？（李平書《上海三論之一》）

一句話，沒有開埠通商，就沒有近代上海城市的突出地位。

開埠通商與包容特性

開埠通商，對於上海人特性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關於上海人特性，學術界已經有了許多討論，我以為最突出的是以下四點，即包容、爭優、法治與愛國。

包容，一是包，海納百川，這是從城市總體上說；二是容，寬待異己，這是從各個地域文化上說。近代上海人口八成來自全國各地，內以江蘇、浙江、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南諸省為多。這樣高比例、多來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成為全國各地人口大拚盤，使得上海人口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本地人口很少，外來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對於由移民帶來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夠，這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土壤。各地方人來到上海，並不像一把鹽撒到水裏，全無形影，而是結為一個一個小的團體，即同鄉組織，包括前期的會館公所與後期的同鄉會。從晚清到民國，上海同鄉組織少的時候有五六十個，多的時候有二三百個，他們是各地來滬移民的準政府，其作用既為移民所認同，也為上海地方政府、兩租界管理機構所認可。他們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紹工作、介紹婚姻、排解糾紛、防病治病、購置棺材、聯絡鄉誼等服務，有的還提供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廣大移民，依托著會館公所這一平台，將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包括語言、飲食、服飾、戲曲、祭祀方式等。各地移民遇到麻煩事、開心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同鄉與同鄉組織。上海地方政府或租界管理機構遇到事情，照例也會去找個同鄉組織頭麵人物。小刀會起義、兩次四明公所事件，都與同鄉組織的作用有關。1897年小車工人舉行抗捐鬥爭，反對租界當局加捐，問題的最後解決，就是由租界當局、上海地方政府與蘇北同鄉組織首領協商的結果。同鄉組織聯絡、服務同鄉的能力，與同鄉人口規模之間存在一定的比例關係，江、浙、粵、皖等地移民人口較多，其同鄉組織按縣、府設立的就比較多；西北、東北等地在滬人口較少，其同鄉組織就多按省或跨省設立。

說到包容，或許有人會說，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哪有包容的雅量！這種說法，其實是對上海人曆史的不了解，是對上海人特性的不了解。1949年以前，上海沒有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晚清時期，上海還沒有戶籍管理製度。民國時期，上海於1920、1924、1925年進行過戶籍調查，但不全麵、不精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年，上海進行過比較全麵、細致的調查，但戶籍與經濟利益沒有關聯。汪偽時期，上海實行保甲製度，頒發市民證、居住證，但1945年以後，戶籍管理又基本處於放任狀態。上海人來的來，走的走，來了，住下，有穩定的工作，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有的人來而複去，去而複來。因此，那時所謂上海人，本身就是流動不居的一群。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辛亥革命時期，各地謀獨立之人盡為本地人，王金發等謀浙江，焦達峰等謀湖南，胡漢民等謀廣東，於右任等謀陝西，唯獨謀上海獨立之人，無論是同盟會的陳其美，還是光複會的李燮和，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上海光複後，陳其美擔任滬軍都督府都督，從來沒有人因為他是浙江湖州人而提出過異議。二是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毛澤東等代表長沙，王盡美等代表濟南，董必武等代表武漢，他們都是各個省會城市所在的本省人，唯獨代表上海、北京兩城市的代表不是本地人。上海代表一是李漢俊，湖北人；一是李達，湖南人；北京代表是張國燾與劉仁靜，都不是北京人。李漢俊與李達都在上海生活沒幾年，都是從日本留學歸國的，作為上海代表出席會議，從來沒有人因為他們的籍貫提出異議。這兩個例子雄辯地說明，清末民初，無論是上海本地人，還是其他地方人，都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共識，即上海是全國人的上海，不隻是上海本地人的上海，就像北京是全國人的首都，不隻是北京人的首都一樣。既然如此，所謂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說法也就無從談起。

