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東亞國家廉政文化建設比較研究
李 文
在東亞，不同國家腐敗程度有所不同。透明國際近年來的年度報告表明，新加坡和日本最廉潔，韓國和泰國較差，印尼和菲律賓最腐敗。本文擬考察上述國家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存在的差異，探究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或條件。
一、成功的典範：日本與新加坡
1、愛國主義與奉獻精神
日本和新加坡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兩國國民富有較強的愛國精神和奉獻精神。有貢獻於國家和集體，成為多數人的普遍願望和部分社會精英執著的信念和追求。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武士階級和商人階級就形成了以“克己奉公”精神為核心的道德情操。德川時期形成的武士哲學，要旨就是“武士奉公，不惜以身殉職”。同時期產生的作為商人道德倫理的“石田心學”，所要求的同樣“是對集體和其目標的無私奉獻。勤奮、節儉與理性的素質是這種奉獻的全麵體現。”[1]明治維新時期，武士的奉公倫理得到發揚和發展。在談到維新的領袖人物時，福澤諭吉寫道：“從事維新的有誌之輩 ，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報國大義。凡事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他們就會自動去做，而不顧其他，好象水往低處流一樣，非常自然。”[2]在商界，企業家也明顯提高了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國益優先原則”觀念和“產業報國”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如今，日本人“團體的紐帶如此牢固，以至每個成員都對彼此的行為抱有一種集體責任感。對團體的忠誠和自覺自願服從其要求是日本社會的重要特點。……團體義務感已滲入到日本人的靈魂。”[3]這種“更強調集體、犧牲個人的傾向”，也是日本人與西方人之間的最大差別。 [4]
在新加坡，儒教文化“集體本位倫理”被發展、轉換和重新詮釋為一種符合時代要求的道德觀與價值，其核心是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儒教傳統觀念“忠孝、仁愛、禮義、廉恥”被政府確立為新加坡人確立的行為準則，但其內容已被一一賦予新的涵義。其中，“忠”，就是要忠於新加坡共和國。每個新加坡人都要意識到自己是新加坡共和國國民，歸屬於新加坡；要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為了國家利益要不惜犧牲個人利益；要有群體意識，即每個新加坡公民都要深刻認識到新加坡的成就是集體協作的結果，個人與群體不可分割。“廉”即清廉，是立國之本，執政之根，為官的基本道德規範。新加坡官員必須樹立為國民服務思想和甘於犧牲奉獻精神。[5]1990年2月，新加坡國會批準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五大共同價值觀：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國家和社會放在首要位置。如今，儒教文化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在新加坡廣泛深入人心。[6]
2、道德的判斷力與約束力
在日本和新加坡，廉政文化還被落實到道德判斷和規範的層麵，表現為無論是個人的內心世界還是社會的主流意識，都注重神聖而崇高的精神追求，對是非、善惡、美醜有明晰的判斷和高度的自覺、自尊和自律。
日本以自身獨有的方式發展了儒教文化端正人心、教化天下的內涵，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恥感文化”。名譽和尊嚴至高無上。所謂恥辱，主要來自對名譽和尊嚴的詆毀和傷害。“心”和“物”截然對立。根據武士的信條，一個人越是為了名譽犧牲其財產、家庭以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認為是道德高尚的人。[7]關注錢財從來不是武士的作風，所謂“鷹寧可餓死也不會去碰一下穀粒”。“名譽”的含義等同於“清潔”與“善良”，其反義詞是“汙穢”和“罪惡”。日本人追求清淨無塵的生活，他們的“心理特異性多來自喜愛潔淨及與之相聯係的厭惡汙穢。他們被訓練成遇到侮蔑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就視若汙穢或皰疥，必須通過申辨洗刷幹淨。”[8]知恥就是對汙穢的厭惡，對純潔心靈、高尚道德的珍愛。如同“負罪感”使西方人盡量遠離罪惡，“羞恥感”使日本人盡力遠離汙穢。
與罪感文化中通過懺悔就可以贖罪的情形不同，日本人恥辱主要來源於世人的判斷和評價，從而，雪恥也必須是清除名譽汙點的外在行為。[9]在古代，斬殺侮辱和毀謗者是武士的本分和美德，而如錯在自身，自殺則被看作洗刷汙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的適當方式。今天的日本早已進入法製社會，但頭麵人物因自身的過失導致公司或國家的利益和名譽遭到損失而自殺的情形依舊多有發生，恥辱感對貪汙腐敗等不名譽的行為構成巨大的恐懼和威懾力量。把肮髒的人排斥在純潔的群體之外，則是日本社會懲處品行不端之人的硬性規則。在古代日本農村，如有人犯罪，村裏人不僅要將犯人驅逐出村，還要焚毀其住所。犯罪被看作汙穢，由這種汙穢所帶來的災邪之氣必須采取嚴厲措施才能得到徹底根除。在今天，家長對犯下過錯的孩子最嚴厲的處罰也是把他排除在家庭活動之外，並將這種冷淡孩子的行為稱為“村罰”。各種不同層麵的共同體都具有高度一致的群體意誌，也使日本人在遵守團體規範方麵不敢越雷池半步。
以李光耀為核心的新加坡建國領袖富有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心懷建設一個獨立、富強的新加坡這一遠大的抱負和理想，“冒著生命的危險爭取權力，是為了改進社會而不是發財致富。”[10]人民行動黨成員和政府工作人員被要求擁有克己奉公和自我犧牲精神。李光耀對他們的訓示就是：“當你加入行動黨時，就像是加入神聖行列”； [11]“當一個公務員，就必須有奉獻精神。”[12]新加坡以儒教倫理立國，號召人們“明禮義，曉廉恥”。自1959年首次大選獲勝後，人民行動黨就將建立廉潔有效的政府看作自己的神聖使命。1959年6月，行動黨領導人在市政廳大廈會議室宣誓就職時，“一律穿白色的襯衫和白色的長褲，象征個人行為純潔廉明，擔任公職也一樣。”[13]在新加坡，不但政府要“確保稅收的每一塊錢怎麽花都要有適當的交代”，而且公務員在工資以外多拿多占任何財物都被視為人品上的汙點。政府經常提醒國人潔身自好，在同亞洲其他國家作生意時，不要帶回當地人們對於傭金、回扣、小費、“潤滑劑”或其他冠上委婉名稱的貪汙行為習以為常等陋習。新加坡還形成了清除一切腐敗的堅強意誌。李光耀說：“如果你喜歡好的東西，你就得反對壞的東西。如果你想要廉潔，你就要打擊和消除腐敗。如果你需要堅持原則的人，你就必須趕走不守原則的人。沒有折衷辦法。”[14]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一個重要經驗就在於它和它的政府能夠保持廉潔，經常把黨內和政府內的貪汙腐化分子毫不留情地清理出去，從而贏得了公眾的高度信賴。
3、廉潔文化
日本和新加坡形成了一種貪汙腐敗的人難以在社會中立足的廉潔文化。
日本民眾相信他們的政府是廉潔的，他們自己也很少作奸犯科，全社會普遍讚譽誠實的、一塵不染的人格，即使市政府秘書長僅僅犯了用公家的膠卷為自己家人照相之類的小過錯，也難以得到媒體和民眾的寬宥。盡管近年來所謂的“道德滑坡”引起人們的深刻憂慮，但今日日本依舊是犯罪率最低的發達國家。
前述“恨人及屋”的除穢儀式，顯示了日本文化善惡不能兩立的非寬容性。在日本人看來，汙穢是由人的身體及其所在場所來體現的，是與特定環境和文化相聯係的。中村雄二郎指出：“如果沒有共同體的強烈注視的眼光或集團的意誌的話，就不可能有類似於這樣的對場所的消滅。這意味著在由共同體這一觀念所神聖化的場所中不能允許存在被玷汙了的場所。而這種被玷汙的場所則是原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場所。”[15]在現今日本社會，這種儀式已不複存在，但它的精神實質已經深深地根植於日本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之中。例如，美軍入侵伊拉克後，兩名日本青年不聽政府勸告前往伊拉克遭到當地武裝力量綁架得到營救回國後，他們本人甚至他們家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外在壓力。
作為東亞最廉潔的國家，新加坡文化的廉潔性有兩個突出表現。其一是嫉惡如仇，“人們把擔任公職貪汙受賄的人看成社會公敵。” [16]1986年11月，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因為受賄在接受調查時自殺身亡，其妻女也不得不離開新加坡，表明在新加坡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以貪汙腐敗為恥的文化氛圍。其二是人心向善。1999-2000年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李焯然教授所做的一項社會調查表明，新加坡國民普遍重視“孝敬父母、信用、誠懇、學識與教育、以家庭為中心、廉潔、勤勞、仁愛、修養、明確方向”等十項價值。廉潔的文化環境，成為新加坡最寶貴的資產。
