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起源、前奏與發動]胡鵬池：另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劉少奇的處境已經是“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了， 而多年後王光美的態度是不是也可以用封建傳統的“謝主隆恩”理解呢？ -轉載者


曆史會不斷地提問：毛澤東什麽時候決定要打倒劉少奇？


對此，毛澤東自己早有回答。1970年12月18日他曾明確地告訴斯諾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後來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那就早囉！早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時就已經看出“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曆史也會問劉少奇：你是什麽時候覺察到毛澤東要打倒你的？


劉少奇在赴難前說了一句話“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他後來就再也沒有機會回答這個簡單的問題了。劉少奇死後十年多，他的枕邊人、他的未亡人雙手捧著骨灰盒，將臉緊貼著，哭得淚人兒似的，卻一口咬定劉少奇從來都是擁護毛主席的。王光美不僅至死不改口，而且還用實際行動促成了兩家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許多人因此感歎道：劉少奇這個人啊，真是非常傻！直到文革開始，也不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矛頭就是指向他。


這可能嗎？你相信嗎？


盡管有很多假象，但是人們即使用腳來思考，也知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劉是什麽人？老資格的革命家。長期在黨內鬥爭中摸爬滾打、久經沙場、大浪淘沙，屢獲勝績。無論從任何角度評價他都是黨內鬥爭的老手；而且在1966年的前後，他才68，耳不聾、眼不花；既不老年癡呆，也不老年昏聵，哪能“傻”到那樣的程度呢？


所以說，對於毛澤東日益增加的嚴重不滿，劉少奇是有感覺的；對於文革的矛頭所向，劉少奇也是有知覺的。


對於這樣的結論，其實不需要舉事實，隻需要常識與邏輯就夠了。


何況還有許多事實為證，下麵僅舉一個經典場景說明這個問題。


*（一）劉少奇陪同毛澤東會見馬爾羅*


1965年8月3日下午，毛澤東和劉少奇一起會見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同時被接見的還有法國駐華大使。


那天會見的氣氛真是特別的詭異呀！


這位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原本是來拜會劉少奇的，他的任務中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將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一封信交給中國政府首腦。


很可能由於外事部門有關人員並沒有將程序向老馬交待得很清楚，所以那天下午會見時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老馬之所料。


先是外事人員將老馬領進了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老馬一眼就認出了劉少奇的白頭翁與長臉龐，而沒有注意到劉的身後站著巍峨的毛澤東。於是老馬第一個動作就是走上前去與國家主席劉少奇握手致意，而沒有趨前一步先去握黨主席毛澤東的手。


老馬在向劉少奇致意後將戴高樂的信遞過去時，劉卻沉默而沒有作答。劉很清楚中國的政府首腦雖是他，但實際首腦卻不是他。既然有毛澤東在場，就輪不到他表演。


隨後，老馬才與毛澤東握手致意。賓主落座後，毛澤東就開始同老馬及其陪同者——法國駐華大使侃起來。


老馬是法國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後來用文學語言描繪了這天下午的談話所留下的強烈印象：


毛“對形勢現出悲觀態度”，他的神情“像一個威嚴的皇帝，死板而又盛氣淩人；又如一位青銅般的皇帝，堅毅，盛氣淩人，就像傳說中剛從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毛的談話時斷時續，轉彎抹角，態度悲觀，同時，又給人一種莫測的神秘感。


毛說：無論是工業問題還是農業問題，我們都沒有解決好，好多作家都是反馬克思主義者。


在座的法國駐華大使顯然對毛的談話感到十分意外，以為他在“玩謙虛”，於是接著毛的話茬說：“中國青年對您製訂的路線是堅信不疑的。”


對於這樣的恭維，毛不領受，而以一種略帶嘲諷的語氣反問道：“您來中國多長時間啦？”


大使說他剛去了中國南方，並列舉了一些所見所聞說明毛所受到的愛戴，可能還有形勢大好，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之類的。