那麽，所謂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說法從何而來的呢？

這一說法其來有自，醞釀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行於8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高度開放的上海，變成了相對封閉的上海；以商貿為主的上海，變成以工業為主的上海；充分市場化的上海，變成了高度計劃化的上海，特別是1958年戶籍製度的實行，遷出容易遷入極難，上海人口趨於固定化。國家實行“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政策，看上去是對等的，互相支持，但是，全國支援上海的是煤、電、原材料、農副產品，低附加值，上海支援全國的是輕紡產品、高技術產品，高附加值，一輛永久牌、鳳凰牌自行車，一台蝴蝶牌縫紉機，一套培羅蒙西裝，可以換一大車農副產品。與此同時，上海對全國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以全國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業產值， 1／6的財政收入，而地方財政支出僅占全國的1/60。上海用於自身城市改造、發展的餘地很小，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環境汙染等城市病，極為突出，弄得上海人灰頭土臉。這種情況到80年代達於極點。

上海戶口被附加了很高的價值，上海產品與優質、精致、洋氣聯係在一起，上海人身份與聰明、能幹、奉獻聯係在一起。這既催發了上海人服務全國的大局意識，強化了上海人高人一等的優越意識，同時，也使得上海人捉襟見肘，過日子不得不精打細算，半兩糧票、假領頭，都是這麽出來的。內地人出差來滬，通常要帶一長串購物單，或為己用，或留送人，從服裝、皮鞋、手表到糖果、餅幹，無所不有。以移民人口為主體的上海人，與內地、鄉村聯係本來密切，在內地、鄉下的親友相對多些，來客相對頻繁。與此不相適應的是，上海人待客條件極差。客多容易生怨，頻繁容易冷淡。於是，在一部分內地人眼裏，上海人既精明，又小氣，還傲氣。

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浦東開發開放以後，上海走到中國改革開放前列。上海對全國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閘門逐漸放開，先是藍印戶口，然後是按需引進。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萬，其中900多萬是新時期從各地引進的。人們發現，青少年會說上海話的越來越少，以至於有些學者要呼籲保護上海話，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上海移民傳統已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複。與此同時，上海城市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上海人的居住條件、城市交通與生活環境也得了空前的改善，所謂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說法也就自行消解了。

由此可見，從曆史長時段看，所謂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說法，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殊產物。如果從開埠算起， 170年當中，最多占四分之一時間。

爭優的社會風氣

爭優，追求卓越。這包括兩方麵內容，一是崇洋，崇尚、學習西洋先進的物質文明、製度文明與精神文明，二是勇於創新。

先說崇洋。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來自世界各地，最多時超過15萬。相當一部分西方人將上海視為自己的家園，住在這裏，工作在這裏，有些人甚至出生在這裏。他們將歐美的物質文明、市政管理、議會製度、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帶到這裏，使租界變成東方世界中的一塊西方文化飛地。這對上海人產生重要而深刻的影響。上海人也曾抵製過自來水，誤解過煤氣燈，但日久天長，一旦明白自來水較之井水、河水更有利於衛生，煤氣燈、電燈較之油燈更亮更好，電話是那麽方便，電梯是那麽實用，就逐漸由誤解而理解而羨慕而師法。舉凡自來水、電燈、電話、煤氣燈、電燈、道路管理、垃圾管理、食品檢疫，無不西人創製於前，華人效法於後。上海紳商設立的煤氣公司、電力公司、馬路工程局，發起的地方自治運動、華人參政運動，上海市民日趨健全的市民意識、法製意識、公共秩序意識，也包括民國時期的大上海建設計劃，都是上海人見賢思齊的實際行動。

晚清中國許多地方發生過針對外國傳教士的教案，上海盡管是傳教士活動中心，有眾多的教堂存在，有眾多的傳教士活動，但基本沒有教案發生。唯一的是1848年青浦教案，那是發生在傳教士與外地漕運水手之間，並不是發生在上海人中間。上海人與歐美僑民、與傳教士，朝夕相見，甚至共處一廠一弄一樓一室，知道他們怎麽生活，怎麽傳教，不會相信挖眼剖心之類傳言。所以，義和團運動時期，北方在殺洋鬼子、二毛子，拔電線杆，上海等地則與外國人實行東南互保，互不侵犯。義和團運動以後，上海士紳提出了“文明排外”口號，主張要排外，但要文明，不能野蠻。