二 、失敗的案例：韓國、泰國、印尼和菲律賓
1、宗族觀念和利己主義
在各種社會團體和組織中沒有克服和超越血緣、地緣等傳統連結和紐帶的局限，宗族觀念和利己主義盛行，人們頭腦中沒有樹立和形成建立在對國家忠誠基礎上的普遍性的社會義務和原則，是韓國、泰國、印尼和菲律賓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1968年，繆爾達爾對南亞和東南亞的評價是：“那裏，基本忠誠是對家庭，村莊或基於宗教、語言、種族起源或社會等級所組成的集團，而不是對整個社會，無論是在地方一級還是在國家一級。”並認為“對這種較小集團的較堅決的忠誠釀成了族閥主義，它本身就是一種腐敗形式，它基本上鼓勵了道德鬆弛。” [17]這一論斷，對今日韓國、印尼等國家依舊適用。
曆史上深受儒教文化影響的韓國至今仍然存在任人惟親的風氣。無論從政還是經商，“血緣、地緣、學緣、人緣”都是重要的社會資源。在東南亞，殖民者到來之前就已經形成的“恩主—扈從”之間關係構成的“庇護製”至今依舊成為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財富和權力的人成為恩主，利用其財富和權力對一些人提供幫助和庇護，後者則成為其附庸，以忠誠和感恩作為回報。“政治家和官員缺乏普遍的社會責任感，隻有對親屬小圈子的責任感。社會上甚至對國家普遍忠誠的新道德感到不理解，更難有人們實踐它了。……現代事物和資本主義浸泡在一個傳統世界和前現代社會之中，法律體係被關係網絡控製了”。[18]在印尼，蘇哈托是最大的恩主。接受他的庇護，同時又無限忠於他的有他的子女、心腹和密友。他們或在壟斷行業獲取暴利，或在政界、軍界掌管要害部門。在菲律賓，馬科斯總統夫婦兩大家族的成員不是顯宦，便是富豪，而軍隊中大部分高級將領都是總統的同鄉伊洛戈省人。馬科斯還常常利用手中的專斷權力將種種經濟特權授予他的密友和支持者，後者最突出的“優點”則是對馬科斯非常忠誠。在泰國，一位政府部長從傳統上而言也有義務照顧自己的下屬，從而也得到下屬的尊重，敬仰和服從。這樣，部裏的所有成員就成為以他為“族長”的“宗族”成員，部長也極力保護其下屬的利益，並為本部爭取盡可能多的預算。[19]
2、道德判斷與約束的缺乏
韓國、印尼等國家的領袖人物和政府高官的貪婪、腐化和墮落，表明他們缺乏崇高的精神追求。在韓國，幾乎曆屆總統上台後都發誓將反腐進行到底，但時隔不久就被腐敗醜聞纏身。在印尼，蘇哈托將其家族的墳墓建在與其妻有遠親關係的莽·庫尼卡拉王朝的陵墓附近，目的在於顯示其顯赫的出身，為其家族非法攫取的民脂民膏罩上合法的光環。上層社會私欲、貪欲的惡性膨脹嚴重傷害了整個社會應有的對名譽和尊嚴的摯愛與追求。一位中國駐菲律賓記者觀察到：“貪汙腐敗鋪天蓋地地腐蝕著這個國家，扼殺了任何信仰和希望，道德的毀壞已發展成為一種完整的腐敗文化。”[20]一位菲律賓議員則說，菲律賓好像一個誰都可以上身的妓女，缺少名譽和尊嚴；政府到處向別國尋求援助，到國外打工甚至成為國家和諸多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這些國家，人們並不認為貪汙腐敗是罪惡或肮髒的行經，缺乏“厭髒知恥”的美學意識與“避惡省罪”的倫理觀念。獨立伊始，東南亞國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管理體係。官僚體係的迅速膨脹，給了政治家和官員們一個在親友中分配新工作的大好機會。此後，東南亞人一直把公共部門的職務看作家族的機會。不僅各個群體的普通群眾，而且政治家、高級官僚、專家治國論者都這麽想這麽做。[21]“費迪南和伊梅爾達·羅穆亞爾德斯·馬科斯所做的過分之舉，也不過是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所渴望做的。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對家庭的忠誠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這在無情的西方人看來是‘腐敗’，但當地人卻把它看成是簡單的履行家庭的義務。”[22]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人幹下違法勾當，自然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和折磨。1949年，菲律賓參議院議長阿韋裏諾德(Jose Avelinode)因觸犯了法律而受到調查時，他在馬拉卡南宮竟然對總統奎裏諾理直氣壯地說：“為什麽你必須命令調查呢，尊敬的總統先生?即使你不允許濫用職權，你也必須至少做到能夠容忍它們。我們掌權是為了什麽呢?我們不是偽君子。為什麽我們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聖徒而偏要裝聖徒呢?……當基督耶穌死於十字架時，他對好的竊賊和壞的竊賊作了區分。我們完全可以作好的竊賊。”[23]
由於傳統的價值觀念沒有獲得較為全麵徹底的清算和更新，廉潔與腐敗之間缺乏明晰界限，賄賂官員或被認為是自古以來社會許可的贈品和貢物，或被看作對“恩主”庇護之恩的報答。在韓國，盧泰愚和全鬥煥都否認受賄控告。他們聲稱他們從未為收受這些錢而給人方便。他們堅持認為由於身居最高職位，也由於朝鮮民族的生活習性，他們希望別人送點適當的禮物來表達忠誠和尊敬。韓國工業巨頭也認為向青瓦台表示尊敬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總統接見後留下100萬左右的美鈔。韓國企業家在邀請重要人物用餐後，也都要贈送貴重禮品。例如，一位中國駐韓國大使剛來漢城時，一位財團老板就送他一塊金表，另一位老板則贈送一套鑲著寶石的金首飾，有的還送一對金鶴等等。[24]在今日印尼， “禮籃”文化十分盛行：每逢紅白喜事、逢年過節、喬遷發達，親朋好友之間通常要送上裝滿鮮花、水果、工藝品乃至紅包的禮藍，而這往往成為對政府官員行賄的一種“合法”方式。[25]
在這些國家，從官到民普遍缺乏對貪汙腐敗行為嫉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決心和勇氣，無原則的寬容和忍讓縱容了腐敗行為的泛濫。韓國金大中總統上台後，馬上利用總統特赦權撤消了對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的死刑判決。在印尼，對前總統蘇哈托指控的罪名遲遲不能獲得最高法庭的認可。社會上層之間大都存在裙帶和密友關係，相互牽扯過深。社會中層由於已經躋身於既得利益者行列，且需要來自上層的庇護和恩賞，無意改變現狀。普通民眾缺乏自覺的公民意識，隻要能夠解決最低限度的溫飽問題，他們願意服從於各種“恩從關係”，而不大在乎他們的恩主是否腐敗。
3、腐敗文化
在韓國、印尼等東亞國家，普遍形成了一種公正廉潔的人在社會中不受歡迎，甚至難以立足的文化，即腐敗文化。“當人們正確地或錯誤地相信腐敗是普遍的，官員們的廉潔性就被降低。如果他們抵製腐敗，他可能發現難以履行職責。” [26]腐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整個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以至社會上多數成員都認可腐敗的合理性；人們痛恨腐敗往往不是出於社會正義而是處於嫉妒。在韓國，一項民間調查表明，90%的韓國青少年認為韓國是“腐敗的國家”。2003年中,韓國反腐敗委員會所做的調查也顯示,58%的受訪者認為“公務員腐敗”。“無賄不成事”，已成為人們的一種思維定勢；辦事必要送禮，已成為自然道德準則。這個國家的惟一希望在於：反對腐敗的正義的呼聲一直未曾斷絕。印尼和菲律賓的情況更糟。蘇哈托和馬科斯雖然下台了，但民眾對其後的政治領袖及政府官員依舊缺乏信任。在菲律賓，政治選舉在許多情況下都化做鬧劇和兒戲，深刻地反映出民眾在屢屢遭受欺騙、善良美好的願望不斷化作泡影後出現的深刻的幻滅感和玩世不恭的心態。印尼和菲律賓的情況可以說是“處處有貪汙”。無論是政府高官還是普通職員，從不放過任何勒索和受賄機會。國家管理的大小環節，都可以用腐敗手段打通，在多數情況下也隻有腐敗的手段才能夠打通。
三、廉政文化建設的三個關鍵環節
1、國家意識的創建與培育
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即國民意識的強弱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和奉獻精神。東亞國家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存在的巨大差異，很大程度上能夠從這些國家在國家意識形成方麵的差異得到說明。
日本超越血緣和地緣局限的團體意識和國家觀念主要是在德川中後期和明治維新過程中形成的。在德川前期，日本也存在大體與東南亞“恩主—扈從”相近的關係。家永三郎曾經指出，“我們必須注意到，在武士的意識中存在著一種恩顧與奉公間的長久性交換的觀念。……主從關係的本質便在於恩顧與奉公間交換關係的誠實履行。”[27]但在17世紀中葉日本實施了“兵農分離”政策之後，“由於武士由從原領地收取知行的家臣移住城下町變成從主君，實際上是藩國處領取家祿生活的家臣以及家名、家祿、家業的世襲性質，一身一家的榮辱興衰已同自己所屬的藩國的命運緊密相連，”[28]從而武士階級原對主君的忠誠開始轉化到對藩國的忠誠，並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群體意識即“藩意識”。藩意識是一種最初意義的團體意識或集體主義。明治維新的“尊王攘夷”，則又使武士階級超越“藩意識”的局限和束縛，產生了一種“全日本意識”，即國家意識。