大使的談話中規中矩，中國人的對外宣傳不都是這一套嗎！中國人改不了的臭毛病就是喜歡聽好話，為了讓別人說好話，自己先把自己誇。


但這一回，毛卻不一樣。毛說：“你所見到的隻能代表形勢的一麵，而你卻沒有看到另一麵。”


“另一麵？”大使問。


毛避而不答，王顧左右而言它。


毛將話題扯到蘇聯總理柯西金在“蘇共22大”的講話上。毛說：“共產主義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毫不掩飾他對這句話的憎惡：“遊泳是為了穿上條遊泳褲？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看到權力終究會被剝奪嗎？”


毛對法國客人補充道：“我們的革命不能隻是簡單地鞏固已有的勝利。”


老馬還回憶說：毛憂心忡忡，鬱鬱寡歡，他差不多要對這些來自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客人直言：中國快要複辟到你們那樣的社會了。


毛還對老馬說：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現在是在布爾什維克本身內部發生了變化，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問題看我們如何處理，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後會走什麽道路。


沒有別的目標。我們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商人，反對修正主義的一切基礎，不隻是在黨外，黨內也有。


在結束談話時毛陪著客人走出大廳，一邊走一邊再三地對老馬說：


“我孤單一人率領群眾”，“我孤單一人”。


老馬後來這樣回憶道：“自從談話開始以來，毛隻是把煙送到嘴上或放在煙缸上，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動作……他忽然向天空揚起雙臂，又一下子放了下來……毛懶懶地揮揮手，然後兩手支著椅子扶手站起來。他的身體比我們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塊巨石。他身後跟著女護士，一步一步走著，僵硬得似乎沒有曲膝……”


劉少奇在整個一下午坐在一旁“一言不發”。其實，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這天下午參加會見的還有外交部長陳毅。陳毅的表現又當如何呢？當然也隻能是“一言不發”。


老馬的回憶裏隻提到劉少奇的“一言不發”，他說他為此大惑不解。


老馬對此“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但是劉少奇也會“大惑不解”嗎？


毛澤東談話的字字句句仿佛都是說給著他聽的，衝著他來的，而“我孤單一人，孤單一人”的獨白，更像是指著劉少奇的鼻子說的。


劉不傻，他能聽不出來毛的“夾槍帶棒”嗎？


《紅樓夢》中寶玉房中大丫頭襲人受了二丫頭晴雯的氣，抱怨道“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夾槍帶棒，終久是個什麽主意？”


劉少奇能問老毛“你終究是個什麽主意嗎？”劉少奇陪綁一下午，真夠慘的；他能作出什麽樣的應對呢？他隻能“一言不發”；他會是怎樣的心情呢？隻能是“如飲寒冰，如坐針氈”。


*（二）劉少奇無奈的選擇*


但是，有感覺的劉少奇為什麽沒有防範與應對？


“防範與應對”也一定是有的，隻不過力度小，都是保守的、隱蔽的，甚至隻停留在心理層麵上。苦澀的酒獨自一人在辦公室裏飲啜，回到家中對枕邊人也說不出口，一般人更是看不出來的。


他不好說呀！


第一、他不能肯定，心存幻想。


劉少奇既不能肯定毛當真會對他下手？更不知道什麽時候下手？他隻是幻想著毛不至於對他下手？


第二、他估計不足，心存僥幸。


劉少奇對毛的無情與凶狠估計不足；對自己的功績估計偏高；對漫長的戰爭年代兩人結下的所謂“革命友誼”有一廂情願的書呆子氣；對他22年的“接班人”地位看得過重；對寫入憲法的“國家主席”地位有一種迷信。


所以，劉少奇雖有感覺，也意識到了危險，但他沒有意識到危險就在眼前，更是做夢也想不到這種危險居然是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的“十八層地獄”。