近代上海是中國工業化的領頭羊，也是中國工業創新、科技創新的先行者。近代上海名牌產品雲蒸霞蔚，優秀人才層出不窮。名目繁多的各類巨頭、大王，諸如出版業巨頭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棉紗大王穆藕初，紡織、麵粉業巨頭榮氏兄弟， 百貨巨頭郭琳爽，煤炭、火柴業大王劉鴻生，煙草大王簡氏兄弟，輪船大王盧作孚，銀行業巨子陳光甫，都是通過激烈競爭而嶄露頭角或獨占鼇頭的。他們一不靠父祖福蔭，二不靠權力壟斷，而是靠卓越的素質，良好的信譽，過人的質量。他們尊重科學，鑽研技術，努力學習，不斷創新。榮宗敬曾將榮家企業發達的秘訣歸之於“無月不添新”，機器求好，質量求優，管理追求先進。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江海關曾對上海270家經營較好的工廠進行了一係列調查，發現一半以上工廠擁有從國外進口的先進機器。

法治傳統與法製意識

法治方麵，租界是比較嚴格實行法治的，無論是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這些年，老上海的城市形象被《上海灘》等電視劇嚴重歪曲，使得人們以為老上海就是那麽沒有秩序，流氓黑幫橫行，互相殺來殺去，混亂不堪。其實，近代上海法治是相當嚴格的。上海租界在開頭十來年，並沒有很多機構，也沒有詳盡的法規，隻是按照外僑在其本國的習慣進行管理。1854年租界人口猛增、華洋混處以後，才陸續設立一些機構，工務處、警務處、公共衛生處、火政處等，並製訂了一批法規。這些法規，對居民的居住、作息、建築、行路、衛生等做出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條分縷析，名目繁多，諸如不準隨時隨地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場所隨地便溺，挑糞過街須加桶蓋，不許虐待牲畜，不準倒提雞鴨，關於如何懸掛招牌，腳踏車如何管理，何時可在路上抖拍地毯，何種情況下可以燃放爆竹焚燒紙錢，飯店如何開張，戲館如何營業，巡捕如何執勤，如何對巡捕進行監督，如何養狗，如何放鞭炮，等等。租界法治管理相當嚴格，違者輕則罰款，重則拘留。早期《申報》時常刊載居民因隨地大小便、糞桶過街不加蓋子、亂倒垃圾、鬥毆鬧事而被處罰的案件。《點石齋畫報》上也時常有相關內容的報道。上海人對紅頭阿三（印度巡捕）多沒有好感，很重要一點是因為紅頭阿三在馬路上執法，時常與上海華人發生矛盾。工部局用印度錫克人當巡捕，其實也有法律製度設計方麵的考慮。錫克人被認為比較忠誠，身材外貌與中國人明顯不同，亦不善中文，故不容易與其管理對象小偷、流氓之類，沆瀣一氣，警匪一家。順便指出，上海公共租界也比較喜歡雇用山東人做巡捕，其緣由與雇用錫克人相同，因為山東人被認為是中國人當中比較忠誠的一群，身材也比較高大。

近代上海是中國最早出現律師的城市。有些外國律師由於經常幫中國人辯護，乃至引起一些外僑的忌恨，擔文就是一個典型。擔文是英國律師，19世紀70年代前期來滬執業，長達40年之久。在他來華20年之際，中國官紳認為其熟悉中國情形，為華人時尚知顧全大局，據理力爭。