對國家意識的創設和培育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高度重視。早在脫離新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之前，行動黨為增進國家意識，就主張各族平等、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1965年獨立後，鑒於各個種族在宗教信仰、語言和生活習慣方麵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人民的政治忠誠依舊是建立在個人所屬族群的宗親會或社團基礎上的現實，李光耀和行動黨采取多種舉措打破種族之間的隔閡、教育人民超越狹隘的宗族觀念，用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把國內各個種族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促使它們融合為一個“新加坡民族”，形成統一的“新加坡共和國”意識。[29]政府規定小學學校每天都須舉行莊重的升國旗和宣誓儀式。誓詞是：“我們是新加坡公民，我們宣誓：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建設一個建立在平等與正義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一切為了我們國家的幸福、繁榮和進步。”在中學則進行《新加坡史》的教育。這種努力獲得明顯效果。人民行動黨的發起人之一蒂凡那在1979年人民行動黨成立25周年時撰文指出：“二十年以前，如果人家問起我們，我們將回答說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或歐亞混籍人。但在今天，如果人家問我們——特別是向年輕人問同樣的問題，必將異口同聲地答到：‘我們是新加坡人’。”[30]其後，政府依舊不敢有絲毫懈怠。在李光耀的倡導下，新加坡在1982、1988年兩次開展全國範圍的國民意識大討論，並從1988年以後，每年都有計劃地開展“國民意識周活動”，以進一步強化國家意識。
獨立以來，韓國、印尼等國家在創設和培育國家意識方麵雖然也付出了一定努力，但卻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韓國的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十分強烈，但其產生的動力主要在於殖民壓迫和欺侮，缺乏較充分發育的公民意識做基礎，多帶有樸素的和仇恨的色彩，時常表現出偏執的、狹隘的和激進的傾向。16世紀初歐洲人到達東南亞時，這一地區基本上實施的是一種建立在原始宗教和血緣關係基礎上的首領製。相繼獲得獨立之後，這種以首領製為核心的傳統共同體的崩潰和現代市民社會形成的速度十分緩慢，國家意識長期處於難產狀態。由於缺乏“國民”一致認可的價值和理念，在貧民、中產階級、權貴、僧侶、王室、民族主義者、革命家等各種力量相互作用，家族意識、宗法觀念、種族主義、共產主義、宗教信仰主義、人道主義、民族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同時並存的情況下，獨立後的東南亞國家甚至不得不借助倡導某種宗教信仰和保留王室的方式增進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所謂國家意識自然是薄弱的和先天不足的，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狀況時至今日依舊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在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不同程度存在的裙帶資本主義在強化宗族觀念和宗派觀念同時弱化國家意識，導致民眾對國家的離心離德。此外，這些國家時至今日依舊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和宗教歧視，部分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畸形發展嚴重挫傷了另一部分國民的愛國熱忱，削弱了國家意識在收拾和凝聚世道人心方麵應有的作用。
2、宗教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宗教能夠在心靈淨化和精神升華方麵發揮獨特作用。道德意識中對廉政和廉潔的自覺、自尊和自律，多來自宗教文化中的神聖感、崇高感和畏懼感。東亞國家的廉政文化建設在道德的判斷力和約束力方麵存在巨大差異，其原因主要在於這些國家在傳統宗教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方麵的表現有所不同。
西方學術界普遍存在一種說法：東方文化重視人際關係和人情往來，容易滋生腐敗。這種說法暗含了這樣一個命題：東亞儒教文化是一種腐敗的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則是一種廉潔的文化。但東亞國家在宗教文化與廉政文化建設之間表現出錯綜複雜的形態卻使這一論斷不攻自破。例如，廉潔的日本和新加坡屬於儒教國家；菲律賓是東亞惟一的基督教國家，同時也是東亞腐敗程度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
其實，無論是儒教、基督教、佛教，還是伊斯蘭教，都可以成為建設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精神源泉。首先，這些宗教文化都倡導積極進取，實現人生神聖而崇高的價值。儒教文化的要旨就是把人世本身升華到最高境界，主張“天下為公”，“不必為己”，立功立言立德；基督教新教倫理主張用塵世的成功證明自身是上帝的選民；新禪宗主張 “萬業皆佛行”，等等。其次，都主張為人、為政清正廉明。儒教文化主張“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仁則榮，不仁則辱。”“公生明，廉生威”。“出淤泥而不染”。[31]伊斯蘭教反對不潔與貪汙。《古蘭經》上說：“你們彼此不要妄吞財物，也不要用金錢賄賂法官，以致明知故犯地借犯罪而吞食一部分人的財物。”“先知沒有貪汙之事，無論任何人要貪汙了，在後世必得到貪汙的還報。”伊斯蘭教還認為因廉潔得來的財物是善美的、潔淨的，用這種財物才可以散乜貼、施舍窮人等。而通過貪汙偷盜搶劫的財物，則是不道義、不合法和不清潔的。佛教思想常用的基本概念有善與惡、染與淨、正與邪、迷與悟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直是佛教信徒信仰的根本。“善”就是遵守清規戒律，“惡”就是違背清規戒律。第三，各種宗教文化都樹立了一種可令人在靈魂深處產生敬畏、恐懼和羞恥的力量以杜絕貪念的產生。“爾奉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這四句《戒石銘》不但曾銘刻於古代中國州府衙前，以教育官吏恪守清正廉明，並傳到日本，作為藩鎮們的戒律。基督教的原罪說主張地獄是犯有貪汙腐敗等惡行的人們死後的惟一歸宿。佛教的生死報應說旨在抑惡揚善，主張作惡多端的人必遭惡報。中國佛教還認為人身上都纏著三條毒蛇：癡（好女色）、嗔（想權位）、貪（愛金錢），多有人被這三條毒蛇纏磨致死。伊斯蘭教則告訴它的信徒：安拉無處不在，有雙你看不到的眼睛在注視著你的一切言行，有雙看不見的手在主宰你的命運。
但任何傳統宗教文化隻有在經曆了轉化、升華和更新，成為正麵、積極、健康的力量後才有可能構成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的精神資源，而且這種新的宗教文化隻有廣泛深入人心後才能較為充分地發揮防腐倡廉的積極作用。
在日本廉政建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恥感文化”，就是以傳統儒教倫理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儒教的要義就是創造一個在道德上達到最高境界的善的世界。孔子說“行己有恥”，“知恥近乎勇”；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歐陽修說“廉恥，是立人之大節”，都在號召人們重視名譽和崇高的精神追求，擁有自尊、自愛之心和戰勝自己的勇氣。這一倫理觀念傳播到日本後，獲得了新的意義與生命，經過武士階級的身體力行，為社會各個階層廣泛接受，成為迄今為止指導日本社會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有學者指出，日本文化的這種“厭髒知恥”的高度美學意識與西方文化的“避惡省罪”的倫理觀念非常接近。[32]新加坡則在將儒教文化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意義，並化為千百萬人自覺的行為準則方麵獲得了巨大成功。