毛澤東自從1965年11月11日離京至7月18日回京，雲遊在外整整250天。在這250天中，他調兵遣將，對發動文革作了周密的部署。


當然，毛的大部分部署都不可能向劉公開，劉也不可能知道詳細；但大部分部署也都是劉能感覺得到的，但是劉隻能無奈。


正因為劉知道自己的力量與毛不相匹配，所以他不可能有有效的防範措施，更不可能奮起反抗。他既不可能“石頭上摔烏龜”硬碰硬；也不可能“雞蛋碰石頭”以卵擊石。


他唯一能做的防範與應對就是“裝”。


“裝”這個詞的下麵能派生出很多成語，如“裝傻充楞”、“裝死躺下”等等。


劉少奇是主持日常工作的黨中央副主席，不得不去應對大量日常工作。他不可能“裝死躺下”，下鄉避禍，退居二線等等。毛澤東才有二線可退，有時毛澤東不高興了，就宣布退二線；又有時毛澤東也是不高興了，卻宣布也不宣布，自說自話地又回到了一線。也隻有毛澤東一個人可以在一線、二線之間自由地遊渡，想走就走，想回就回，黨內高層的其它人都沒有這個資格和待遇，劉少奇也沒有。


所以劉少奇隻能“裝傻充楞”，“裝”著一副感覺遲鈍的樣子，似乎什麽也沒有察覺到，“傻子”一樣地幹革命。


本身不是“傻子”卻要裝著“傻子”，當然很矛盾、很痛苦，所以劉在那一段時期常發“無名火”。這從那一段時期劉在一些會議上的表現及其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可見一斑斑。心理分析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在“窩火”的心態下，就最容易發“無名火”了。


一邊發著“無名火”，一邊在實際工作中加小心。如何在運動中不被抓到新把柄？是他必須考慮的事。


1966年6月1日晚間，在毛澤東親自幹預下，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在中央廣播台廣播，北京高校立刻呈現一片亂局，東城失火，西城冒煙，到處都在遊街、抄家、戴高帽子，掛黑牌子。


麵對混亂不堪的局麵，遠在三千裏外的毛正在西子湖畔觀風景，一副好心情，“排下窩弓射猛虎，安下金鉤釣鼇魚”，等著看魚兒如何上鉤吞餌。


“四清”還沒有搞完，為什麽要搞“文革”？“文革”究竟是如何一種搞法？底牌是什麽？底線在哪裏？劉少奇全都一頭霧水。劉少奇主觀上想問問清楚，他請示毛，打電話請示，寫報告請示，但都沒有收到效果。他通過周恩來向毛澤東請示，得到了允許，約好了時間、與鄧小平一起屁顛屁顛親自飛到杭州去向毛當麵請示。


無奈毛早已居心叵測，就是不告訴他“底牌”，以“相機行事”虛委搪塞。


站在毛的立場上，這個“底牌”當然不可能告訴劉，確實也無法告訴劉。因為這個“底牌”就是要打倒你，打倒你的“底牌”怎麽可能告訴你呢？


毛澤東沒有告訴劉少奇底牌，劉少奇也揣摸不透毛的意圖，轉而自己去尋找最穩妥的辦法應對。


這個最穩妥的辦法也被他那個形而上學的腦袋找到了，那就是“派工作組”。


*（三）“派工作組”是劉少奇唯一的選擇*


為什麽說“派工作組”是劉少奇唯一的選擇？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對劉少奇此人有一個基本的感知；其次要談到我們這個黨對“派工作組”方法的認可。


*一、我們這代人對劉少奇的感知*


對於隔代人，要做到這一點是困難的，而我們這一代人相對來講要容易一些，我們對劉少奇此人不僅有一些感性的了解，也有一些理性的認識。當然也都很膚淺，但也不乏正確之處。


我們這一代人都熟悉他的高鼻子、微微向前拱的嘴巴子、還有那一頭銀絲、兩小撮亮眉，於是有一種慈祥之感；


我們這一代人也讀過他的兩本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與《論黨》，聽過或間接聽過他的報告，感覺也不錯，於是感到他是有學問也有修養的人，不是那種粗皮糙肉的大老粗；


