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財富、道德和商業行為

物質財富、道德和商業行為

 

良心和道德是同一事物，良心是內在的，道德是外在表現。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公平，一是愛心，這兩者在某些情況下是矛盾的。

 

中華文化下的一切問題都用道德來掩蓋，更準確地說是用道德內容之一的愛心來掩蓋，因為中華文化並沒有公平的意識或概念。比如，宣揚“以德服人”、“以德治國”，其實是在宣揚有愛心者才能被尊重、被佩服或居高位，是非公平觀念的一種表現，即沒有人格平等觀念。在這理論體係下，全民都理直氣壯地指責官員的道德敗壞，卻不能想到官員不過也是普通人，自己的道德或Average道德未必就比官員的道德高。這種錯誤的根源在於混淆了道德裏公平和愛心這兩種成分。

 

法製和政府職能，首先和其實能做的不過是最大程度地保證公平，這就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法製體係。而更高尚的道德--愛和愛心則是法製之外的事情。比如，契約和違反契約是公平範圍內的問題，法律和法製可以通過立法和執法來解決（即，明確定義並有強製和懲罰手段，而這些都違背了愛的原則）。福利製度與其說是愛心，不如說是為全民都好（因為每個人都有落入貧困的概率），或全民都成本更低的手段（財富分配差異過大導致動蕩革命統計上對每個人都是得不償失）。

 

商業行為不能單純靠自律的道德（公平和愛心），因為公平和愛心都不能靠自律而Prevail。愛心!=公平，愛心雖然在道德上比公平高尚，但由於人性的弱點，有愛心的人並非一定能做到公平。比如，一個有愛心的人可能在商業上不誠實，因為有愛心的人可能並不具備公平感、甚或混淆愛心和公平（比如，有愛心的人可能認為有錢人就應該捐獻，而有公平感的人尊重有錢人不捐獻的權利和選擇）。愛心和公平在某些情況下相互矛盾，在大多情況下也難以清晰地相互比較；而且，愛心難被量化，也難以操作，而公平則容易被量化並操作。中華文化認識不到這些差異，或被低道德者故意混淆這些差異，因而，華人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錢情糾葛一直夾雜著道德，是無理性的表現之一。打感情牌進行以利益為目標的欺騙在這種錢情糾纏中最為常見，最常見的結果是高道德（因為愛心而容易被騙）且有能力（因為能力才有利用價值）的人被欺騙後，還背負無端的道德指責（有錢有能力就該如何如何，而且無論做多少都不夠、都不被滿足）；使得道德更低者在實踐上總能勝出，從而華人道德低水平循環千古，操作上也是拚誰更沒道德底線，沒有最低，隻有更低。

 

所以，商業行為的基石是以公平為基礎的法製。特別因為，個人的道德以及個人對道德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從而對物質財富的態度，對賺錢的態度和理解賺錢手段也不一樣，基本上可以說，任何兩個人之間都不同；而商業行為是逐利的，持續能成功地逐利才能使得商業行為持續下去。既然商業行為必定牽涉到至少兩個人打交道，那麽，以法製為基礎才Practical，Practical的意思是，一方麵有現實可行性（否則，高道德者被欺騙後，商業[合作]行為就中止了），另一方麵能長久（否則，以感情為幌子的欺騙敗露後，被打作幌子的感情[比如，親情或友情]就中止了）。

 

在西方的這種先進且務實的理念下，Business is business. 因為，任何單方麵的持續寬容和忍讓都不能長久，所以，也不能導致好結果，唯一的最佳手段是：態度上寬宏大量，但事實上要平等互利。否則，以金融行業為例，該行業直接與錢打交道。對未跨過金錢和心理艱難考驗的絕大多數普通人，其貪婪是無止境的；而且，出了錯誤或虧損，絕大多數非Successful Trader總是把原因歸結於別人，而正確或盈利都歸結於自己，這非常危險。在合作上，Trader吃點虧也就罷了，但重要的是，這使得事情成不了，結果對大家都不好。

 

Business is business是有其道理的。人對財富的理解很不一樣，在錢財利益麵前，很少人能主動保持道德，別說愛心，未跨過金錢和心理考驗的人連公平都難主動做到，甚至有法律強製的情況下都難被動做到！

 

很多人或大多數人都目光短淺，別人的善良和容忍在Business上變為可欺。善良就是被用來欺騙的，這是絕大多數人為什麽不成功的原因，不但在Trading Profession上不成功，在生活的其它方麵也一樣，因為，無法對自己誠實，也不對自己負責，更不反思自己、認識自己。尤其對於華人，承認自己的錯誤異常困難。Deliberately using or cheating somebody's grace and kindness is not something should be forgiven. It is a principle. 西方這一點上很務實，很公平，人情是人情，利益是利益，所謂的人情就沒有實際上的互相利用、糾纏不清。除了先天不足、戰爭、災害、疾病、沒有教育機會或工作機會（這些都不是當事人的錯），任何其它可憐的人，實際上都不值得任何同情。