日本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的成就，還得力於對來自中國的佛教文化的轉化與活用。生活在戰國時期末年鈴木正三是將中國禪文化較早引入日本的學者。鈴木引用了中國禪文化對於“佛”的重新定義，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心知佛”，其含義與《易經》及《大學》中的“大人”大體相同。“佛”成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人。經由鈴木引入和重新詮釋過的禪文化，對明治時期的日本實業界產生重大影響。許多優秀的日本企業家領會和應用了禪文化的實質：一分的自覺就有一分深得民心的智能，就有一分的造福於民的德行，就有一分貢獻國家和人類的企業精神。這些企業家還深切地體會到，禪文化所謂的“行願”，最終也要落實到民族、國家、社會層麵上來。所謂“眾生成就，你我才成就；國家社會成就，你我才成就；百姓成就，企業才算成就。” 中國唐宋明清以來禪文化與倡導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等價值的儒教文化一道，成為日本現代企業精神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對傳統宗教合理因素的提煉、轉化、重新詮釋和全麵推廣方麵，韓國、印尼等東亞國家明顯缺乏出色表現；由於沒有剔除其曆史附著的負麵性，傳統宗教文化在這些國家的廉政文化建設中起到的多是負麵作用。在韓國，頻頻發生的“徇情枉法”、“任人唯親”等腐敗行為，明顯與儒教文化對血緣親情的重視之間具有某種關聯性。在泰國，雖然有諸如佛陀達莎等人倡導佛教新傳統主義，主張任何一個佛教徒的責任首先是克服我們先天而有的貪婪，伸張基於個人道德良心的社會正義，[33]由於佛教本身依舊帶有的濃鬱的非政治傾向和宿命論色彩，“隨緣”在多數情況下都成了對權力濫用的恭順與服從的淵藪，寬容和慈悲助長了對腐敗行為的無條件忍讓；“人人可以成佛”觀念的濫用，更是在整個社會造成是非不清、善惡難辨，甚至混淆了合法與違法之間的區分標準。在西方，基督教是一種純潔心靈的宗教，但在菲律賓，人們一方麵沒有真正領悟基督教罪感文化的真諦，另一方麵又濫用基督教帶來的自由與民主，導致這個國家幾近陷入無政府狀態，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難以有任何作為。
3、領袖人物與知識階層的作用
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東亞各國人民無不崇尚真理，愛好科學，追求美好生活，向往榮譽與尊嚴；這些國家的精神狀態在現實上做何表現，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各自社會中是否存在能夠成為民族靈魂和脊梁的人物。在廉政文化建設中，領袖人物是組織、領導者；知識階層則負有雙重使命：以傳統文化為主要精神資源創建新的道德觀念，並將這種新道德觀向大眾灌輸和傳播。無論領袖人物還是知識階層，還應該率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恪盡職守，克己奉公，成為全社會的榜樣和楷模。孟子說：“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強調傑出人物的率先垂範作用。中國古代學者呂坤針對明代世風大壞的情況，指出：“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為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為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34]因此他認為：“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35]在領袖人物之外，還申明了行政官員和知識階層的作用。這些論斷和思想中所包含的真理成分已經為東亞廉政文化建設的具體實踐所證明。新加坡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建設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於領袖人物能夠以身作則，一如李光耀所說：“政府最高層領導人必須樹立好榜樣。沒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不然人們就會對法律的意義和公正感到懷疑，並加以嘲諷，整個社會也因此而混亂。”[36]“高層領導人如果能以身作則，樹立榜樣，貪汙之風就可以鏟除。”[37]日本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的形成，身兼“仕”與“士”兩種職務的武士階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創新和踐行作用。“官德降，民德毀”。韓國、印尼和菲律賓等東亞國家，貪汙腐敗之所以衍生為一種社會風氣，盧泰愚、全鬥煥、蘇哈托、馬科斯等所謂的領袖和上層社會的自甘墮落，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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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貝拉：《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12頁。
[2]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93－294頁。
[3]李烱才：《日本神話與現實》，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78-179頁。
[4]賴肖爾：《當今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126頁。
[5]劉守芬李淳主編：《新加坡廉政法律製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5頁。
[6]紮卡裏亞：《文化決定命運——李光耀訪談錄》，《公共論叢》1997年第3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196頁。
[7]參見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書店，1971年，第95頁。
[8]轉引自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12頁。
[9]“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都沒有。” 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54頁。
[10]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媒體私人有限公司，2001年，第162頁。
[11]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4年，第487頁。
[12]中國精神文明考察團：《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設》，紅旗出版社，1993年，第34頁。
[13]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媒體私人有限公司，2001年，第154頁。
[14]《海峽時報》1988年9月14日。
[15]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罪與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頁。
[16]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媒體私人有限公司，2001年，第154頁。
[17]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頁。
[18]尹保雲：《現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8頁。
[19]陳曉律 李國民： 《高速增長中的低度政治發展——泰國模式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20]朱幸福：《風雲詭譎的菲島政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68頁。
[21]尹保雲：《現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7頁。
[22]尼古拉•塔林：《劍橋東南亞史》Ⅱ，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2頁。
[23]D·J·Steiberg, The Philipines:A Singular and a Plural Place, Westview press,1990,p.3.