我們這一代人也看過“劉少奇主席訪問東南亞六國”風光無限的紀錄片，特別注意到他那個老婆王光美的綽約風姿。感覺還是挺不錯的，挺漂亮的，也挺大方的，不丟中國人的臉，隻是稍稍有點“顯擺”。不過也不到“臭顯擺”的程度，所以一般人都不會太反感，當然江青除外；


作為一個清華人，我們曾兩次看到王光美在清華挨鬥。我敢說我們大多數人並沒有幸災樂禍的感情，並不認為蒯大富及其下屬組織“捉鬼隊”的行動是什麽“好得很”，相反看到王光美脖子上掛著一嘟嚕乒乓球，穿著一層一層出國訪問時穿的旗袍，我們對蒯大富的行為心生厭惡。我們不會像江青那樣在電話的另一端嘎嘎地偷著樂出聲；


我們這一代人也看過劉少奇後來挨鬥時的照片。有好幾個月沒有在報紙上看過他的照片了，人已經走形了，神情很呆滯，慘不忍睹啊！


於是就有一種綜合的感覺：劉少奇這個人啊！既不是那麽傻，也不是那麽機靈。他真要那麽傻，怎麽可能爬到那麽高的地位？他真要那麽機靈，怎麽可能落到如此悲慘的下場？


劉少奇當然是老革命，從事革命工作四十五年了，黨內鬥爭的經驗有的是，一般的、正常的政治敏感性也都是有的，但他天生地缺少靈活性，更天生地缺乏想像力。


劉少奇也有人文修養，但並不厚實；劉少奇也有邏輯思維，但並不致密；劉少奇尤其缺乏的是毛澤東那樣天馬行空、放浪不拘的形象思維；更缺乏“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雄魂膽魄。


對於這樣一個劉少奇，你能指望他什麽呢？無論他如何苦思冥想，或者冒出思想火花，他也永遠不可能想到毛澤東這一回的形象思維會如此地“出神入化”！


後來陸續上演的紅衛兵、破四舊、天安門上八次大接見、全國大串連，一月風暴、全麵內戰，三年不招生、三年不上課，全國大武鬥、三萬工人、農民、解放軍進駐清華園，這樣的措施與後果，誰能想得到啊？端的是“鬼神莫測”！


即便是毛澤東自己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想得到的。毛澤東的這些辦法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邊亂搞著，一邊胡想著。


這樣的一係列辦法，往前五千年，不會有人想得到；往後五千年，也不會有人想得到。在人類曆史上能采用這樣的辦法，也隻能是毛澤東一人而已。所以說無論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十年浩劫”可以另當別論；但它的“史無前例”卻是確鑿無疑。


劉少奇麵對文革亂局實在沒辦法。


沒辦法也得想辦法，你是“一線”呀，你得為黨做工作呀！別人可當逍遙派，你劉少奇不可能；你想解甲歸田，也晚了。此時的周恩來出國了，康生莫測高深，陳伯達莫名其妙，林彪躲在北戴河“韜光養晦”，陳雲“識時務者為俊傑”，早就“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了……誰都可以躲，就是你劉少奇躲不了。你不是接班人嗎？你這個接班人還得繼續當下去，既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更不是你不想當就不當的；何況此時的劉少奇還戀棧著呢！還根本沒有不當這個接班人的想法。


劉少奇聊以自慰的是：此時還有一個鄧小平“跟哥哥進城”。


*二、我們這個黨對“派工作組”方法的認可*


自從這個國家有了這個黨以來，尤其是從“延安整風”以來，“派工作組”的方法早就成為黨的傳統的、成熟的、有效的、屢試不爽的工作方法。哪裏出了問題，就派個工作組去解決問題；要搞什麽運動了，那就層層派出工作組去領導運動。