長期的法治傳統，培育了上海人的法製意識，養成了上海人守法習慣。民國初年，上海報人姚公鶴就指出：上海人曆經英人熏蒸陶育，服從法律習慣已較勝於內地。租界內西方司法製度的引進，也使上海人早於內地人有了尋求法律保護的意識，當時外地人就有“滬人健訟”之說。中國到民國初年才有現代司法機關，但孰為刑事訴訟，孰為民事訴訟，一般內地人並不清楚，而上海人則與之不同，雖婦人孺子，亦均知命盜鬥毆應向捕房控告，錢債人事應向會審公廨控告。到了上世紀30年代，“打官司”一詞在上海社會已經十分普及。1930年江蘇全省6300件民事訴訟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達73%。1935年上海僅律師公會等律師組織的成員即達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國40%的律師。

特別要指出的是，近代上海對工部局的行政行為有一專門的法律監督機構，即領事公堂。這一機構由滬各國領事聯合組成，專門受理以公共租界工部局作為被告的民事案件。這在當時中國是獨有的。這是一個行政法庭，具有國際性，但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各國領事共同認可的法律，各種不同法律觀念在裏麵都能起一些作用，這看上去頗為怪異，但有總比沒有好。這個機構對工部局確實能起一些製約作用。自1882年至1941年，領事公堂共受理55件案件，其中，工部局敗訴23件，勝訴7件，駁回起訴10件，庭外結案5件，其他未決、無記錄、自然結案等共10件。這表明，領事公堂並不是一個花瓶。1911年，李平書起訴工部局阻止閘北水電公司在虯江路一帶鋪設水管，結果，工部局被判處必須發放許可證。

愛國特性與移民情結

愛國。前麵說到上海人崇洋，必須要補充一句，即上海人隻是崇尚西洋現代化的東西，並不唯洋是崇。對於西方帝國主義歧視、壓迫中國人的行徑，則堅決抵製與反抗。這方麵的事例不勝枚舉，從晚清的兩次四明公所事件，拒俄運動、大鬧會審公堂事件，抵製美貨運動，到民國時期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抗日愛國運動，還有跨越晚清民國的要求公園開放運動、華人參政運動，每有愛國運動，上海人必走在前列。

上海人愛國特性的形成，與上海人口來源以及上海人與全國各地、世界各地聯係大有關係。

上海移民與移出地保持著廣泛、持久而密切的聯係，有許多經濟活動、社會活動就發生在上海與各地之間。木材、蔗糖來自福建，茶葉、生絲來自江蘇、安徽，棉花來自河南等地，大豆來自山東與東北。虞洽卿發起組織的寧紹輪船公司與三北輪船公司，主要是經營寧波與上海之間的運輸業務，服務鄉梓的特點十分明顯。上海很多企業存在優先錄用本鄉人的潛規則。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均為廣東人所開，其管理層麵的職員，幾乎全是廣東人。榮家企業20世紀20年代所雇傭的957名職員中，617名為無錫人。英美煙草公司買辦鄭伯昭的永泰和煙行，在上海本行和長江下遊的一些分行雇了200多名職員，都是他從廣東招募來的同鄉。上海很多資本家，在其家鄉鋪路、造橋、辦學、設廠，資助家鄉貧窮學生進城讀書、出國留學。

上海移民與各地的聯係，使得上海人對發生在全國各地的事件特別關心，催化了上海人的愛國精神與天下情懷，戀鄉、愛鄉發展為愛國。上海人早已習慣於將全國之事視為自己之事，在賑災活動、愛國運動中一馬當先。

先說愛國運動。1905年抵製美貨運動，上海是中心，領袖人物中頗多廣東、福建人，因為遭受美國歧視的美洲華僑多為廣東、福建人。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因事涉山東，上海山東人走在運動前麵，積極發起各項愛國活動。他們多次致電全國山東籍旅長以上軍官，希望他們組織起來，保護中國在山東的權益。上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為山東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上海的罷課、罷工與罷市的鬥爭，並向北洋政府轉達上海民意，要求罷免曹汝霖、章宗祥與陸宗輿三個賣國賊的職務，這對於五四運動的進程有重要影響。