[24]延靜：《出使韓國》，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3頁。
[25]《印尼肅貪引發“禮藍”風波》，《經濟日報》2004年11月23日。
[26]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頁。
[27]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書店，1971年，第89－91頁。
[28]李文：《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頁。
[29]李文：《新加坡族群關係的融合及其政治影響》，《亞太地區發展報告》No.3(200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36頁。
[30]《人民行動黨1954-1979》，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出版，1979年，第170頁。
[31]考古發現中國古人愛玉與廉政文化有著密切關係，因為玉石潔白無暇，表裏如一。
[32]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罪與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33]宋立道：《傳統與現代：變化中的南傳佛教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429頁。
[34]呂坤：《呻吟語》，卷五《治道》。
[35]呂坤：《呻吟語》，卷四《世運》。
[36]中國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團：《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紅旗出版社，1993年，第46頁。
[37]劉亞林著：《論新加坡的廉政建設》，《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李 文
在東亞，不同國家腐敗程度有所不同。透明國際近年來的年度報告表明，新加坡和日本最廉潔，韓國和泰國較差，印尼和菲律賓最腐敗。本文擬考察上述國家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存在的差異，探究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或條件。
一、成功的典範：日本與新加坡
1、愛國主義與奉獻精神
日本和新加坡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兩國國民富有較強的愛國精神和奉獻精神。有貢獻於國家和集體，成為多數人的普遍願望和部分社會精英執著的信念和追求。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武士階級和商人階級就形成了以“克己奉公”精神為核心的道德情操。德川時期形成的武士哲學，要旨就是“武士奉公，不惜以身殉職”。同時期產生的作為商人道德倫理的“石田心學”，所要求的同樣“是對集體和其目標的無私奉獻。勤奮、節儉與理性的素質是這種奉獻的全麵體現。”[1]明治維新時期，武士的奉公倫理得到發揚和發展。在談到維新的領袖人物時，福澤諭吉寫道：“從事維新的有誌之輩 ，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報國大義。凡事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他們就會自動去做，而不顧其他，好象水往低處流一樣，非常自然。”[2]在商界，企業家也明顯提高了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國益優先原則”觀念和“產業報國”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如今，日本人“團體的紐帶如此牢固，以至每個成員都對彼此的行為抱有一種集體責任感。對團體的忠誠和自覺自願服從其要求是日本社會的重要特點。……團體義務感已滲入到日本人的靈魂。”[3]這種“更強調集體、犧牲個人的傾向”，也是日本人與西方人之間的最大差別。 [4]
在新加坡，儒教文化“集體本位倫理”被發展、轉換和重新詮釋為一種符合時代要求的道德觀與價值，其核心是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儒教傳統觀念“忠孝、仁愛、禮義、廉恥”被政府確立為新加坡人確立的行為準則，但其內容已被一一賦予新的涵義。其中，“忠”，就是要忠於新加坡共和國。每個新加坡人都要意識到自己是新加坡共和國國民，歸屬於新加坡；要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為了國家利益要不惜犧牲個人利益；要有群體意識，即每個新加坡公民都要深刻認識到新加坡的成就是集體協作的結果，個人與群體不可分割。“廉”即清廉，是立國之本，執政之根，為官的基本道德規範。新加坡官員必須樹立為國民服務思想和甘於犧牲奉獻精神。[5]1990年2月，新加坡國會批準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五大共同價值觀：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國家和社會放在首要位置。如今，儒教文化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在新加坡廣泛深入人心。[6]
2、道德的判斷力與約束力
在日本和新加坡，廉政文化還被落實到道德判斷和規範的層麵，表現為無論是個人的內心世界還是社會的主流意識，都注重神聖而崇高的精神追求，對是非、善惡、美醜有明晰的判斷和高度的自覺、自尊和自律。
日本以自身獨有的方式發展了儒教文化端正人心、教化天下的內涵，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恥感文化”。名譽和尊嚴至高無上。所謂恥辱，主要來自對名譽和尊嚴的詆毀和傷害。“心”和“物”截然對立。根據武士的信條，一個人越是為了名譽犧牲其財產、家庭以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認為是道德高尚的人。[7]關注錢財從來不是武士的作風，所謂“鷹寧可餓死也不會去碰一下穀粒”。“名譽”的含義等同於“清潔”與“善良”，其反義詞是“汙穢”和“罪惡”。日本人追求清淨無塵的生活，他們的“心理特異性多來自喜愛潔淨及與之相聯係的厭惡汙穢。他們被訓練成遇到侮蔑家庭名譽或者國家榮譽，就視若汙穢或皰疥，必須通過申辨洗刷幹淨。”[8]知恥就是對汙穢的厭惡，對純潔心靈、高尚道德的珍愛。如同“負罪感”使西方人盡量遠離罪惡，“羞恥感”使日本人盡力遠離汙穢。
與罪感文化中通過懺悔就可以贖罪的情形不同，日本人恥辱主要來源於世人的判斷和評價，從而，雪恥也必須是清除名譽汙點的外在行為。[9]在古代，斬殺侮辱和毀謗者是武士的本分和美德，而如錯在自身，自殺則被看作洗刷汙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的適當方式。今天的日本早已進入法製社會，但頭麵人物因自身的過失導致公司或國家的利益和名譽遭到損失而自殺的情形依舊多有發生，恥辱感對貪汙腐敗等不名譽的行為構成巨大的恐懼和威懾力量。把肮髒的人排斥在純潔的群體之外，則是日本社會懲處品行不端之人的硬性規則。在古代日本農村，如有人犯罪，村裏人不僅要將犯人驅逐出村，還要焚毀其住所。犯罪被看作汙穢，由這種汙穢所帶來的災邪之氣必須采取嚴厲措施才能得到徹底根除。在今天，家長對犯下過錯的孩子最嚴厲的處罰也是把他排除在家庭活動之外，並將這種冷淡孩子的行為稱為“村罰”。各種不同層麵的共同體都具有高度一致的群體意誌，也使日本人在遵守團體規範方麵不敢越雷池半步。
以李光耀為核心的新加坡建國領袖富有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心懷建設一個獨立、富強的新加坡這一遠大的抱負和理想，“冒著生命的危險爭取權力，是為了改進社會而不是發財致富。”[10]人民行動黨成員和政府工作人員被要求擁有克己奉公和自我犧牲精神。李光耀對他們的訓示就是：“當你加入行動黨時，就像是加入神聖行列”； [11]“當一個公務員，就必須有奉獻精神。”[12]新加坡以儒教倫理立國，號召人們“明禮義，曉廉恥”。自1959年首次大選獲勝後，人民行動黨就將建立廉潔有效的政府看作自己的神聖使命。1959年6月，行動黨領導人在市政廳大廈會議室宣誓就職時，“一律穿白色的襯衫和白色的長褲，象征個人行為純潔廉明，擔任公職也一樣。”[13]在新加坡，不但政府要“確保稅收的每一塊錢怎麽花都要有適當的交代”，而且公務員在工資以外多拿多占任何財物都被視為人品上的汙點。政府經常提醒國人潔身自好，在同亞洲其他國家作生意時，不要帶回當地人們對於傭金、回扣、小費、“潤滑劑”或其他冠上委婉名稱的貪汙行為習以為常等陋習。新加坡還形成了清除一切腐敗的堅強意誌。李光耀說：“如果你喜歡好的東西，你就得反對壞的東西。如果你想要廉潔，你就要打擊和消除腐敗。如果你需要堅持原則的人，你就必須趕走不守原則的人。沒有折衷辦法。”[14]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一個重要經驗就在於它和它的政府能夠保持廉潔，經常把黨內和政府內的貪汙腐化分子毫不留情地清理出去，從而贏得了公眾的高度信賴。
3、廉潔文化
日本和新加坡形成了一種貪汙腐敗的人難以在社會中立足的廉潔文化。
日本民眾相信他們的政府是廉潔的，他們自己也很少作奸犯科，全社會普遍讚譽誠實的、一塵不染的人格，即使市政府秘書長僅僅犯了用公家的膠卷為自己家人照相之類的小過錯，也難以得到媒體和民眾的寬宥。盡管近年來所謂的“道德滑坡”引起人們的深刻憂慮，但今日日本依舊是犯罪率最低的發達國家。
前述“恨人及屋”的除穢儀式，顯示了日本文化善惡不能兩立的非寬容性。在日本人看來，汙穢是由人的身體及其所在場所來體現的，是與特定環境和文化相聯係的。中村雄二郎指出：“如果沒有共同體的強烈注視的眼光或集團的意誌的話，就不可能有類似於這樣的對場所的消滅。這意味著在由共同體這一觀念所神聖化的場所中不能允許存在被玷汙了的場所。而這種被玷汙的場所則是原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場所。”[15]在現今日本社會，這種儀式已不複存在，但它的精神實質已經深深地根植於日本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之中。例如，美軍入侵伊拉克後，兩名日本青年不聽政府勸告前往伊拉克遭到當地武裝力量綁架得到營救回國後，他們本人甚至他們家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外在壓力。