工作組從來都是代表黨的，工作組從來都是淩駕於各級黨委的。


可以說，沒有一次搞運動是不派工作組的；沒有工作組領導的運動那還能叫堅持黨的領導嗎？遠的“土改”，近的“四清”，全都是“工作組”滿天飛。


所以，文革初期“派工作組”的做法既是黨的一貫的做法，也是最安全，最穩妥、最不會受到非議與責難的方法。


老革命嘛！遇到了任何新問題，當然得采用黨的老傳統。


劉少奇這個老革命，遇到了文革這個新問題，他當然、必須、隻能采取我黨的老傳統，最最保險、最最穩妥的辦法——派工作組。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不是什麽選擇，而是一種習慣、一種屬性。


就像下雨天要撐傘。


*（四）劉少奇的老辦法催生了毛澤東的新辦法*


凡搞運動，就是整人，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是整人運動。通過整人達到政治目的，而整人本身就是目的。


文革剛開始時人們對文革的理解也是這樣，整人目的不變，具體對象雖有所不同，但方法總是大同小異的。


無非是黨中央發號召，在各級黨委、或臨時替代黨委行使職權的工作組的領導下，先是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憶苦思甜、學習文件、憶失權之痛苦，思有權之幸福；廣泛發動群眾、組織貧下中農、積極分子隊伍，揭露一小撮階級敵人，深挖猛批、鬥倒鬥臭，最後分門別類地戴帽子、殺關管，在原來的幹部隊伍及新建的積極分子隊伍中吐故納新，重新建立新的領導班子。新班子建成了，運動就結束了。留下的一屁股屎，慢慢再擦，這就是運動後期的所謂落實政策、甄別。


筆者曾於65年下半年至66年上半年在北京郊縣的一個“三類隊”搞四清，“四清”就是這一套程序。


文革開始時，雖然運動來勢凶猛，但誰也不會想得到這一回的方法全變了。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經過一星期左右的了解情況，毛澤東就悍然決定全部撤回工作組，不久又宣布所有的工作組都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僅“踢開黨委鬧革命”，而且“踢開工作組鬧革命”，到後來實際上也“踢開黨中央鬧革命”，各級政府癱瘓了，各級黨組織垮台了，連“中央書記處”也癱瘓了，黨團組織全都不要了，毛澤東隻要了一個以他老婆掛帥的新設立的“中央文革小組”，又要了一個自己新鼓搗起來的“紅衛兵”，接著開始八次大接見、破四舊、不上課、大串連，讓乳臭未幹的學生娃娃打著“毛主席的紅衛兵”的旗號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所到之處，藐大人哉。


這種辦法，除了毛澤東本人外，即使是劉、周、朱、陳、林、鄧六個腦袋加在一起也想不到。


其實這一係列的辦法，既不是毛澤東的既定方針，更不是他的偉大戰略部署。就以對工作組的態度，毛澤東起碼也經過了三次變化：


*一、6月初，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是讚成的*


有史實為證：


①5月29日，中央決定由陳伯達率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由張承先率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5月20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做。”於是在31日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並改組了報社領導班子。


②6月3日，毛澤東在審閱新華社兩篇電訊稿時分別批示：“已閱。同意。”


其中一篇就是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決定的內容有三條：


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


二、撤銷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


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看看這三條內容，其實都是後來批判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內容，而這兩篇電訊稿都在6月4日的《人民日報》發表。


*二、6月中，毛澤東的態度漸漸由讚成變為曖昧*


也有史實為證：


①6月10日晚，毛澤東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


②6月12日，毛澤東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才派。”


這兩條史實說明6月中旬毛澤東的態度有了變化，主張“不一定派”、“派了太快了並不好”，由“支持”轉變為“曖昧”，但仍然不是堅決反對的。


3、直至7月下旬，毛澤東的態度才最終演變為全盤否定。


對於這一條，當然就有更多的史實為證，此處無須贅述。


“全盤否定”的原因很多，不外乎：


①劉少奇派的工作組確實普遍犯了錯誤，他們將“文化大革命”引導向又一場“反右派運動”，確實將一批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學生打成了“右派學生”。


②劉少奇無法領導江青，江青也瞧不上劉少奇。劉少奇以中央名義對文革進行強勢領導，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處於被動、邊緣的地位。


