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禍國簡史

儒家禍國簡史

中國的民間有句古話：“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到亂是儒家”。雖然我實際上也不喜歡或讚同任何一種宗教，不過這個由治到亂倒確實很符合儒家的特性。
先來回顧一下曆史，看看儒家在各個朝代的“豐功偉績”：

一，漢代

在我們認為明、清的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思想的時候，不少人要質疑為什麽同樣尊崇儒家的漢、唐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回顧漢代的曆史，“獨尊儒術”的說法應該是從漢武帝的時候開始。在漢初奉行的是黃老思想，無為而治，最大的貢獻是培養國力。但這樣的體製並不適合向帝國體製的中央集權化的發展。文景之治期間，國力日趨富強，也就為漢武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儒家思想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它是一種非常好的統治工具。從漢武帝開始，經學日趨昌盛，儒學成為五經博士研究與教授的經學。作為那個時代的皇帝，當然不必象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要考慮整個曆史的發展，他們隻需要考慮如何對自己的統治更有利，如何讓自己的皇權傳承千秋萬代。

太學中的博士就是專門研究一部經典的經師，他們的終身職業就是詮釋儒家經典，絕不懷疑“五經”中的聖賢言論的絕對正確性。通曉經學，就意味著打開了通向高官厚祿的門徑，而漢武帝也就用功名利祿來引誘士人，隻有精通儒家經學才能進入仕途，把士人的聰明才智束縛於儒家經學之中。

這樣做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士人因為信奉儒家而變得拘泥迂腐，百家爭鳴的學術興盛被學術專製取代，儒家思想從此一統中國長達兩千年。

那麽，為什麽漢代初期為什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呢？對曆史的分析表麵，即使在漢武帝的時候，他的“獨尊儒術”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宗教方麵，主要依賴道家方士，在政治方麵，相當依賴法家。他的大臣，大多是即精通儒術又深知刑法。他的治國方略其實是“儒表法裏”。精通黃老的汲黯曾當麵揭穿漢武帝“獨尊儒術”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即仁義掩蓋下的法治。

“儒表法裏，成為後世統治者的治國秘訣。漢元帝在做太子時，見其父漢宣帝所用的大臣多是一些精通法律的“文法吏”，以法治國，便勸諫說，陛下治國太偏重於刑法，應該起用儒生，實行德政。漢宣帝勃然變色，斥責道：“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那意思是說，漢朝治國的製度，就是霸道與王道兩手並用，不可能純粹使用周朝的那種德政。”

可惜這位太子根本沒聽進去，自己當了皇帝之後，居然真的信起儒家來了，西漢也就從此走上了衰敗的道路，整個漢代最徹底的儒學治國就是王莽，把漢家製度全部改成儒家那套，結果也可想而知。直到漢光武帝，才重新開始霸、王雜用，儒家被壓下去，漢朝才重新開始振興。

二、唐代

唐代之初，又可以算得上是一個盛世。不過唐代的繁榮也和漢朝同樣，在唐代初期，統治思想主要還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同時也融合了儒家、法家、佛教等各種思想，各種思潮比較活躍，並且，這個時期的儒家治國方略也還是比較有積極進取心的。唐代的儒家思想在盛唐開始發展，到中期開始複興。這個過程中，把盛唐的功勞歸功於儒家是不合適的。

三、宋代

宋代應該算是儒家思想得到大發展的階段了。而宋代本身，也是國力一度世界最強、科技世界領先的階段。不過很有諷刺意義的就是，我們基本上可以從這個時代開始給中國的曆史一個轉折號了。

宋朝的統治者們從唐代的覆亡中總結了教訓，為了防止自己的皇權也受到同樣的威脅，從杯酒釋兵權開始，宋代一直重用文人領兵，而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的社會，所推崇的就是道德，是仁政，所以，國家武力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內部統治而不是對外擴張。至於科技這類的東西，更加不被文人們所看重。

宋代對外作戰的屢屢失敗，不得不四處賠款求和，其仁政的結果就是疆土不斷變小，年年向外歲捐。不過可笑的是，明明是自己賠款給別人來求和，名義上這些人居然是大宋的屬國。我們的大儒們似乎很滿足於這樣的太平盛世，直到來了一個不怎麽理會這些儒家學說的蒙古，將這些人統統趕下了海。

四、明朝

明朝的特點之一就是從朱元璋開始的痛恨商人，儒家曆史上一直有“士農工商”的傳統，其本質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會秩序上的體現。而朱元璋出身赤貧，他的理想便是“雞犬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的農業社會。這似乎很符合儒家的理想社會的情形，而這種想法的形成，恐怕與儒家的偉大理想脫不了關係。

如果有可能，我們偉大的朱皇帝甚至想廢除貨幣和商品交易。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海禁、閉關鎖國思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當然，也還有防止倭寇及其他海盜之類的原因，但終究不是根本。

明代是沒有海權思想的，我們的泱泱大朝出去遛彎的目的也不過是取炫耀一下天朝的強大而不是作為武力去征服。大家都是儒家的好孩子啊，所以，這樣耗資巨大的遠航行為雖然帶來了一些精神上的極大滿足但也讓明朝的統治階級有些肉痛，慢慢變得悄無聲息了。而海盜也好倭寇也好，我們的統治者們想到的不再是“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而是老老實實奉行仁政，把海給禁了，以為這些海盜倭寇們搶不到東西，也就太平了。