作為東亞最廉潔的國家，新加坡文化的廉潔性有兩個突出表現。其一是嫉惡如仇，“人們把擔任公職貪汙受賄的人看成社會公敵。” [16]1986年11月，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因為受賄在接受調查時自殺身亡，其妻女也不得不離開新加坡，表明在新加坡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以貪汙腐敗為恥的文化氛圍。其二是人心向善。1999-2000年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李焯然教授所做的一項社會調查表明，新加坡國民普遍重視“孝敬父母、信用、誠懇、學識與教育、以家庭為中心、廉潔、勤勞、仁愛、修養、明確方向”等十項價值。廉潔的文化環境，成為新加坡最寶貴的資產。
二 、失敗的案例：韓國、泰國、印尼和菲律賓
1、宗族觀念和利己主義
在各種社會團體和組織中沒有克服和超越血緣、地緣等傳統連結和紐帶的局限，宗族觀念和利己主義盛行，人們頭腦中沒有樹立和形成建立在對國家忠誠基礎上的普遍性的社會義務和原則，是韓國、泰國、印尼和菲律賓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1968年，繆爾達爾對南亞和東南亞的評價是：“那裏，基本忠誠是對家庭，村莊或基於宗教、語言、種族起源或社會等級所組成的集團，而不是對整個社會，無論是在地方一級還是在國家一級。”並認為“對這種較小集團的較堅決的忠誠釀成了族閥主義，它本身就是一種腐敗形式，它基本上鼓勵了道德鬆弛。” [17]這一論斷，對今日韓國、印尼等國家依舊適用。
曆史上深受儒教文化影響的韓國至今仍然存在任人惟親的風氣。無論從政還是經商，“血緣、地緣、學緣、人緣”都是重要的社會資源。在東南亞，殖民者到來之前就已經形成的“恩主—扈從”之間關係構成的“庇護製”至今依舊成為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財富和權力的人成為恩主，利用其財富和權力對一些人提供幫助和庇護，後者則成為其附庸，以忠誠和感恩作為回報。“政治家和官員缺乏普遍的社會責任感，隻有對親屬小圈子的責任感。社會上甚至對國家普遍忠誠的新道德感到不理解，更難有人們實踐它了。……現代事物和資本主義浸泡在一個傳統世界和前現代社會之中，法律體係被關係網絡控製了”。[18]在印尼，蘇哈托是最大的恩主。接受他的庇護，同時又無限忠於他的有他的子女、心腹和密友。他們或在壟斷行業獲取暴利，或在政界、軍界掌管要害部門。在菲律賓，馬科斯總統夫婦兩大家族的成員不是顯宦，便是富豪，而軍隊中大部分高級將領都是總統的同鄉伊洛戈省人。馬科斯還常常利用手中的專斷權力將種種經濟特權授予他的密友和支持者，後者最突出的“優點”則是對馬科斯非常忠誠。在泰國，一位政府部長從傳統上而言也有義務照顧自己的下屬，從而也得到下屬的尊重，敬仰和服從。這樣，部裏的所有成員就成為以他為“族長”的“宗族”成員，部長也極力保護其下屬的利益，並為本部爭取盡可能多的預算。[19]
2、道德判斷與約束的缺乏
韓國、印尼等國家的領袖人物和政府高官的貪婪、腐化和墮落，表明他們缺乏崇高的精神追求。在韓國，幾乎曆屆總統上台後都發誓將反腐進行到底，但時隔不久就被腐敗醜聞纏身。在印尼，蘇哈托將其家族的墳墓建在與其妻有遠親關係的莽·庫尼卡拉王朝的陵墓附近，目的在於顯示其顯赫的出身，為其家族非法攫取的民脂民膏罩上合法的光環。上層社會私欲、貪欲的惡性膨脹嚴重傷害了整個社會應有的對名譽和尊嚴的摯愛與追求。一位中國駐菲律賓記者觀察到：“貪汙腐敗鋪天蓋地地腐蝕著這個國家，扼殺了任何信仰和希望，道德的毀壞已發展成為一種完整的腐敗文化。”[20]一位菲律賓議員則說，菲律賓好像一個誰都可以上身的妓女，缺少名譽和尊嚴；政府到處向別國尋求援助，到國外打工甚至成為國家和諸多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這些國家，人們並不認為貪汙腐敗是罪惡或肮髒的行經，缺乏“厭髒知恥”的美學意識與“避惡省罪”的倫理觀念。獨立伊始，東南亞國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管理體係。官僚體係的迅速膨脹，給了政治家和官員們一個在親友中分配新工作的大好機會。此後，東南亞人一直把公共部門的職務看作家族的機會。不僅各個群體的普通群眾，而且政治家、高級官僚、專家治國論者都這麽想這麽做。[21]“費迪南和伊梅爾達·羅穆亞爾德斯·馬科斯所做的過分之舉，也不過是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所渴望做的。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對家庭的忠誠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這在無情的西方人看來是‘腐敗’，但當地人卻把它看成是簡單的履行家庭的義務。”[22]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人幹下違法勾當，自然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和折磨。1949年，菲律賓參議院議長阿韋裏諾德(Jose Avelinode)因觸犯了法律而受到調查時，他在馬拉卡南宮竟然對總統奎裏諾理直氣壯地說：“為什麽你必須命令調查呢，尊敬的總統先生?即使你不允許濫用職權，你也必須至少做到能夠容忍它們。我們掌權是為了什麽呢?我們不是偽君子。為什麽我們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聖徒而偏要裝聖徒呢?……當基督耶穌死於十字架時，他對好的竊賊和壞的竊賊作了區分。我們完全可以作好的竊賊。”[23]
由於傳統的價值觀念沒有獲得較為全麵徹底的清算和更新，廉潔與腐敗之間缺乏明晰界限，賄賂官員或被認為是自古以來社會許可的贈品和貢物，或被看作對“恩主”庇護之恩的報答。在韓國，盧泰愚和全鬥煥都否認受賄控告。他們聲稱他們從未為收受這些錢而給人方便。他們堅持認為由於身居最高職位，也由於朝鮮民族的生活習性，他們希望別人送點適當的禮物來表達忠誠和尊敬。韓國工業巨頭也認為向青瓦台表示尊敬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總統接見後留下100萬左右的美鈔。韓國企業家在邀請重要人物用餐後，也都要贈送貴重禮品。例如，一位中國駐韓國大使剛來漢城時，一位財團老板就送他一塊金表，另一位老板則贈送一套鑲著寶石的金首飾，有的還送一對金鶴等等。[24]在今日印尼， “禮籃”文化十分盛行：每逢紅白喜事、逢年過節、喬遷發達，親朋好友之間通常要送上裝滿鮮花、水果、工藝品乃至紅包的禮藍，而這往往成為對政府官員行賄的一種“合法”方式。[25]
在這些國家，從官到民普遍缺乏對貪汙腐敗行為嫉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決心和勇氣，無原則的寬容和忍讓縱容了腐敗行為的泛濫。韓國金大中總統上台後，馬上利用總統特赦權撤消了對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的死刑判決。在印尼，對前總統蘇哈托指控的罪名遲遲不能獲得最高法庭的認可。社會上層之間大都存在裙帶和密友關係，相互牽扯過深。社會中層由於已經躋身於既得利益者行列，且需要來自上層的庇護和恩賞，無意改變現狀。普通民眾缺乏自覺的公民意識，隻要能夠解決最低限度的溫飽問題，他們願意服從於各種“恩從關係”，而不大在乎他們的恩主是否腐敗。
3、腐敗文化
在韓國、印尼等東亞國家，普遍形成了一種公正廉潔的人在社會中不受歡迎，甚至難以立足的文化，即腐敗文化。“當人們正確地或錯誤地相信腐敗是普遍的，官員們的廉潔性就被降低。如果他們抵製腐敗，他可能發現難以履行職責。” [26]腐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整個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以至社會上多數成員都認可腐敗的合理性；人們痛恨腐敗往往不是出於社會正義而是處於嫉妒。在韓國，一項民間調查表明，90%的韓國青少年認為韓國是“腐敗的國家”。2003年中,韓國反腐敗委員會所做的調查也顯示,58%的受訪者認為“公務員腐敗”。“無賄不成事”，已成為人們的一種思維定勢；辦事必要送禮，已成為自然道德準則。這個國家的惟一希望在於：反對腐敗的正義的呼聲一直未曾斷絕。印尼和菲律賓的情況更糟。蘇哈托和馬科斯雖然下台了，但民眾對其後的政治領袖及政府官員依舊缺乏信任。在菲律賓，政治選舉在許多情況下都化做鬧劇和兒戲，深刻地反映出民眾在屢屢遭受欺騙、善良美好的願望不斷化作泡影後出現的深刻的幻滅感和玩世不恭的心態。印尼和菲律賓的情況可以說是“處處有貪汙”。無論是政府高官還是普通職員，從不放過任何勒索和受賄機會。國家管理的大小環節，都可以用腐敗手段打通，在多數情況下也隻有腐敗的手段才能夠打通。
三、廉政文化建設的三個關鍵環節
1、國家意識的創建與培育
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即國民意識的強弱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和奉獻精神。東亞國家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存在的巨大差異，很大程度上能夠從這些國家在國家意識形成方麵的差異得到說明。
日本超越血緣和地緣局限的團體意識和國家觀念主要是在德川中後期和明治維新過程中形成的。在德川前期，日本也存在大體與東南亞“恩主—扈從”相近的關係。家永三郎曾經指出，“我們必須注意到，在武士的意識中存在著一種恩顧與奉公間的長久性交換的觀念。……主從關係的本質便在於恩顧與奉公間交換關係的誠實履行。”[27]但在17世紀中葉日本實施了“兵農分離”政策之後，“由於武士由從原領地收取知行的家臣移住城下町變成從主君，實際上是藩國處領取家祿生活的家臣以及家名、家祿、家業的世襲性質，一身一家的榮辱興衰已同自己所屬的藩國的命運緊密相連，”[28]從而武士階級原對主君的忠誠開始轉化到對藩國的忠誠，並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群體意識即“藩意識”。藩意識是一種最初意義的團體意識或集體主義。明治維新的“尊王攘夷”，則又使武士階級超越“藩意識”的局限和束縛，產生了一種“全日本意識”，即國家意識。