③正由於劉少奇派了工作組，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必然就要反對工作組。


走筆至此，又想起那段著名的林彪語錄：“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先聽他說才可一致。”


可是，毛澤東就是不“先說東”，讓你幹著急，所以無論你“先說東”還是“先說西”，結果都是錯。


林彪當然是極聰明之人，但劉少奇也不是極愚笨之人；林彪有這樣的感想，難道劉少奇就沒有？


1966年年中的林彪基本上還是逍遙派，他有條件躲在北戴河去看風景，但是身處第一線的劉少奇就“身不由己”了。


到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身不由己”者輪到了林彪，於是林彪重演了劉少奇的故事。


劉少奇的工作組確實是犯了錯誤的。筆者的這篇拙文也絕不是為“工作組”的錯誤翻案的，這要強調說清楚。


關於工作組的錯誤，筆者會在以後的文章加以闡述。


但是，筆者認為工作組的錯誤絕不是罪不容誅的。如果這是一個團結的中央，如果“打倒劉少奇”不是毛澤東的既定目標，那麽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後，應當采取“補台”的態度，而不應當揪住小辮子，一棍子打死。


如果毛澤東能采取“補台”的態度，那麽劉少奇幸甚！中國幸甚！而毛澤東本人更是幸甚！


*（五）另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問題是毛澤東鎖定了目標，問題是劉少奇被盯上了。


如果，劉少奇沒有派工作組呢？難道就沒有小辮子可抓嗎？


仍然會有的。


如是，毛澤東可能會從另一個角度批判劉少奇：


你在北京，不要黨的領導，取消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搞無政府主義，搞資產階級大民主。黨的領導是“三大法寶”中的第一條，你連“黨的領導”都不要了，你在北京“專政”得好啊！


“派工作組”是一件無論如何也不落好的事，派了固然錯，不派也是錯。無論劉怎樣搞，不僅吃力不討好，而且注定被打倒。


“派工作組”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代替已經癱瘓了的各級黨組織，繼續行使黨的領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從來都是強有力的，所以必然要將“維穩”放在第一條。連一個大致穩定的局麵都達不到，那還如何加強並實行黨的領導呢？


所以，工作組總與群眾中的一部分人是政治生態中的“天敵”，又與另一部分人是天生的“盟友”。發展下去必然依靠“盟友”打擊“天敵”，抓遊魚、反右派。一旦得逞，就必然犧牲一部分群眾；一旦失敗，則犧牲另一部分群眾。


所以從表麵上看，似乎最好不派工作組。


可是不派工作組，誰來行使黨的領導呢？亂局如何來收拾呢？誰能保證小亂局不會發展成大亂局呢？


試想一下，假如劉少奇此時坐在中南海喝茶抽煙什麽也不幹，鄧小平繼續呼朋邀友打橋牌，他們都像毛澤東那樣“任憑風雨起，穩坐釣魚台”，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氣魄坐看雲卷雲舒，那麽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是會讚揚劉少奇還是會責問劉少奇呢？


如果毛澤東回到北京，看見的是既沒有各級黨委了，也沒有代替黨委行使職權的工作組，而放任革命小將們亂鬥亂批，那又該是怎樣的一副場景啊？


比如在我們清華，這個係的革命小將將黨委書記蔣南翔鬥一通；那個係的革命小將將副書記劉冰鬥一通；這個班的將蔣南翔樹的幹部標兵呂應中戴上高帽子遊街；那個班的將蔣南翔樹的學生標兵葉誌江澆上黑墨水搞個飛機式……無窮無盡的排列組合，10的N次方的鬥爭場麵。


麵對這樣的亂局，毛澤東也同樣可以寫上另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可以這樣寫：


“黨的領導”是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中的第一寶，離開了黨的領導，就什麽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取消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大搞無政府主義，大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放肆慫恿一小撮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打砸搶分子肆無忌憚地亂鬥、亂打、亂殺，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烏煙瘴氣，將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打下的紅色江山搞得麵目全非，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與“帝修反”遙相呼應，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


請問：麵對這樣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劉少奇又當何以作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