 

以金融行業為例來說，Business is business是Practical的，因為1）公平，更重要的是2）可以把事情辦成。所以，不但要按行規收Commission，還不能收少了，否則，資金方不尊重這項高智慧、高技能、極少人能達到成功的工作。誠意是雙方的，任何單方麵的持續的大方，隻能受到不公正對待。更何況，有錢拿出來做金融投資的人，都不缺錢，而且Commission是在盈利的基礎上！

 

法製不完美，但體現了最大程度的公平和合理，這是道德的一部分，所以，法製Practically成功強製了一部分道德。道德的另一部分是愛和愛心，這是法律和法製所約束不了的，也與錢無關，推論起來則與商業和商業行為無關，盡管實踐上的共識是要有最起碼的道德底線（比如，最起碼的同情心或不能與禽獸無異）。

 

法製就是保障公平的技術手段，忽視技術手段是中華文化的本質落後之一，不但表現在社會運行或治國上，而且基本上表現在方方麵麵，比如農耕技術幾千年無進步，烹飪器具和方式幾千年無進步，房屋和居室等常用物品的設計和使用方式幾千年無進步，交通運輸方式和條件幾千年無進步，等等。雖有“磨刀不誤砍柴工”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好諺語，但都不過是停留在口頭上，一個對任何事都不認真的民族，從未真正地實行，即，從不考慮如何做：如何磨刀，如何才能磨得有效率；如何利器，成本、可能性、方案如何優化等等。這些就進入理性的範疇了，而理性是華人和中華文化一直缺乏的。

 

（理論上，哲學必定包含理念和方法論，華人的各種“學說”萌芽[比如，道家、法家等等學說萌芽]都隻是理念，沒有方法論的意識，所以，華人從來沒有過真正的理論探討。華人抽象思維意識雖差，但還有點抽象範圍的“學說”理念。而方法論的形成包含演繹和歸納兩部分，照說演繹需要更多的抽象思維，而從實際實踐經驗總結的歸納對抽象思維的要求少一些，但華人卻也缺乏歸納！原因可能在於，邏輯是屬於理性範疇的，歸納也需要邏輯思維，而華人沒有邏輯的概念！）

 

“為富不仁”指責的是富人有錢後不施予。這個成語的來源在於，在華人的心理，富人賺錢的手段和過程總是道德低下的，而且有錢後又驕橫跋扈。事實上，在中國曆史上至今，這話並沒有錯，也造成華人的道德觀裏，富是不道德的，盡管異常羨慕並向往（中華文化和曆史上，由於以上述說過的原因，高道德者不可能在物質上富有！），並情願屈膝於富人腳下，所以，道德者就不得不走入了另一極端：必須物質匱乏到衣不蔽體才能顯示高道德（比如，毛澤東必須虛假地說，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沒吃肉；宋美齡去世時被宣揚帳戶上隻有十萬美元存款，等等）。《陋室銘》固然蔑視物質，有其可取一麵，但“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卻是對“雖是陋室，唯吾德馨”的最大諷刺：人生而人格平等在哪裏？物質上很低下，精神上也很低下！華人應該摒棄這種蔑視“下等人”的一切“傳統文化”和教育。

 

但“富人賺錢的手段和過程總是道德低下”應該用“成富不仁”來正確地表述，如果財富來自正道，“為富不仁”不應該受到指責。因為，西方的雙贏概念使得富人在創造財富過程中已經對社會做貢獻，更兼交了稅。如果富人稅率低，比如，這正是美國現在的問題，應該改革的是稅製（法國剛做了）或整個分配體係（法國的富人放棄法國國籍以逃避最新的稅製，如何才能禁止這種合法逃避法製的避稅？），而不是指責“為富不仁”。退一步來說，富人承認為富不仁了，現在想“為富且仁”，那仁到什麽程度才算“仁”、才能大體上令所有人滿意？這又涉及到公平問題，也是哲學上方法論的問題（即，如何才能達到該理念），而華人是沒有這方麵的思考意識的。

 

所擁財富多寡與財富觀本是不同的概念。盡管窮人的慷慨極令人感動，但事實上很少，生活中，窮人更計較；Practically，富人更慷慨。慷慨窮人的財富觀與慷慨富人的財富觀應是令人等同尊重的。“為富不仁”，雖被華人常以虛假的高道德姿態譴責，但實際上不比“為窮不仁”更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