對國家意識的創設和培育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高度重視。早在脫離新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之前，行動黨為增進國家意識，就主張各族平等、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1965年獨立後，鑒於各個種族在宗教信仰、語言和生活習慣方麵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人民的政治忠誠依舊是建立在個人所屬族群的宗親會或社團基礎上的現實，李光耀和行動黨采取多種舉措打破種族之間的隔閡、教育人民超越狹隘的宗族觀念，用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把國內各個種族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促使它們融合為一個“新加坡民族”，形成統一的“新加坡共和國”意識。[29]政府規定小學學校每天都須舉行莊重的升國旗和宣誓儀式。誓詞是：“我們是新加坡公民，我們宣誓：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建設一個建立在平等與正義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一切為了我們國家的幸福、繁榮和進步。”在中學則進行《新加坡史》的教育。這種努力獲得明顯效果。人民行動黨的發起人之一蒂凡那在1979年人民行動黨成立25周年時撰文指出：“二十年以前，如果人家問起我們，我們將回答說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或歐亞混籍人。但在今天，如果人家問我們——特別是向年輕人問同樣的問題，必將異口同聲地答到：‘我們是新加坡人’。”[30]其後，政府依舊不敢有絲毫懈怠。在李光耀的倡導下，新加坡在1982、1988年兩次開展全國範圍的國民意識大討論，並從1988年以後，每年都有計劃地開展“國民意識周活動”，以進一步強化國家意識。
獨立以來，韓國、印尼等國家在創設和培育國家意識方麵雖然也付出了一定努力，但卻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韓國的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十分強烈，但其產生的動力主要在於殖民壓迫和欺侮，缺乏較充分發育的公民意識做基礎，多帶有樸素的和仇恨的色彩，時常表現出偏執的、狹隘的和激進的傾向。16世紀初歐洲人到達東南亞時，這一地區基本上實施的是一種建立在原始宗教和血緣關係基礎上的首領製。相繼獲得獨立之後，這種以首領製為核心的傳統共同體的崩潰和現代市民社會形成的速度十分緩慢，國家意識長期處於難產狀態。由於缺乏“國民”一致認可的價值和理念，在貧民、中產階級、權貴、僧侶、王室、民族主義者、革命家等各種力量相互作用，家族意識、宗法觀念、種族主義、共產主義、宗教信仰主義、人道主義、民族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同時並存的情況下，獨立後的東南亞國家甚至不得不借助倡導某種宗教信仰和保留王室的方式增進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所謂國家意識自然是薄弱的和先天不足的，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狀況時至今日依舊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在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不同程度存在的裙帶資本主義在強化宗族觀念和宗派觀念同時弱化國家意識，導致民眾對國家的離心離德。此外，這些國家時至今日依舊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和宗教歧視，部分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畸形發展嚴重挫傷了另一部分國民的愛國熱忱，削弱了國家意識在收拾和凝聚世道人心方麵應有的作用。
2、宗教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宗教能夠在心靈淨化和精神升華方麵發揮獨特作用。道德意識中對廉政和廉潔的自覺、自尊和自律，多來自宗教文化中的神聖感、崇高感和畏懼感。東亞國家的廉政文化建設在道德的判斷力和約束力方麵存在巨大差異，其原因主要在於這些國家在傳統宗教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方麵的表現有所不同。
西方學術界普遍存在一種說法：東方文化重視人際關係和人情往來，容易滋生腐敗。這種說法暗含了這樣一個命題：東亞儒教文化是一種腐敗的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則是一種廉潔的文化。但東亞國家在宗教文化與廉政文化建設之間表現出錯綜複雜的形態卻使這一論斷不攻自破。例如，廉潔的日本和新加坡屬於儒教國家；菲律賓是東亞惟一的基督教國家，同時也是東亞腐敗程度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
其實，無論是儒教、基督教、佛教，還是伊斯蘭教，都可以成為建設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精神源泉。首先，這些宗教文化都倡導積極進取，實現人生神聖而崇高的價值。儒教文化的要旨就是把人世本身升華到最高境界，主張“天下為公”，“不必為己”，立功立言立德；基督教新教倫理主張用塵世的成功證明自身是上帝的選民；新禪宗主張 “萬業皆佛行”，等等。其次，都主張為人、為政清正廉明。儒教文化主張“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仁則榮，不仁則辱。”“公生明，廉生威”。“出淤泥而不染”。[31]伊斯蘭教反對不潔與貪汙。《古蘭經》上說：“你們彼此不要妄吞財物，也不要用金錢賄賂法官，以致明知故犯地借犯罪而吞食一部分人的財物。”“先知沒有貪汙之事，無論任何人要貪汙了，在後世必得到貪汙的還報。”伊斯蘭教還認為因廉潔得來的財物是善美的、潔淨的，用這種財物才可以散乜貼、施舍窮人等。而通過貪汙偷盜搶劫的財物，則是不道義、不合法和不清潔的。佛教思想常用的基本概念有善與惡、染與淨、正與邪、迷與悟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直是佛教信徒信仰的根本。“善”就是遵守清規戒律，“惡”就是違背清規戒律。第三，各種宗教文化都樹立了一種可令人在靈魂深處產生敬畏、恐懼和羞恥的力量以杜絕貪念的產生。“爾奉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這四句《戒石銘》不但曾銘刻於古代中國州府衙前，以教育官吏恪守清正廉明，並傳到日本，作為藩鎮們的戒律。基督教的原罪說主張地獄是犯有貪汙腐敗等惡行的人們死後的惟一歸宿。佛教的生死報應說旨在抑惡揚善，主張作惡多端的人必遭惡報。中國佛教還認為人身上都纏著三條毒蛇：癡（好女色）、嗔（想權位）、貪（愛金錢），多有人被這三條毒蛇纏磨致死。伊斯蘭教則告訴它的信徒：安拉無處不在，有雙你看不到的眼睛在注視著你的一切言行，有雙看不見的手在主宰你的命運。
但任何傳統宗教文化隻有在經曆了轉化、升華和更新，成為正麵、積極、健康的力量後才有可能構成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的精神資源，而且這種新的宗教文化隻有廣泛深入人心後才能較為充分地發揮防腐倡廉的積極作用。
在日本廉政建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恥感文化”，就是以傳統儒教倫理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儒教的要義就是創造一個在道德上達到最高境界的善的世界。孔子說“行己有恥”，“知恥近乎勇”；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歐陽修說“廉恥，是立人之大節”，都在號召人們重視名譽和崇高的精神追求，擁有自尊、自愛之心和戰勝自己的勇氣。這一倫理觀念傳播到日本後，獲得了新的意義與生命，經過武士階級的身體力行，為社會各個階層廣泛接受，成為迄今為止指導日本社會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有學者指出，日本文化的這種“厭髒知恥”的高度美學意識與西方文化的“避惡省罪”的倫理觀念非常接近。[32]新加坡則在將儒教文化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意義，並化為千百萬人自覺的行為準則方麵獲得了巨大成功。
