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前半生之初入職場

 

1955年大學畢業後，父親留校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後調入西南地質局機關工作，開始了他人生真正的職場曆程。母親則被分配到局屬野外勘探隊，從此長期奔走在山川之間。兩人的崗位雖然不同，卻在同一個係統裏，並肩走進了新中國建設的洪流之中。不久，四川省地質局在成都成立，他們又被分到該局。旋即，四川省地質局成立科研所，母親被調到所裏。這樣，兩人都在成都工作，雖然常年出差不回家。這是地質工作的性質決定的。

 

1957年，反右運動爆發。在此前的“大鳴大放”中，許多幹部、知識分子紛紛暢所欲言，父親也曾被同事勸說要“提些意見”。然而他謹小慎微，強忍住一句話也沒說。正是這種克製，讓他在隨後鋪天蓋地的批鬥中幸免於難。幾十年後父親仍常感歎，這一忍救了自己一生的前程。而他身邊幾位才華橫溢的同事，卻因一句直言被打成右派，從此荒廢數十載，令人唏噓。

 

母親經常陪同蘇聯專家外出野外考察。那時的考察場麵頗為隆重：有解放軍戰士持槍護衛，蘇聯專家居於車前顯眼位置，其他隨行人員——包括母親——則坐在後車廂裏。家中相冊裏至今保存著一張發黃的照片，定格了這一幕。母親常說，這些出差既是鍛煉，也是考驗。

 

1959年，父母在全國即將進入困難時期之際結婚。那時物資極為匱乏，婚禮辦得異常簡樸，沒有酒席，也沒有親友齊聚的熱鬧場麵，隻是在同事間散些喜糖，以示喜事。新房是單位分配的宿舍，家具同樣由單位提供。兩人把各自的被子搬到一起，便算是成了家。就是這樣一場幾乎無聲的婚禮，卻飽含他們對未來生活的全部憧憬與堅毅。

 

然而同一年，大饑荒的陰影驟然降臨。四川尤為嚴重，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爺爺——因營養不良導致舊病複發，於1960年去世。同年，父親的大姐也沒能熬過饑餓，撒手人寰。饑荒年代，地質局的糧食定量被大幅削減，食堂裏端上的隻是清湯寡水，職工們個個饑腸轆轆，浮腫成了常態。局裏隻得開放院中空地，允許職工開荒種地。父母在那片土地裏密密麻麻種上豇豆、牛皮菜等生長迅速的蔬菜，收獲後醃成泡菜充饑，勉強支撐生活。

 

父親在饑荒中仍竭力照顧弟弟們。他把三叔和四叔接到成都上學。三叔幸運地考上了成都工學院的大專班，包吃包住，從此走上穩定的道路。後來他感謝父親改變了他的命運。而四叔則沒那麽幸運，高中畢業後未能考上大學，隻能在糧食緊張的情況下返回農村，最終因貧困和疾病早逝。

 

與四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父親在出差北京、湖北、江西時，看到這些地方供應依舊充足，街頭處處有包子饅頭出售。這讓他對所謂“全國普遍災荒”的說法產生了懷疑，也更加體會到四川人民當年的困苦。

 

熬過艱難歲月，1964年後國家經濟出現短暫的繁榮，供應恢複，物價低廉。母親常常出差在外，父親便時常帶我去對街的嘉興飯館改善生活。那是童年記憶中少有的溫暖畫麵。

 

這段時間，因為經濟改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威望達到頂點。其頭像常常登在報紙頭版，與毛澤東並列，功高震主，預示著風暴的到來。

 

母親在這段時期參加過“四清”工作隊，下鄉深入農村，直麵基層的貧困現實。她說，她曾經到貴州勘探。相比貴州山區的赤貧，四川農村已算不上最苦。她甚至因此在晚年拒絕前往貴州旅遊，直言那片土地讓她心有餘悸。

 

在此期間，父親的工作能力得到上級認可，常常有機會直接接受省委副書記楊超的指導。1965年，他因業務能力突出，得到了李局長和王總工程師的認可，被提拔為副處長，並被派往野外隊鍛煉，準備不久後升任處長。正當前途一片光明時，一個意想不到的隱患卻浮現出來：父親在一次青黴素皮試中發生了嚴重的過敏性休克。雖然當時未引起足夠重視，但這段經曆埋下了他日後健康上的隱憂。

 

這一時期，父母經曆了國家的巨變與個人的艱難。他們的青春在動蕩中燃燒，卻在彼此的陪伴與責任中，頑強走過了那段坎坷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