再說賑災活動。從晚清到民國，上海一直存在麵向全國的大型慈善機構，內地每有災害發生，這些機構就會立即投入賑濟活動。光緒初年華北地區發生重大旱災，經元善等人負責的上海協賑公所，單光緒五年就向直隸、河南、陝西、山西四省災區提供賑款近50萬兩，超過官方在上海設立的官捐局募集的款項。1883年，山東發生特大水災，黃河在山東境內多處漫溢，近百萬人受災。經元善以上海協賑公所為基礎，聯絡揚鎮籌賑公所、蘇州籌賑公所，成立賑捐公所，聯絡國內各處富商，在全國與海外共設131處賑捐代收處，分布於江、浙、閩、粵、桂、雲、貴、皖、贛、湘、鄂、蜀、魯、遼、晉、豫、京、津、港、台，國外的有仰光、新加坡、檳榔嶼、東京、橫濱、神戶、長崎、倫敦、華盛頓、柏林。這樣，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江浙為基礎，輻射全國、影響全球的賑災網。這使得賑災超越了狹小的地域界限，超越了同鄉、同業的界限，對於擴大賑災範圍、增強賑災力度、提高賑災效果，很有意義。那時候，還沒有廣播，沒有電視，經元善等人通過他們所經營的輪船業、電報業，建構了賑災網絡，相當有效。到1893年，經元善通過這一網絡，多次為各災區募款，募集錢款達數百萬，獲得朝廷11次嘉獎。朱葆三曾在上海時疫流行的時候，募資舉辦時疫醫院，但是他自己卻因為冒著酷暑到醫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對公益貢獻，上海公共租界當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條界內馬路——“朱葆三路”。盛宣懷一生從事賑災活動達46次，參與和組織的賑災活動有63次，捐款一百幾十萬，堪稱賑災巨人。1946年，蘇北發生水災，又發生戰爭，出現大批難民。上海蘇北同鄉會在上海虹口、楊樹浦一帶設立了5個難民收容所，不到半年就收容蘇北難民近6萬人，收容來自其他地方的難民2萬人，發放麵粉近3000袋。

上海人來自全國各地，與各地保持千絲萬縷的血肉聯係，也認同其移出地的身份，發生在中國各地的事，發生在世界各地與中國相關的事，在上海人看來都是自己的事。兼之上海人口眾多，交通方便，信息靈捷，社會動員能力較強，上海人質樸的愛鄉情結，就因大城市的集聚效應而升華為愛國主義。

結論

上述近代上海人四大特性，包容、爭優、法治與愛國，是相互聯係的統一整體。其中，包容是基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包容的實質是多樣性的統一，是承認、尊重個體發展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有了包容，就會取長補短，見賢思齊，就會有競爭、創新，優勝劣汰，就會有自治、法治。有了包容，上海人對於西人帶來的眾多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製度與文化，就有可能全麵、細致、深入、從容地了解、研究與學習，進而進行創新。有了包容，上海人就可能做到兩頭明白，一頭是明白西方長處是什麽、短處是什麽，一頭是明白中國長處是什麽、短處是什麽，進而明白中國何以自處，這也就是今人所說的文化自覺。

大城市是人類智慧激發與聚合的加速器。學術界研究成果表明，人類文明的進步，最大部分得益於彼此的影響、啟發甚至辯難。生物學上的雜交出良種，與社會學上的人眾出傑才，其理相同。大城市將眾多異質程度很高的人口集聚在一起，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濃縮得很近，極大地促進了思想的創新與文明的演進。在同樣的空間，人口異質程度越高，文化差異越大，相互影響、刺激、啟發、促進的可能性也越大。由於天時、地利、安全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上海在近代有幸成為中國最大城市，成為差異程度很大的異質文化聚合的空間。不光是中國各種地域文化，還有世界各地文化，包括歐美文化、日本文化，在這裏相對從容地接觸、交流，這為中華文化接觸、吸納世界文化提供了難得的平台，也因此成為中國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以後，進行文化更新與文明複興的前沿與中心。於是，中華文化中固有的或潛在的那些元素，諸如剛健有為、厚德載物、見賢思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就被激活運行，表現為上述上海人各種特性。

（作者係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複旦大學教授、上海市曆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