明朝還做了件大事情，就是八股取士。科舉製度起源與隋唐，開始的時候還是一種很有效的選拔人才的製度，並且較之前的製度有了很大的進步。在隋唐的時期，科舉考試的內容還是很注重選拔實際人才的，雖然也有單純的明經科，但也有很多其他方麵的考察，比如注重策論的進士科以及臨時不定期的由皇帝親自主持的製科考試（皇帝老兒本來就是想讓石越通過這種方式晉升的）。

而從明朝開始，考試就成了八股文，以四書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語氣闡述經義，“代聖人立言”，以八股文做答。而四書五經之外的隻是，統統成為雜學，無論是大儒還是普通的士子，都是不屑於學的。並且對四書五經的考試也隻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講究詞藻的華麗和格式的規範，不要求什麽獨立思考、創新見解。

以現在來看，華人的聰明似乎世界上還是比較認同的，但無論在哪個年齡段，我們跟西方學子也是差別明顯，國人善於死記硬背，而洋人善於標新立異，似乎也是比較一致的看法。

五，清朝

現在的電視上麵動不動就是“我大清”“奴才”“格格”，真是一個讓人緬懷不已的偉大朝代啊。

清代的海禁、八股科舉基本上延續明代的思想，也就不多說了。從早期的康熙來看，開始的時候他是比較開明大度的，不僅鼓勵和提倡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並且親自研究西方科學的一些問題、督促一些大型項目的實施。但他對西學的愛好隻限於個人範圍，而沒有考慮把這種愛好擴大到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

一方麵他在學習西方科學，另一方麵也感覺那些西洋人漸漸作怪，有朝一日會動搖清王朝統治的根基。權衡利弊之後，作出了推崇程朱理學的舉動以便與天主教抗衡。這個時期的天主教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階層產生了根本的矛盾，以至於有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說法。

大家耿耿於懷的就是清末的失敗。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從當時的客觀條件對比來看，清朝在鴉片戰爭中並沒有占絕對劣勢。但整個中國的國力與世界相比還是很落後的。但這個沒落的封建帝國依然是自大得很，視外國為“蠻夷”。

除了少數人對西方列強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們還是以天朝大國自居，儒家的人的概念更是以是否懂得儒家經典來劃分。因此，在鴉片戰爭的準備階段，對敵人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對進攻的企圖也判斷失誤，軍事準備嚴重不足。

鴉片戰爭的失敗原因也有製度方麵的問題。落後愚昧的製度造成應變、處置能力的低下，朝廷和戰方針不定，戰略被動，兵權握於皇帝之手，前方將帥沒有臨機處置之權，加上為了減輕罪責，往往謊報軍情，使得這種情況更加嚴重。

作為作戰的主體，清朝末年的軍隊實力也是腐朽不堪。整個軍隊除了對內鎮壓還能有點作用，對外禦敵則是嚴重不足。基本上這支軍隊的戰鬥力已經很低下，並且各級將帥的指揮也是很無能，對可以起到重大作用的人民的力量反而仇視，“漢奸遍地”、“漢奸充斥”，“防民重於防寇”，“患在內不在外”，在劣勢的情況下還采用這樣的方式，失敗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無論鴉片戰爭的失敗還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在武器差距並沒有懸殊到決定作用的情況下，內部的運作能力才是關鍵。可惜，這個天朝大國幾百年的太平盛世不但加劇了我們和列強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差距，也繼續維護著我們在思想上的僵化腐朽。

來看看我們的亞洲鄰國。

韓國、日本都是被儒家思想影響了上千年的國家，也是至今被很多新儒家們津津樂道的國家。

同樣是奉行儒家思想，並且因為閉關鎖國造成極度落後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突飛猛進，成為亞洲強國，從甲午開始就將這個天朝大國拋在了身後。日本的明治維新，其本質就是對儒家思想的拋棄，雖然因為其發展方針的需要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但在實現富國強兵的方麵畢竟是成功的。

而韓國，似乎很多人都非常向往儒家在韓國的興盛。但韓國的儒家恐怕和中國的不同。儒家倫理在融入韓國文化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重新闡釋、刪除和改寫了很多倫理部分的內容的儒家了，實際上，在中國很多被強調的東西在韓國並不被重視，而民主和自由什麽的實際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還有新加坡，建國於1965年，其後正是西方頹廢價值觀盛行的時代。為了對抗西方的頹廢價值觀，新加坡政府決定“不惜任何代價抵禦西方歪風的侵襲”，在大量引入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在內涵上剔除了傳統儒學中帶有強烈封建性色彩的政治學說，強調其中關於個人修養的內容，並且融入了自己的特色，“把適合我國社會的儒家倫理價值觀念灌輸給年輕的學生”

寫了這麽多，總的來說，相對那些古聖先賢們，我們作為有更多曆史經驗的人完全可以站在新的角度重新看待我們的曆史和文化而不必盲目崇古。處在這個知識廣泛交流的時代，我們也完全沒有必要用什麽已有的思想來作為精神支柱，而腐朽的儒家思想體係更不值得去“複興”。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不錯的東西，但也應該要認真分析利弊，不要陶醉在其道德高尚的偉大空想之中。一方麵，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是違反人性的統治工具，沒有必要遵循；另一方麵，作為個人修養的儒家，也應該仔細考慮一席其利弊然後看怎麽合理利用。

（楚沐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