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演講:沒有是非觀和信仰的悲哀
羅素不是基督徒,並在1927年做了著名演講《我為什麽不是基督徒》,但並不代表他沒有信仰。比如,在1957年出版的書《我為什麽不是基督徒》(該書收錄了同名演講)中,羅素對於不存在上帝的人生和宇宙發表了感慨,顯示出他晚年對人生的悲觀看法:
“如此看來,科學更使我們相信世界漫無目的,毫無意義。置身於這樣的世界,從今往後,我們的理想必須尋到安身之處,如果還能尋得到的話。人是原因的產物,不曉得末後的結局;人的出生、成長、希望與懼怕,愛與信念,隻不過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組合;激情、英雄氣概、深邃的思想與強烈的感受都不能留住生命使之逃離死亡;世世代代的勞苦,所有的熱情,所有的靈感,所有輝煌的才華注定要在太陽係茫茫的死亡中消逝,人類成就的殿堂終歸要埋在宇宙廢墟的瓦礫中。所有這一切,即便不是無可非議,也是真實確鑿,任何哲學都無法否認。”
Bertrand Russell, "A Free Man's Worship," in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pp. 106-107.
科學、哲學、宗教是三個不同的層次,彼此也無法相互證明。哲學已經算精神領域,但還是低於宗教,且不論宗教正確與否、好壞與否。三者的共同點是:都有明確的是非觀和邏輯體係。 羅素呼籲人類要獨立思考,勇敢的麵對世界的一切,用知識、善良、勇氣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但不同意羅素所說:“宗教是建立恐懼之上的”。
想到這些,對莫言的諾貝爾獎演講更有些感慨。起初,覺得該演講不值得說什麽:沒有任何主題、沒有任何美感、沒有任何邏輯、沒有任何亮點。僅簡單地評論了“Speech不過是在煽情地歌頌母親、歌頌自己、解釋自己的作品、歌頌自己的成長罷了。一點點抽象的水準都沒有!更別提精神追求了。諾貝爾委員會是不是搞錯了?”。這已經很客氣了,本想說的是"不過是在煽情自私地歌頌自己的母親、家人和親戚朋友、吹噓自己、不遺餘力地在爭議中辯護自己的作品、吹噓在成長中自己多牛氣、多能、多聰明罷了。你們不服?那我就是得了諾貝爾獎,你們怎麽著?"
外媒采訪他,有關劉曉波和新聞審查,他的所言所為都可理解,他也沒有能力改變什麽。諾貝爾獎金750萬人民幣,他已表態準備用在北京給自己買房,這是他的自由,祝賀他!他的作品會被一版再版再賺個盆滿缽滿,那是他當然的本事!
從沒讀過莫言的任何作品,連電影《紅高粱》都沒看過,因而無從評論他的作品。但僅從莫言的諾貝爾獎演講的水平和層次,真是令人要求低到不能再低:能不能有一點點是非觀?他從過度地渲染自己本人所得的母愛和稀鬆平常的人性入手,廉價地賺得普通讀者與聽眾的淚水漣漣。然後以中學生水平平庸地講了幾個故事,比《伊索寓言》差遠了。讀者可以從各方麵理解,似是而非,他自己卻不揭示。而寓言和比喻方式是所有表達法裏最低級的方式,因為沒有任何邏輯推理,且遑論在沒有主題的情況下?更何況,能不能稍微做點準備,把所有故事都稍微精煉一點點,能不能在編排上有邏輯一點點,能不能在銜接上自然一點點?
莫言中庸圓滑,非常中國人式地回避了所有基本的問題。可以理解這篇演講要向國內各方麵都交待得過去,從而也能在中文媒體大行其道。誠然,對於爭議,莫言曾無數次回擊:去看我的作品。但對於諾貝爾獎演講,這起碼不是一個低級流氓式地辯護自己作品的時機,也不是一個吹噓自己能力的時機(他強調“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初稿”),因為,得獎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回擊和認可,連這點起碼的自信都沒有?無恥!
這也起碼是一個必須展示價值觀,特別是對文學樸實和普世價值觀的時機,這是基本的是非觀,而非莫言是金。通觀全文,隻有一句人話:文學比政治要美好得多。
羅素真的錯了,真的並非“宗教是建立恐懼之上的”,因為,恐懼之下,連是非觀都沒有了,連對錯都不敢表達了,還談什麽信仰?
可憐的諾貝爾文學獎獎壇!
可憐的... ...
很多人感動了,哭了,而我沒有哭。這是莫言提倡和力挺的:我有不哭的權利。