日本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的成就，還得力於對來自中國的佛教文化的轉化與活用。生活在戰國時期末年鈴木正三是將中國禪文化較早引入日本的學者。鈴木引用了中國禪文化對於“佛”的重新定義，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心知佛”，其含義與《易經》及《大學》中的“大人”大體相同。“佛”成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人。經由鈴木引入和重新詮釋過的禪文化，對明治時期的日本實業界產生重大影響。許多優秀的日本企業家領會和應用了禪文化的實質：一分的自覺就有一分深得民心的智能，就有一分的造福於民的德行，就有一分貢獻國家和人類的企業精神。這些企業家還深切地體會到，禪文化所謂的“行願”，最終也要落實到民族、國家、社會層麵上來。所謂“眾生成就，你我才成就；國家社會成就，你我才成就；百姓成就，企業才算成就。” 中國唐宋明清以來禪文化與倡導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等價值的儒教文化一道，成為日本現代企業精神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對傳統宗教合理因素的提煉、轉化、重新詮釋和全麵推廣方麵，韓國、印尼等東亞國家明顯缺乏出色表現；由於沒有剔除其曆史附著的負麵性，傳統宗教文化在這些國家的廉政文化建設中起到的多是負麵作用。在韓國，頻頻發生的“徇情枉法”、“任人唯親”等腐敗行為，明顯與儒教文化對血緣親情的重視之間具有某種關聯性。在泰國，雖然有諸如佛陀達莎等人倡導佛教新傳統主義，主張任何一個佛教徒的責任首先是克服我們先天而有的貪婪，伸張基於個人道德良心的社會正義，[33]由於佛教本身依舊帶有的濃鬱的非政治傾向和宿命論色彩，“隨緣”在多數情況下都成了對權力濫用的恭順與服從的淵藪，寬容和慈悲助長了對腐敗行為的無條件忍讓；“人人可以成佛”觀念的濫用，更是在整個社會造成是非不清、善惡難辨，甚至混淆了合法與違法之間的區分標準。在西方，基督教是一種純潔心靈的宗教，但在菲律賓，人們一方麵沒有真正領悟基督教罪感文化的真諦，另一方麵又濫用基督教帶來的自由與民主，導致這個國家幾近陷入無政府狀態，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麵難以有任何作為。
3、領袖人物與知識階層的作用
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東亞各國人民無不崇尚真理，愛好科學，追求美好生活，向往榮譽與尊嚴；這些國家的精神狀態在現實上做何表現，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各自社會中是否存在能夠成為民族靈魂和脊梁的人物。在廉政文化建設中，領袖人物是組織、領導者；知識階層則負有雙重使命：以傳統文化為主要精神資源創建新的道德觀念，並將這種新道德觀向大眾灌輸和傳播。無論領袖人物還是知識階層，還應該率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恪盡職守，克己奉公，成為全社會的榜樣和楷模。孟子說：“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強調傑出人物的率先垂範作用。中國古代學者呂坤針對明代世風大壞的情況，指出：“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為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為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34]因此他認為：“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35]在領袖人物之外，還申明了行政官員和知識階層的作用。這些論斷和思想中所包含的真理成分已經為東亞廉政文化建設的具體實踐所證明。新加坡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建設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於領袖人物能夠以身作則，一如李光耀所說：“政府最高層領導人必須樹立好榜樣。沒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不然人們就會對法律的意義和公正感到懷疑，並加以嘲諷，整個社會也因此而混亂。”[36]“高層領導人如果能以身作則，樹立榜樣，貪汙之風就可以鏟除。”[37]日本廉政文化和廉潔文化的形成，身兼“仕”與“士”兩種職務的武士階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創新和踐行作用。“官德降，民德毀”。韓國、印尼和菲律賓等東亞國家，貪汙腐敗之所以衍生為一種社會風氣，盧泰愚、全鬥煥、蘇哈托、馬科斯等所謂的領袖和上層社會的自甘墮落，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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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貝拉：《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12頁。
[2]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93－294頁。
[3]李烱才：《日本神話與現實》，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78-179頁。
[4]賴肖爾：《當今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126頁。
[5]劉守芬李淳主編：《新加坡廉政法律製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5頁。
[6]紮卡裏亞：《文化決定命運——李光耀訪談錄》，《公共論叢》1997年第3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196頁。
[7]參見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書店，1971年，第95頁。
[8]轉引自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12頁。
[9]“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都沒有。” 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54頁。
[10]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媒體私人有限公司，2001年，第162頁。
[11]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4年，第487頁。
[12]中國精神文明考察團：《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設》，紅旗出版社，1993年，第34頁。
[13]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媒體私人有限公司，2001年，第154頁。
[14]《海峽時報》1988年9月14日。
[15]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罪與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頁。
[16]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媒體私人有限公司，2001年，第154頁。
[17]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頁。
[18]尹保雲：《現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8頁。
[19]陳曉律 李國民： 《高速增長中的低度政治發展——泰國模式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20]朱幸福：《風雲詭譎的菲島政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68頁。
[21]尹保雲：《現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7頁。
[22]尼古拉•塔林：《劍橋東南亞史》Ⅱ，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2頁。
[23]D·J·Steiberg, The Philipines:A Singular and a Plural Place, Westview press,1990,p.3.
[24]延靜：《出使韓國》，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3頁。
[25]《印尼肅貪引發“禮藍”風波》，《經濟日報》2004年11月23日。
[26]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頁。
[27]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書店，1971年，第89－91頁。
[28]李文：《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頁。
[29]李文：《新加坡族群關係的融合及其政治影響》，《亞太地區發展報告》No.3(200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36頁。
[30]《人民行動黨1954-1979》，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出版，1979年，第170頁。
[31]考古發現中國古人愛玉與廉政文化有著密切關係，因為玉石潔白無暇，表裏如一。
[32]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罪與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33]宋立道：《傳統與現代：變化中的南傳佛教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429頁。
[34]呂坤：《呻吟語》，卷五《治道》。
[35]呂坤：《呻吟語》，卷四《世運》。
[36]中國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團：《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紅旗出版社，1993年，第46頁。
[37]劉亞林著：《論新加坡的廉政建設》，《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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