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橋
各次出遊的流水帳
一、早年求學
我父親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四川某縣的一個中農家庭。這是一個典型的丘陵地區縣份，隔龍泉山與成都相鄰。雖相距不過幾十裏，卻在過去長期被拒之城市化之外。直到2010年代初，這個縣才被正式劃歸成都市——那是爺爺生前一生未能實現的“城市夢”。
爺爺早年曾動過搬去成都的念頭。那是個樸素又現實的想法：一方麵羨慕城市的繁華，另一方麵希望子女能進入城市生活、工作，有一個穩定的未來。但他最終沒有這樣做。那時雖無後來的戶籍製度，但作為擁有土地的中農，放棄田地進城，是極為艱難的。
父親自幼聰穎，但家中清貧，曾中斷學業約半年。複學後，奶奶為他準備了一袋紅苕幹作為幹糧帶去學校。幾十年後，父親提及此事仍曆曆在目。他還告訴我，為了不被同齡同學嘲笑年紀大，特意在報上學時少報了兩歲。這讓人懷疑，他的學業中斷可能遠不止半年，但也顯示了那個時代寒門學子的隱忍與智慧。
土地改革時期，我家被劃為“中農”。這是一種“不上不下”的政治身份：得不到多少好處，卻也避免了批鬥和剝奪。但並非毫無“曆史問題”。爺爺年輕時曾加入當地的袍哥會，而父親本人在解放前夕，曾和同學一同加入三青團的外圍學生組織。這些“組織關係”雖然沒有帶來滅頂之災，卻也在他的政治履曆中留下了模糊的陰影。
2012年，父親向我透露一段更加隱秘的往事：解放前夕，一位來自同縣、同姓的軍閥，打算從族中挑選少年做勤務兵，爺爺曾考慮送他過去。這讓我驚訝不已——因為我的外公正是這位軍閥的軍需官。這位軍閥曾雄踞川北，1935年被紅四方麵軍擊敗後失勢，據外公說他出家當了和尚。因此我對父親的說法存疑：一個和尚需要什麽勤務兵？後來有了互聯網之後我才查到：這個軍閥失敗後，馬上被蔣介石撤職查辦，但不久又被任命為國防部參議。1949年又參加了劉文輝領導的起義，作用雖然不大，但仍然混到了文史專員和省政協委員的職位。很可能他短期當過和尚，不久就還俗而任高官。不然，後來不僅沒有資格參加起義而在新政權混飯吃且善終，而且還可能有性命之憂。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時就是榜樣。
父親1953年參加全國統一高考，成績優異，三百多分。在今天，這可能是頂尖高校的分數（他的一位高中同學就以相近的分數考上北京地質學院本科，後來吃香喝辣），但當年，因家境拮據，他不得不選擇一所“包吃住”的專科班——重慶大學地質係。當時重慶是西南地區的中心。能去重慶上大學被認為是很有麵子的事情。
臨入學的時候，父親家裏竟然窮得連去重慶報到的路費都負擔不起。他隻能先到較近的成都省招辦請求幫助。後來招辦派了一輛卡車送他們幾十名新生到重慶入學。
在大學裏，父親德智體全麵發展。在那個講究出生的年代，他的中農出生畢竟不是剝削階級。學生中不乏出生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同學，甚至有解放軍和誌願軍推薦來的戰鬥英雄，但可惜他們基礎太差，高考成績才一百多分甚至幾十分。而父親高考300多分的成績一騎絕塵，名列第一。跟他學習接近的同學全都來自剝削階級家庭。同時，他還頻頻參加體育活動，是校籃球隊員。因此他就被選為校級學生幹部，有機會參加學校的管理。
也正是在這裏，父親認識了母親。母親來自川東某縣，家庭成分定為“地主”——外公雖隻是一個地方小廠主，曾為軍閥部隊服務，因而成為政治標簽的犧牲品。母親聰明堅強，克服了成分帶來的各種障礙，堅持完成學業。兩人的結合，是那個年代“紅與黑”之間小心翼翼的靠近。
1955年他們畢業，父親留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去了西南地質局機關工作。而母親被分到該局的一個野外勘探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