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前半生之三：文革動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父親正擔任野外隊總工程師。運動伊始，地質局的老領導李局長等人首當其衝，成為“走資派”的批鬥對象。為了自保，他們把最信任的老部下——父親——從野外隊借調回成都機關，讓他幫助維持局麵，等於是推到“保皇派”的位置上。

 

父親謹小慎微，不擅長政治，卻被裹挾進了“大聯合”的群眾組織，當選為勤務組裏的一名“勤務員”。所謂“大聯合”，最初隻是幾個小的群眾組織並在一起，但很快形成了與另一派群眾組織“山洪”對立的派別。

 

別以為區區“勤務員”沒什麽了不起，雞肋般的存在卻仍然有人羨慕嫉妒恨。一天，母親回家的時候，路過隔壁鄰居家門口，遇到鄰居阿姨。不料平時和顏悅色的阿姨突然對母親破口大罵，說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話（比如“你丈夫燒了我老公的鋼筆”之類），卻不明說她的真正訴求。後來才估計，她是對老公沒有當上勤務員不滿。從此，原本友愛的兩家人再無來往，見麵時形同路人。

 

父親所在一派主張“抓革命促生產”，努力保持機關運轉；“山洪”則以“橫掃牛鬼蛇神”為號召，常常武鬥鬧事。當時局裏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一次隻認識幾個字的我看到其中一張大字報上，父親的名字打了紅叉，旁邊的漫畫竭盡醜化之能事。不用說，這肯定是山洪的傑作。

 

父親在派性鬥爭中多次被押上台批鬥，胸掛木牌，低頭“認罪”。不過有時候山洪的頭頭也享受了同樣的待遇。

 

1967年二月，北京爆發“二月抗爭”（又稱“二月逆流”），全國“造反派”一度受挫。父親也在風聲中被抓進成都軍區，關押一晚，第二天清晨就被釋放，顯然是老上司們極力營救的結果。

 

成都不像重慶等城市，不是武鬥的主戰場，但小規模的武鬥也是有的。地質局南牆外，隔街就是成都市第二師範學校，裏麵的學生分為兩派，分別占據一棟教學樓用步槍互射。不知道他們互相的傷亡如何，街上過路的卻常常被誤傷致死，校牆上常有訃告。地質局內臨近南牆的居民不得不在屋裏打地鋪以防流彈。

 

地質局內部的武鬥遠沒有這麽慘烈，最激烈的一次是“科研大樓攻防戰”：攻方戴著藤帽，拿著鋼釺，逐層進攻。而守方則朝攻方仍石灰塊（沒敢扔磚頭）。最後攻方隊員攻到了頂層，將守方隊員痛打一頓，但沒人死亡或致殘。

 

父親有一次在街頭遭到“山洪”圍攻，燈芯絨外衣被扯得粉碎，險些受傷。鄰居沈叔叔雖然隻是大聯合的普通成員，有一次被打得更慘：不僅衣服被撕，眼鏡還被打碎，眼中充滿血絲。

 

到了1969年，派性鬥爭逐漸降溫。春節時，父親還帶我一起回到農村老家過年。四月，中共九大召開，成都局裏舉辦慶祝活動，父親帶回家一些鞭炮。九大閉幕遊行那天，他托關係讓我坐上了局裏的宣傳車，那是我童年記憶裏難得的興奮與榮耀。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當年下半年，軍管會正式接管地質局，派性鬥爭徹底收場。次年，1970年，父親進入地質局療養院舉辦的學習班，每個月才能回家一次。當時母親又要隨隊出差野外，我年幼無人照料，隻好請奶奶來成都幫忙。

 

這一時期，父親在政治風暴中幾度沉浮，既有險象環生的時刻，也有日常瑣碎的小記憶。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他所能做的，不過是謹慎行事，保全自己與家庭，默默等待風暴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